女记者调查山村“怪胎”，意外救出24个年轻女孩（组图）

之前我听过一个段子，叫“刚出生的孩子不要着急丢，再等等。”

这是说刚出生的小孩太丑，等他们稍微长大点就会变好看。

调查记者汤布莱曾接到热线，说有个偏远小山村里，出生了一对女婴，母亲见到后直接被吓晕了。

村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怪胎，谁都想象不出，她们长大后会是什么样子。

汤布莱有种不祥的预感，这两个孩子很可能活不下来。

她紧急驾车赶往小山村，想救下那对女婴。

有人说，做记者太感性了不好，容易偏离正轨。

这话也许是对的。

有一次，我孤身前往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想救一对刚出生就被宣判了死刑的女婴。

但到了当地，才发现事情远比我想象的复杂。

而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因为这对女婴，最终“救出”了24个女孩。

那是2006年的5月31日，我接到一通新闻热线，有个偏远山村出事了：

有个产妇在家拼死生下双胞胎，刚看了一眼就吓得晕死过去——两个女婴身体连起来了。

此事在当地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第二天我独自驾车前往，我不仅想抢一个独家新闻，更重要的是，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爆料人说，当地村民都感叹这是怪胎，恐怕会给村子带来不祥之兆，要尽早想办法“处理。”

我能想象到的处理方式就是杀死女婴。

距离目的地有300多公里，我中途没有停歇，从早上开车到下午4点多，结果发现当地的乡政府工作人员都去开会了。

我不甘心就此打道回府，在街上问到一个微型车司机，他愿意送我去目的地——梁家村，条件是给他60块钱。司机说进山的路太难走了，我的车根本不可能进去。

为了能早点看到连体女婴的情况，我当即答应了。

不过我想到一个女人独自跟着个陌生男子进山，为了安全起见，决定留张字条给乡政府的留守人员，上面写明我的身份，采访目的和司机车牌号。

微型车很快驶入一条狭窄的土路，连日雨水，道路泥泞不堪，一路打滑。

进山的路（来自央视纪录片《同心劫》）

司机先看出了我很紧张，不断找话跟我闲聊。

我了解到女婴所在的那个村庄很穷，气候恶劣，没有土地，也没有资源，百姓祖祖辈辈靠天吃饭，一年有几个月要靠救济粮度过。

聊到一半，突然车底传来“嘎啦嘎啦”的声音，司机说：“糟糕，发动机掉了。”

然后他掏出几根铁丝把发动机固定住又上路了。

越往山上走越险峻，旁边就是悬崖峭壁，我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惧，拽紧了车门把手。

夜幕降临我才赶到了村庄里的一所小学，一看黑板报，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不仅有老师学生，梁家村的村长和村委会的人都在。

大家热情邀请我先吃饭，我心里记挂着那对连体女婴，跟村长说想先去看看，再回来吃饭。

没想到村长说产妇家离这里还有十多里地，刚下过雨，路很不安全，我想去也去不了。

要在城里，十里地跑个步就能到，但刚才那一路让我还心有余悸，只能作罢。

昏暗的灯光下，没有桌子，大家围着火炉就坐，村长给我舀了满满一碗菜，屋里只有我一个女的。一天没吃饭，我还真饿了。

这一晚，我留宿在村委会的值班室，虽然已经入夏，但山里的夜晚很凉，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感觉今天发生的事像是做梦一样。

第二天，我在全身奇痒无比的状态中醒了过来，我被跳蚤给袭击了。雨停后，村长安排了全村摩托车技术最好的小伙送我。

山路一直在深不见底的山崖边盘旋，摩托车在稀泥的路面，一路漂移而下。

半个小时后，我终于见到了她们。

在一座低矮的屋子，我推开一扇老旧的木门，空空荡荡的屋里，家徒四壁。

除了靠墙有一张床，和一个矮小的案桌，再也没有其余的家具。屋子正中的火炉边，产妇徐丽芬正拿着奶瓶，给孩子喂奶。

抱着孩子的徐丽芬

看见我，裹着头巾的徐丽芬努力挤出一丝笑容，目光暗淡无光，透着一种无奈的悲苦。

其实，徐丽芬是个年轻漂亮的母亲，皮肤光洁，大眼睛，高鼻梁。

她怀中的婴儿用一个绣花包被裹住，两个小脑袋在同一个包被里，这样的情景我还是头一次看见。

我轻轻走近，其中一个闭着眼睛仿佛睡得很熟，另一个正在用力吸着奶瓶里的奶，一只小手从包被里伸了出来，不停地抓握着。

徐丽芬把小手塞回包被里，不一会儿，小手又伸了出来。

因为我的到来，屋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熟睡的小家伙也醒了，她睁开惺忪睡眼，另一个也吐掉了奶嘴，开始大哭。

一个哭，另一个也哭……

徐丽芬拍着哄，但好像作用不大，她把孩子放到腿上，解开了小包被想看看是不是尿了。

 当这对小家伙完全裸露在我眼前的时候，我发现她们从胸部到腹部完全粘连在一起，而且只有一个肚脐眼。

由于面对面连体，她俩的双手不时做出拥抱状，四只小脚从包被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也开心地乱蹬。

“怪胎”一点也不怪，甚至还有些可爱。

我猜她们只是胸腹的皮肤连在了一起，做个手术分开，就是两个漂亮的双胞胎姐妹。

梁家村虽然通了电，但全村当时还没电视机，他们都不知道记者是干什么的，也对我的到来更加好奇。

徐丽芬一家也只以为我是来看热闹，我告诉他们，我来是要把连体婴儿的事报道出去，如果有医生看到后，说不定能够帮助她们做分离手术。

徐丽芬的眼神亮了一下，又暗淡了回去。

大家还是不知道记者能干什么，他们找来村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老人一本正经给大家介绍，说记者很厉害，他们写的报道，省长都看得到。

我后来才了解到，这老人是一个老红军，孩童时期就跟着红军长征，途径宣威时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流落到了梁家村，伤好了红军早已远去，他也就留了下来。

前几年听说政府对老红军有补助，他找了很久终于落实了政策，一个月有70元补助。

老红军无儿无女，这些钱大都拿来救济村民了，他不仅是村里最富有的，也是最有威望的。

听老红军一说，大家这才半信半疑，七嘴八舌给我介绍起来。

徐丽芬今年21岁，结婚三年才有了身孕，当地的接生婆发现她的身体特征比较突出，建议她到县城医院去检查。

可因为家里穷，出门的路又不方便，徐丽芬始终没有到过医院，直到羊水破了，才把接生婆叫到家中，准备接生。

当婴儿的头部出来后，就没了动静，身体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卡住了。

凭着多年接生的经验，接生婆隔着肚皮小心地探查，结果摸到还有另外一个头。

她是一阵惊喜，连说是双胞。若再拖延下去，不仅在子宫里的婴儿会窒息而死，连产妇的生命也难保。

接生婆果断将手探进产妇子宫，把一孩子的头拨向另一孩子的头边，然后用力将两个孩子拉了下来。

女人生孩子都是鬼门关走一回，我也是做母亲的人，根本无法想象产妇那是何等疼痛。

接生婆仔细一看，自己拽出来的竟然是一对从未见过的连体婴儿。

没有呼吸，更不会哭。接生婆倒也沉稳，知道是因分娩时间过长，缺氧了，赶紧用纱布盖着婴儿的嘴，做起了人工呼吸。

命大，十多分钟后，两个婴儿“哇”一声啼哭开来。

当两个孩子抱到徐丽芬跟前时，年轻的母亲当场给吓晕了过去。

很快，徐丽芬生了怪胎的事情在全村就传开了，人们纷纷来到徐家，人进人出乱成一团了。

产妇不省人事，连体婴儿哭得声嘶力竭。徐丽芬的丈夫梁中恩早已手足无措，蹲在墙角哭了起来。

到下午15时，徐丽芬已两次昏迷，每次醒后就病情加重，全身僵硬，不时抽搐，发疯般地咬自己的舌头，满嘴都是血。

就在危急关头， 也不知是谁说了声：“我们凑钱吧，不赶紧送医院抢救怕是人要没了。”

村民们闻言纷纷响应，5元、10元的、1角，甚至还有硬币，一下午，收到满满一大簸箕，共4800多元。

梁家村是有名的贫困村，全村有80多户人家，共400多人，户年均收入600元左右，这些钱，是乡亲们省吃俭用很久才能攒下的。

大家说捐就捐，没有登记名字，更没有说要还。

村民们又赶紧联系车辆，唯一的手机没有信号，只能派腿脚好的到山顶去打电话，外面的司机一听，都说路太危险不敢去。

直到晚上8时，才联系上一个中巴车司机，他是个退伍军人，曾经是部队汽车连的骨干，他果断停下手中生意，赶往梁家村送产妇上医院。

可此时，又一个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从村委会到徐丽芬家的羊肠小路，许多狭窄的地段中巴车根本无法通过。

村民又自发拿上工具，去修路了。当时天已经黑了，大家举着火把和手电筒，挖的挖、抬的抬、铺的铺、垫的垫。

村民在修路（来自央视纪录片《同心劫》）

从山下往上看去，一路都闪着手电的光。没想到这些村民如此穷困，却又如此的善良团结。

第二天凌晨，徐丽芬被送进了县城医院，经过医生全力抢救，三天三夜才恢复了神志，刚开始她有些失忆，忘记了自己生孩子的事。

后来想起时，一下着急起来：两个女儿怎么样了？她们可是自己拿命换来的呀。

虽仍处于危险期，徐丽芬固执要求立即回家。

母亲的预感是准的，她昏迷的这些天，家里已乱得如同炸了锅。

村里的老人说，这样的娃娃从没见过，连听都没听过，恐怕是不祥之物，会给村子带来厄运，不能留。

留守的婆婆很矛盾，两个孩子还活着，总不能弄死她们呀。

再说儿媳妇也不知生死，要是回来问她要孩子怎么办，毕竟是她怀胎十月生的呀。

不能处死，眼睁睁看着她们死也做不到。家里啥也没有，她每天只有兑点白糖水给她们喝喝，是生是死只能看她们的造化。

命不该绝，两个孩子就这样活了下来。

徐丽芬在医院时，医生已经告诉过她，连体婴儿不是怪胎，还有成功分离后健康长大的。

可当医生告诉他，分离手术可能要二三十万，徐丽芬沉默了。

这个天文数字，一家人不做梦都不敢想，梁家村里的所有人，都不敢想……

了解完情况后，我马不停蹄赶回县城，找网吧开始写稿，早一点把新闻发出去，就能早点帮助到连体女婴。

我写完稿子连夜开车回了昆明。

第二天一大早，我接到昆明市人民医院的热线电话，说院长李立看到了新闻，说想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我很激动，预感到连体婴儿分离的事有希望了。

李立是肝胆科专家，十年前从美国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是我国在该领域的国宝级人物。

翌日一早，我陪同医疗队重返梁家村。这一次，梁家村万人空巷等候在村口，迎接专家组。

一个裹着小脚，满头银发的老奶奶也站在人群等候，我好奇一问，才得知她今年已经97岁，是村里最年长的老人。

老奶奶说自己活了近百岁，第一次见到省里的大领导，要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呀。

时间紧迫，专家组只在徐丽芬家呆了几十分钟，李院长决定带连体姐妹回昆明，做详细检查。

离开阿都乡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又下起了小雨，几百村民跟着汽车和医生道别。

第二天凌晨，车队回到昆明，所有人都非常的疲惫。但一进医院，李院长便直奔医院ICU病房去看望危重病人。

路途遥远，小家伙们可能一路颠簸得难受，显得很烦躁，哭闹不停，儿科主任亲自给小家伙洗了澡，这是孩子出生后第一次洗澡。

安排完这一切，已经是凌晨4点半了，我匆匆赶回家简单洗漱一下，吃了口早餐就赶紧返回医院。

我很想早点知道，这两个小家伙究竟能不能分开。

连体姐妹经过医院全套的检查，结果喜忧参半。

和我想得不一样，她们不是皮肤相连接，而是两颗心脏前壁相连，共用肝脏，畸形发生率为10万分之一。

李院长咨询国内外专家后，认为分离还是有希望的。

只是手术不能马上实施，两个孩子营养不良，一点皮下脂肪都没有，需要先增强体质。

连体婴儿的报道引来了爱心读者的广泛关注，捐款捐物的蜂拥而至，医院工会就牵头发起捐款。

不仅分离手术费用进行院内募捐，就连徐丽芬夫妇的食宿也完全免费。

经过三个多月的精心护理和治理，两姐妹各项体征已趋于正常，分离手术的最佳时机到了。

9月14日，云南首例连体婴儿分离手术正式实施。作为唯一进入手术室的记者，我和医生一样，进行了严格的消毒换装。

此时，麻醉已经起了作用，连体姐妹静静躺在手术台上，但她们的小手始终相互环抱着。

医生试着把各自的小手摆放在身体两侧，四只小手又不由自主地抱在一起。看来她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亲密的姿势。

手术室里越来越安静，所有的医生都在有条不紊忙着自己的工作，下午1点左右，李立院长主刀开腹，进行腹部分离。

如果不是跟踪报道连体婴儿，我不会了解这个手术有这么复杂，这像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更像是在打一场艰难的硬仗。

四个小时的紧张操作，连体婴儿共用的肝脏被成功分离，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手术室里的气氛相对轻松了很多。

接下来李院长要打开她们的胸腔，俩人共用的心包被顺利分离开来后，心脏呈现了出来。

分离手术（来自央视纪录片《同心劫》）

意外出现了，和检查的结果不一样，两个心脏竟然相融生长。这就意味着，两姐妹心室相通，她们共用一个心室。

经过紧急台上会诊，该心脏属于罕见的畸形心脏，目前，全球医学界尚无有效分离技术。

晚上9点，手术被迫终止了。

手术室门口，徐丽芬正眼巴巴等着我，我虽然很难开口，还是故作镇定说，娃娃好好的，没事。不过……她们暂时分不开。

心脏分不开，人就分不开。

徐丽芬眼泪顺着脸庞汹涌而下，她嘴里说着谢谢，但直到医生们全部离开，依然呆呆坐在手术室门口的椅子上。

 “如果我怀孕时能像城里人一样，有条件做个检查就好了……”徐丽芬后来反复和我说着这句话。

我找不到安慰她的言语，我进梁家村一次都何其之难，她怎么可能有条件去做产检！

一个月后，我再次重返梁家村，送连体婴儿回家。

她们术后恢复得很好，可以回家修养，等待找到人工心脏后，进行下一次手术。

目前，真正能够解决的办法是心脏移植，要有两个心脏才能够救活她们。但那么小的婴儿做心脏移植，全球也没有先例。

离开时，我一再交代徐丽芬夫妇，一定要照顾好孩子，等着我下次去接她们。

医院为她们捐赠了大量奶粉和婴儿用品，足足拉了一大车。

但没多久，我就接到了徐丽芬的电话，说孩子感冒发烧了，她们刚送到宣威市人民医院，怕是不行了。

我一听急了，放下手中的工作就往宣威赶。

等我赶到医院时，连体姐妹已经抢救无效宣告死亡，看着哭得不成人样的徐丽芬，我当时真的特别难过。

因为李院长刚刚联系到德国一家机构，对方愿意无偿捐助两颗人造心脏，价值高达300万元，只等孩子身体恢复就可以签署手术协议。

因为通讯不便，这个喜讯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徐丽芬。

我不明白，两个孩子那么大手术都经历了，怎么能一场小小的感冒就要了她们的命。

连体婴儿出现感冒症状是在头一天晚上，乡卫生院院长得知情况后，去对孩子进行了医治，当晚状况有明显好转。

次日凌晨5点，整夜未眠的徐丽芬发现孩子呼吸突然急促起来，她意识到病情有反复，于是和丈夫背上孩子出发前往宣威市。

没有交通工具，夫妇背着孩子一路徒步，从天黑走到天亮，一直走到乡政府才搭上班车。

紧赶慢赶，直到傍晚才赶到了宣威市人民医院，孩子在她背上就没有了呼吸。

我听完更是生气，真的太大意了，时间就是生命，为什么不请人帮忙送一下，只要开口乡政府一定会帮忙的。

因为持续跟踪报道，连体女婴全国都在关注，阿都乡也因此上了央视。

徐丽芬委屈巴巴说，之前村里和乡政府已经帮得够多，不好意思再麻烦大家了。

冷静下来我也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了。

自从生下连体女婴，大家的关爱对于徐丽芬是莫大的心理负担，因为以她的能力，这辈子也还不了这份恩情。

她只是单纯不想再欠别人的，这有什么错？

如果不改变这里的贫穷，还会有无数个婴儿，会因为一场小小的感冒，而夭折在母亲的背上。

我再也没有勇气去和连体女婴告别，含泪离开了医院。

最后一次和连体婴儿见面，还是央视《讲述》栏目去拍纪录片时。

我在接受《讲述》栏目采访

记得摄制组录制完成，我们告别时，两个孩子忽然大声啼哭了，我赶紧去抱过来哄。

只见大颗的眼泪从两姐妹眼角不断滑下来，我担心进到耳朵里不好，拿了纸巾小心去蘸，婴儿皮肤太嫩，不敢擦。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了，就对着俩姐妹说，你们是舍不得我们对不对？你们俩不要哭，要健健康康长大，等我找到人工心脏，我就来带你们出去做手术。

别看她们小，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这样一说，两姐妹真的不哭了，大大的眼睛就那样滴溜溜看着我。

那两双大眼睛，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连体婴儿的纪录片直到春节前夕才播出，这部梁家村村民全体参演的片子，他们无缘观看，因为村里一台电视机都没有。

但她们俩的命运却牵挂着全国人民的心，山东青岛的江海鹏辗转要到我的电话号码，说想捐点钱给徐丽芬家，让她能过个好年。

我比谁都清楚，捐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她们家的问题。

听说江海鹏公司是制作衣服的，有8千多员工，我大胆建议他有没有技术难度也不太大的工作岗位，可以提供给梁家村的年轻人。

江海鹏一听很兴奋，说只要梁家村青年愿意去，他举双手欢迎，本来他的企业每年都要招上千人。

没过几天，江海鹏又打来电话，说过完年就把他的助理派过来，全力配合我。

果然雷厉风行，正月十五都没到，助理就到了昆明，我也放在手中的事，再次重返梁家村。

一路上我幻想着，我这一去，肯定很多青年争先恐后都来报名。

我想得真是太简单了。

刚到乡里，屁股还没坐热，迎面就泼来一瓢冷水。书记说我不务正业，一个记者，怎么搞起劳务输出，要是出了问题谁负责。

而且听说我主要招女工，更觉得我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担心我把这些女孩子给拐卖了。

我只能返回市里，利用记者的身份寻求帮助，跑了两天终于是拿到了尚方宝剑，可以随时进山招工了。

然而，令我更想不到的是，更大困难还在后头。

徐丽芬再见到我，犹如老友重逢，听说我让他们去打工，夫妻俩虽然有点害怕，但咬咬牙答应了。

说是要回报我的恩情，我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除了徐丽芬夫妇外，再也没人愿意跟我们走。

这里的村民非常善良，更是把我当成贵宾，给我去河里抓鱼，把过年才舍得吃的火腿拿出来煮给我吃。

然而，一说让她们出去打工，却没一个人愿意。

我也没法给他们看电视，只能拿着刊发的报纸，一家家去保证，这些报道都是我写的，我是记者，不是骗子。

每次我走到哪里，就有一群人跟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总之就是不愿意走。

有的说政府会发救济，人走了就领不到救济了；有的走了家里的地谁种？还有的说家里养着一头猪，怎么都舍不得……

徐丽芬也极力帮我当说客，动员大家要相信我，说汤记者是好人，不会害大家。

我忽然发现，想让一个人心甘情愿地背井离乡去挣钱，是有多么的不容易，他们宁愿穷也不愿意冒险。

她们只是对未知的世界有天然的恐惧。遥远的大都市，不要说这些十七八岁的女孩，就是她们的父辈，也都没听说过。

这里气候恶劣，没有土地，没有资源，不走出去哪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阿都乡的环境

转眼间一个星期过去了，除了徐丽芬，没人愿意跟我们走。

江海鹏得知消息后，虽然他的企业很缺人，经过斟酌，还是决定先把第一批送去他朋友的公司，那是一家知名企业。

我一听，当然很高兴，国内知名企业，乡里一查都知道，也不怕我骗他们了。

最后我又厚着脸皮请乡长和我们走村串户作动员工作，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有30个年轻人同意外出务工。

3月8日，妇女节当天，第一批务工青年正式出发，24个女青年都穿上了她们最好的衣服。

她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如果不外出务工，马上也就结婚生子了。

县里的领导很重视，专程来送行，给每个人都戴大红花。乡长开玩笑说，要授予我“阿都荣誉村民”。

上路了才发现，这个荣誉可真不容易。

大家都是头一次走出大山，车上的管理就成了一大难题。

随地乱扔垃圾，在车厢里到处乱窜，厕所使用也得手把手的教，列车途经站点停靠的时候，更怕有人跑下车掉队。

两天提心吊胆，终于把大家带到目的地，走进大厂的工业园区，别说阿都青年，就是我这个见过世面的记者，也是眼前一亮。

工业区里有街道，学校，医院，厂房和员工宿舍分区而立，宿舍有专门的访客室和值班室，每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晾衣阳台。

看到水龙头一扭，水就哗哗流出来，还24小时有热水时，姑娘们忍不住啧啧称赞，眼里也冒出了光。

负责人告诉大家，培训3个月，包吃包住600块钱，培训结束正式上岗的，就拿1200块岗位底薪加计件工资。

一个月能挣这么多钱，人群一下子就炸锅了，忍不住窃窃私语起来。看大家如此兴奋，我也为之高兴。

但很快问题又出现了。

“身份证不能给，听说这个合同好比是卖身契，不能签！”不知人群里是谁喊了一句，大家都捂紧了口袋。

我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赶紧跟大家解释什么是“劳动合同”，没有身份证，合同就签不了。

签不了劳动合同，就分不了宿舍，这一晚，我们住进了厂区的宾馆。

带队的四个人先开了会，一想到那么辛苦说服她们出来，肯定不能再带回去。

当时电视正在播放着一部战争剧，我一下有了灵感。找了他们中的四个团员，让团员发挥带头作用，做好管理工作。

动员工作很有成效，第二天上午，劳动合同顺利签完，大家希望尽快开始培训，早点挣钱。

徐丽芬夫妇选择了住夫妻房，夫妻房不免费，每个月要200块的房租，但房间有卫生间和厨房，可以开火做饭。

昨天还个个闹着要回家，今天一切都上轨道了，我的心情跟坐过山车一样，担心他们不能适应，建议其他带队人员多留两天观察。

我离开的时候，和大家在食堂告别，每个人都穿着整齐的工装，看着她们焕然一新的形象。这一路，所有的操心都是值得的。

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她们没有机会靠读书走出大山，我相信行万里路，也能改变她们的命运。

以后她们结婚生子，一定可以像城里姑娘一样做产检了。

回云南前，我转道青岛即墨见了江海鹏，他说一定要当面感谢我，是我帮他还了欠下多年的救命之恩。

江海鹏也是退伍老兵，参加过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当时战争环境异常严峻，他和战友迷路了。

因敌人在河流水渠里投了毒，5天5夜后，饥渴和紧张已经把他逼到了生存极限，眼前开始出现幻觉。

就在这时，突然看到丛林深处有一间草屋，他们分不清是虚幻还是现实，凭着求生的本能，俩人走近草屋，万幸是真的。

屋里如果是敌国的百姓，手无缚鸡之力的俩人肯定是死路一条，但不进去也是死路一条，只能一横心走了进去。

俩人进屋后，屋里啥也没有，连个床铺都没有，直到昏暗的角落里，慢悠悠站起来一个老妇人，问有什么事。

姜海鹏一听对方的口音，大概知道自己回到了中国境内，赶紧说和部队走散，已经5天没有吃过任何东西。

说完这句话，两个人瘫倒在地，彻底饿晕了过去。

江海鹏是在鸡汤的诱人香味里苏醒过来的，在这深山老林里，他头一次吃了鸡肠子，青岛人是不吃鸡肠子的。

吃饱喝足，江海鹏和战友终于缓过劲来，才得知老妇人宰了唯一的下蛋鸡救了他们。

在老妇人的指引下，江海鹏顺利找到了部队。他心中暗暗发誓，等战争结束后，一定要回去找老妇人，好好感谢她的救命之恩。

然而，战争结束后，江海鹏晋升为营长，部队工作很忙，直到退役后才闲下来。

他第一时间来到云南文山，想凭着记忆去寻找那处草屋，可惜却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了。

这些年他老是想起老妇人，心里总觉得是云南妇女救了自己的命，这个恩情得还。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竟然会从两个连体婴儿开始，最终让阿都的女孩能长期顺利走出大山。

江海鹏还决定在阿都乡设立培训站，免费提供制衣设备10台，派专人指导授课。

即墨市有上千家轻纺企业，轻纺企业的员工需求量多大20多万。

江海鹏的爱心也感染了多家企业，很短的时间里，即墨市的企业纷纷走进云南大山，扶贫帮困。

都说，种善因，得善果。估计谁也不会想到，深山老妇人的一个善举，竟然会在若干年后，在云南另外一群女孩身上结出善果。

一年后，春节刚过完，我就接到徐丽芬的电话，他们夫妻休探亲假回家过年了，回青岛时特别要来昆明看我。

初春刚下过雨，特别冷，夫妻俩大包小包正在公交车站等着我，我看徐丽芬冻得鼻涕都流老长，有些埋怨她怎么不多穿点。

她笑着说自己不冷，这次是代表大家来看望我的，她们都很好，让我放心。

夫妻俩不仅给我带了老家的火腿，还有一套大红色的保暖内衣。

我看她冷成那个样子，让她赶紧先把保暖内衣穿上，她死活不肯，说这是夫妻俩的心意，让我无论如何要收下。

那是一套价值480元的保暖内衣，我不知道夫妻俩这一年是如何省吃俭用，才舍得买下这份近乎奢侈的礼物。

记得连体婴儿刚出手术室时，徐丽芬曾和我说过，她做过一个梦，梦见两姐妹从大山上跑下来，说要帮她收包谷，那是她梦寐以求的生活。

此刻，她正勇敢坐上公交，迎着都市的寒风，去孕育新的生活。

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