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后遇最难就业季，女生空姐梦碎去海底捞：没告诉家人（组图）

梦碎

2022年夏天，00后们求职梦碎，只需要一句话。

“实在对不起，我们部门没有HC（Headcount，坑位）了。”面对肖迪，某大厂运营部的主管露出抱歉的表情，“希望你可以继续努力，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HC还会给到你。”

肖迪是00后，就读于西北某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去年12月份来到这家大厂实习。今年4月25日，午餐时间，她再次询问主管关于HC的消息，对方以最直接的方式浇灭了她的希望。

这顿午餐吃的是新疆炒米粉，又麻又辣，是主管请的，“像是一种补偿”，但肖迪觉得滋味全无。她浑浑噩噩回到工位，隔壁的员工们正在聊天，她无心参与——在平时，她一定是加入话题最积极的那个。她不断暗示自己，不要在办公室哭，不要被情绪绑架，要体面，“我也是有自尊的”。

因为手头上还有两三个项目，那天，肖迪还是加班到晚上11点，离开的时候，大厦顶端的logo十分耀眼，从前，她看到这个logo会不自觉地笑，但那一刻，她哭了。她想打电话给远在陕西的父母倾诉一场，可这个念头很快就打消了，“之前我对他们把话说得太满了，现在不想让他们担心”。

一个人从陕西来北京实习时，肖迪的父母就一直放心不下，觉得她单靠个人，无法在北京立足。但肖迪觉得，从公司接收到的一直是积极的信号。“今年部门有一个HC，很大几率就是你的。”来实习后，肖迪就多次从直属领导口中听到这样的话。4月初，她还拿着和直属领导的聊天截图给父母看：“你们看，没有意外，我是可以留下来的。”父母这才放下心来。但没想到，这份工作最后还是出了意外。

就业艰难，同为00后的程露对此并非毫无察觉。

交通是对疫情最为敏感的行业，2021年初，正在找实习岗位的程露发现，几乎所有的航空公司都停止了招聘。昆明航空一个只招10人的空乘岗，就有超过1500人来竞争。程露听朋友聊起那场面试，顺序全凭先来后到，早上八九点才开始面试，凌晨三四点就有应聘者在打地铺等候。

程露是听着飞机的轰鸣声长大的。2000年，她出生在昆明机场航站楼附近的一个村庄里，父母都在机场国内出发层做保洁员，大她十多岁的哥哥也在机场附近开出租车，整个家庭的生存都与机场联系紧密，在考虑未来出路时，程露的设想也是：找一份和航空有关的工作。

高中毕业后，程露进入昆明的一所大专，就读于服务专业。在这里，许多学生曾靠着分配，或是参与学校与机场的一些就业合作项目，留在航空公司，成为一名乘务员。今年也是程露的毕业年，若不出意外，她也会找一个在昆明机场的实习机会。

疫情让程露脱离了原定的轨迹。往年，她所在专业的三四十人，总有四五个能顺利进入航空公司，但行业萧条，去年6月，学校原定的机场实习转正项目取消了，程露没有料到，她和同学们被分配到了湖南的一个平板电脑制造厂里，干起了拧螺丝的活。发通知那天，学校领导劝她们：“现在能找份谋生的工作不错了，放低要求，沉住气。”

厂里又闷又热，防护服将程露浑身上下包得严严实实。早上9点到晚上10点，她站到几乎要晕厥。这样强度的工作，一个月的实习工资只有两千多元。十多个同学受不了这苦，第一天就整理好行李，偷偷逃走了。

程露原本想再熬一熬，再向学校老师打听进航空公司的门道，但那时，找中介成了唯一的通道。想进东航、南航这样的头部航空公司，少说得花上四五万的中介费。中介只是第一关，要想留在航空公司，还要交三个月的培训费，程露打听了一下，昆明航空的培训费要一两万元，就算中途淘汰也一概不退还。她不好再张口向父母要钱，彻底打消了留在航空公司的念头。

实习三天后，因为长期拿着钻头，程露的双手疼到无法握住筷子。她不想回家，老家的女性们大都在20岁左右相亲、结婚，“我不想这么早就嫁人”。那晚，程露用半个小时收拾好行李，再花了100元，买了一张前往深圳的最便宜的夜间车票，投奔朋友，“先去找份能干下去的工作”。

1076万，是今年教育部统计的毕业生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去年，这个数字是909万。这1076万里，就包括肖迪和程露这样的本科应届生，她们恰好也是第一批“00后”。

00后们没有料到，踏入真实社会的第一年，会面临这么多的变故和打击：经济增长有压力，疫情在延续，竞争在增加，HC却在收紧，大家的起点似乎被拉平，无论是高职大专生，还是985的毕业生们，都要闯一闯“就业难”这一关。

HC什么时候开始收紧，谁也无法说出一个准确的时间点，但能被感知到的震荡，是从2021年底开始的，各家大厂们相继裁撤不少非营利性部门，先是“毕业式裁员”，再后来，“毁约校招生”的狼狈和不光彩也摆到了台面上。

尽管裁员风暴离自己这样近，但那时，在大厂实习的肖迪并不相信达摩克利斯剑会落到自己头上，她曾天真地想：“既然裁员，那大厂怎么还在招人呢？”

在大厂，肖迪主动揽下了许多用户运营实习本职外的活，写自媒体文案、跟进流程、做直播……原本晚上七八点的下班时间，一度延迟到午夜十二点。那几个月，她一度压力大到经期紊乱，但她觉得，只要能留下来，“累也很值”。

肖迪珍惜这次实习机会，因为在这之前，她经历过一次“得而复失”。

那是去年12月，肖迪给字节跳动和快手的新媒体运营岗投递了实习简历。不到一周，两家企业的HR都给了肯定的答复。“现在去实习，半年后可能转正。”字节的面试官曾和肖迪提过，留下来的机会很大。实习确定的那天，肖迪还特意去学校食堂的网红窗口排了40分钟的队，买了室友们想吃的菜一起庆祝。

但没想到，一场疫情在12月扼住了西安的咽喉。不到一个月，西安累计出现上千例感染者，为控制疫情进一步蔓延，12月23日起，西安实行全市封闭管理，封城也让肖迪的入职变得异常困难。出于保密的需求，字节规定，员工即便远程办公也需要使用公司的电脑，得知肖迪被困在西安，HR主动和她商量，将公司的电脑从北京快递过来。但此时，西安已掐断了物流，快递无法进城。

肖迪不甘心，问HR自己能否延迟入职。对方发了个无奈的哭脸：“不能再拖了，公司有规定。不然只能等下次的招聘了。”那晚，肖迪哭着放弃了字节的实习offer，“就感觉自己的精神垮了，曾经多么高兴，现在就有多么绝望”。到了2022年1月，收到另一家大厂的实习offer时，肖迪立刻订了去北京的机票，“不能再让意外把我困住”。

这样的状况下，这一届00后“卷”起来是不可避免的。上海一所985大学的夏悦，就敏锐感受到了今时不同往日。

夏悦的男朋友是上海人，一开始，她一心想留在上海。聚集着金融、快消、广告就业机会的上海，也是许多毕业生梦寐以求的城市。据上海市政府统计，2021年，上海新增就业岗位63.51万个，正规就业规模创历史新高，达1084.5万人。去年6月，58同城发布的《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告》显示，上海是2021届毕业生工作首选的城市，支持率达8.7%，高于同为一线城市的北京（5.4%）、深圳（7.9%）和广州（7.3%）。

但夏悦发现，今年，上海的岗位都在缩减。她向在腾讯上海公司工作的学姐打听岗位的情况，发现一些条线的HC缩了一半，商业分析岗也不例外。不少往年顺利进入头部互联网公司的学长、学姐们在校友群中透露一些风声：“今年的机会可能没有去年多，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连学校招聘经验分享会的主题也在透露一种讯息，去年还是“教你拿到某厂offer”，今年就变成了“教你offer大满贯”，这意味着，只拿到一家大厂的offer，也不意味着顺利“靠岸”。她还记得秋招一次线上宣讲会上，几名热心的直系前辈分享了自己的面试经验，会议结束后，他们的微信立刻出现了几十条好友申请，都是来要内推名额的。

无奈之下，除了腾讯，夏悦还瞄准了三四家上海公司，投简历和准备面试就填满了她封控在家的时间。即便无法准确得知互联网到底发生了什么，她还是早早给自己的求职顺位排了序：互联网商业分析岗、咨询业、快消，每个大类又细分到了具体的部门和岗位。根据每个岗位要求的不同，她把自己的简历改了侧重点各异的好几份，“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夏悦只能把目光从上海投向别的城市。那段时间，所有陌生来电都让她紧张，“以往我是很少接陌生来电的”。她还把自己的邮件设置为有声提醒，生怕错过邮件。

她也为自己上海毕业生的身份感到担忧。上海被封控后，有企业甚至直接放弃了上海的求职者。一名互联网公司的HR告诉每日人物，当时公司要求给求职者发通知时，一定要询问所在地点，“一看你现在在上海，立马就pass了，毕竟也没办法立刻入职”。

4月28日18：00左右，一个显示“广东深圳”的来电让夏悦赶紧放下了手中的筷子。进行了约莫半个小时的面试后，她回到电脑前，不断刷新着招聘网站，“我有种预感，很快就会出结果”。没过多久，系统上申报流程的红点就从“HR面”跳到了“录用评估中”——“按往年的经验，这基本是有戏了。”

但6月1日这天，HR给夏悦来了电话：“不好意思，因为业务调整，我们无法给你offer了。”这一天是上海全面复工复产的日子，路上全是期待解封已久的行人，不少孩子拿着气球奔跑在路上，这天也是属于他们的节日。夏悦走在许久没有走过的熟悉街道上，只觉得“欢乐不是属于自己的”。

肖迪曾被家人寄予厚望。她家在毗邻西安的一个小城市，去一线城市，或是至少留在省会工作，是父母对她的期待。她自己心气更高，社交平台常常给她推大厂的实习帖，对她来说，那是另一个世界：光鲜，有吸引力。她想留在北京，去探一探潮水的方向。

外部世界称呼肖迪和她的同龄人为“千禧年出生的一代”。知乎上“回忆千禧年”的话题下，有人写下那一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县城广场上有人举着国旗庆祝。那一年也有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碰上了当时最强的日本队，一度遥遥领先。更重要的是，前有腾讯、阿里巴巴、百度成立，后有搜狐、新浪、网易在美国上市，中国的互联网进入1.0时代，一切看起来欣欣向荣，充满希望。

那为什么到了自己毕业这一年，会如此艰难？找工作的00后们都想知道答案。

肖迪本想归咎于疫情，但同样在西安的朋友拿到了美团的offer后，她感觉失去了借口，一度只能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我不该浪费秋招的时间去考研。”

她就读的西北某大学以地质学和自然科学见长，学汉语言文学的她，在同校学生的择业竞争里，并不具备优势，大三秋招期间，班上2/3的同学都在准备考研。她跟许多考研的同学聊过，大家的判断都是，以自己的学历和专业，是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的，既然就业严峻，不如再等一年。但一个意外是，今年“考研也特别卷”，400高分的落榜者比比皆是，考研失利那一刻，肖迪才意识到，“秋招失去的时间和机会是回不来了”。

可即便是拥有985的“原生学历”，夏悦也并不觉得轻松。她从大二就开始实习，密度高达每半年一次，一张A4纸已经放不下所有的经历。在985高校，“社会时钟”是自然被建立的，大家都遵循着“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的准则。大二那年，夏悦就记得许多学长、学姐开始在朋友圈发“人贩贴”——一些头部公司的实习生招聘。学院也将实习算进必修的学分，实习的公司越好越头部，拿最高档绩点的可能性就越大。

她周围，不管是毕业还是继续读研，几乎人人都在朝着top努力：打算出国的同学，大三就把英语成绩刷完了，proposal（注：陈述书）都请院里最好的教授修改了好几遍；如果是国内升学，那就要保研到更好的985；至于那些和她一样，计划本科毕业后就业的同学，在大三第一个学期就几乎修完了所有的学分，剩下的时间，都留给了实习和求职。她自己也是如此，做好了应对就业的万全准备，她想不通，怎么还是这么难。

至于程露，她的处境更艰难一些。某种意义上，在深圳，不缺赚钱的门道。914条公交线路和12条地铁线路连接着华为、腾讯、富士康等世界500强，还有222万家带着淘金梦的创业公司、服装厂、电子厂。但好机会对程露又是吝啬的，拿着专科的学历，她只接到过酒店前台和网站客服岗的面试机会。最后，不看学历、服务员月薪能到六七千的海底捞，成了她最好的去处。

她和朋友在靠近东莞的郊区租了个一室一厅，客厅还能勉强塞下一张床，平摊后，每人每个月只需要500元。只是，她怕家里人失望，还没有告诉他们自己已经逃离流水线的事实。

不论怎样，求职还得继续。

夏悦又投了两家快消公司，顺利进入了最后一面。不过，上一份offer的毁约依然让她心有余悸。6月3日，她花了800元的高价，找一个求职机构做了咨询。看了简历后，对方肯定了她的选择。夏悦放心了一些：“这种时候，我就需要一个人来鼓励自己。”

5月初，大厂备战“618”，用户运营部更忙了，肖迪也接了不少项目，但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手头的工作，“我知道要好好交接，但是我失去了工作的动力”。5月末，她对主管领导提了离职，赶着春招的尾声，去参加了几场招聘。

留给应届生们找工作的时间不多了。5月5日，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工作部发了致用人单位的一封信，请求“通过线上方式，给学生们提供实习岗位或面试机会”；在教育部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做好2022年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后，复旦大学开始向毕业生开放校内派遣制岗位，针对“受疫情影响暂未落实去向的应届毕业生”。大学辅导员李嘉很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找到工作：“应届毕业生的身份还是很有分量的，于公于私都希望学生们抓住机会。”

2021年8月，程露从深圳的海底捞离了职。她觉得自己不能一直甘于同一个地方，浪费自己学到的专业技能。她先是进了一家苹果专卖店，干着月薪只有4000元的销售工作。两个月后，她又跳槽到了一家服装公司。年末是服装销售的旺季，她每天在店铺叫卖到12点，理货到凌晨2点，工资终于涨到了六七千。但2022年3月，疫情又来了，深圳的夜晚不再热闹，再怎么熬夜，程露也达不到一天卖出2000元的KPI。

她也听哥哥说起空姐近期的遭遇。空姐的薪酬，是在飞机离地那一刻才开始计算的。一个在疫情前常年飞行的空姐，每个月能拿到一万多。而现在，昆明机场只留下了自助检票通道，成都双流机场的安检口从30个变成了3个。哥哥告诉程露，一个待业家中的空姐，每个月只能拿到两三千的保底工资。

程露索性想开了，没有进入航空业，似乎也没有多可惜。她打算在深圳休息一段时间，逛一逛这座因为工作而无法好好看看的城市后，再去寻找新的机会。

（文中肖迪、程露、夏悦、李嘉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