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亿核酸检测费百姓买单?中国常态化清零富了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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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大中型城市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制度,这笔巨额的检测开销由谁买单引发许多关注。
有迹象显示,这笔天价支出可能转嫁给平常百姓,而大发疫情财的检测机构则屡屡爆出造假丑闻,揭示了当局清零路线造成的社会和经济乱象。
上海解封 检测常态持续
上海星期三(6月1日)开始解除封城限制,但大规模的“常态化”新冠核酸检测安排意味着,民众若要过上正常生活不得不接受三天一检的严格要求。
上海市政府5月31日宣布,在低风险地区的人员进入商场超市等有防疫要求的公共场所、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等须持72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说,居民如无故不按规定频次检测,可能会被限制出行。
和上海类似,在中国政府最高层清零政策不动摇的方针指引下,核酸检测常态化逐渐成为大城市的常态。此前,中国国家卫健委5月13日要求,在输入风险较高的省会城市以及人口千万级城市开展步行15分钟可达的“核酸采样圈”。这一要求是在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5月9日下发相关指示后作出的。
上海此轮因疫情封城后,广东深圳从4月初开始要求居民外出公共场所出示72小时核酸检测的,类似的安排陆续在全国大型城市扩散。
根据东吴证券公司汇编的数据,目前进行常规检测的中国城市人口总量约有4.2亿人。据中国官方媒体最近的统计,北京、上海、河南、江西、湖北、山东、山西、杭州、深圳9地明确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核酸检测频率从48小时到72小时不等。据《中国新闻周刊》统计,截至5月14日,全国已经有3个省份及28个城市宣布实施常态化核酸检测。
中国政府认为,和新冠病毒传播失控造成的封城管控比起来,频繁的常规人群筛检对经济的影响是应付的代价。但越来越多的统计显示,如此大规模的反复核酸群检在让少数人获得可观经济利益的同时,其经济成本是举国之力所不能负荷的。
万亿核酸检测费足以让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保?
根据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经济学家5月发布的估算统计,以每48小时接受一次检测的频率计算,占总人口比例30%的中国大型城市每年的检测费用将达到2千亿元人民币,若将这样的做法推广到覆盖全国70%的人口,估计每年耗资可高达2.5万亿元人民币。
因为估算标准(检测频率、单次检测价格等)与高盛不同,中国的东吴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5月经过估算认为,如果所有二线以上城市实施常态化核酸检测,每月总费用上限可达1212亿元,约合一年1.45万亿。
无论这笔核酸检测费是一万亿还是两万亿的,在公共卫生专家和经济学者看来,都是一种错误的防疫策略。
“2020年,中国28%的医疗支出是自费(2万亿元)。因此,如果把计划用于一线和二线城市常规核酸检测的费用(2万亿)用作医疗保健,中国就可以实现全民免费医疗。” 外交关系协会国际公共卫生专家黄严忠在推特上写道。
“2万亿”自费额的医疗支出数据来源于中国官方发表的2020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不过,在纽约WisdomTree资产管理公司量化投资专家任丽倩看来,中国实际在常规核酸检测上的花费不会到“万亿”的级别,她认为这高估了单次检测费用和检测频率,但实际数字仍然是政府难以承担的财政负担。
“我认为一万亿这个数字有点高估了……更能反映现实的数字接近于3000亿到5000亿元之间。”任丽倩对美国之音说:“但另一方面,这仍然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很多没那么富裕的城市没有这样的钱。对于一些城市来说,这可能是它们市预算的10%或20%。”
医检公司大发“清零”财;中央不买单,百姓掏腰包
全民反复核酸检测制度让医学检测公司大发横财。
中国媒体援引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数据,预计2022年中国核酸检测市场规模将进一步增长至146亿元,是2018年的162%。
自2020年以来,中国检测行业龙头金域医学27个月一共收入240亿元,其中来自新冠检测的收入超70亿元。
《经济学人》报道说,该公司董事长梁耀铭通过这次疫情跻身十亿美元富豪的行列,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1胡润全球富豪榜》中,梁耀铭以100亿人民币的财富排名全国699。
另外,杭州第三方医学诊断服务机构迪安诊断公司的最新财报也显示了惊人的业绩,该公司今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46.5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同期增长64%;净利润为7.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2%。
公司财报说,营业收入增长主要“受经营规模扩大及新冠筛查业务增长所致”。坐拥公司26%股份的董事长陈海斌,2021年的身价达到55亿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上海、长沙、广州等地的医疗服务公司5月纷纷开出新冠核酸采样员职位,月薪有的高达2万元人民币。
与之相比,2018年中国卫生技术人员年均工资(年薪)为89648元。民众质疑,这样的高工资可能反映了众多医检机构通过这场防疫清零运动中获取的“暴利”。
不过,专家认为,检测行业的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中央政府已经表态,要求地方政府负责检测常态化的金额开销;地方政府已经释出迹象,要求民众为决定其出行自由的检测费用自掏腰包。
华创证券研究所分析师5月下旬发表的一篇文章谈到,结合检测量和单价变化,估计疫情至今的核酸检测费用约3000亿元人民币,其中约一半花在了今年前4月。分析概括说:“单价线性下降难挡检测量指数上升”。
分析认为,中小城市很难负担得起这些费用,但中央政府显然不愿帮忙。中国国务院2020年5月发布的指导意见说,“应检尽检”所需费用由各地政府承担,“愿检尽检”所需费用由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承担。
总部位于上海的第一财经网站5月底发表题为“常态化核酸‘地方财政可能撑不住’,中央应承担部分支出”的文章。这篇发表不久即被删除的文章说,一位地方基层的财政局长预计当地全年常态化核酸费用支出超过1亿元,“地方财政可能撑不住”。
文章说,受疫情冲击、退税减税、楼市低迷等因素影响,地方财政前4个月“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同比下降3.9%,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更是同比下降28.8%。
尽管如此,中国国家医保局5月26日还是强硬回应:常态化核酸检测费用由各地政府承担——这意味着仍有3.6万亿元“余粮”储备的国家医疗保险基金将不会分担各地核酸检测的大部分费用。
任丽倩说,中国国家医疗保险基金这次表态是“相当重大的政策指示”。她说:“从本质上说,这就切断了常规检测的资金。因此,地方政府……将不会去进行这么多检测,因为钱从哪里来?”
“检测公司也是很聪明的。他们现在很难从地方政府那里拿到钱,因为许多地方政府没有那么多资金,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也知道这些高利润、非常频繁的测试不会继续下去。”
中央态度如此“绝情”,一些地区逐渐释出要求民众自费检测的信号。四川园中、阆中等地5月底发出公告,要求在常态化核酸检测中,居民应“自觉自费”检测。
即便是在经济发达的上海,政府部门在解封之前的新闻发布中暗示,全市常态化核酸检测服务的免费期将持续到6月30日。这一消息给7月以后的检测费用支付问题打了一个问号。
“对于许多城市,这项开支——除非中央政府愿意介入——否则将是一项相当高的开支。”任丽倩说。“这将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一场博弈。”
文贯中:“自费”下的“自愿”难以维系
著名经济学家、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说,打着“自愿”口号的“自费”要求是一种荒唐的防疫措施。
专家认为,中国政府既然要走常态化核酸检测的动态清零路线,就应该负担起检测费用。要求百姓自费对抗疫措施效果无益。
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和国际商务系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尹尊声说:“这是个公共卫生的问题。防疫情和看病治病是两个概念,从公共安全角度来讲,不应该向老百姓收费。而且收费的做法也不会得到积极的效果。因为本来如果是感染的人,如果没有这个钱或者不愿意花这个钱,就不去检测,这也就达不到保障疫情不进一步扩散的目的。”
“如果没有制度的保证的情况下,乱收费会给老百姓造成很大的困扰,或者是经济上的负担,这也是没必要的。这个钱会收的非常有限,但是造成的负面影响会远远大于它的好处。”尹尊声说。
医检公司否认“投毒”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医疗检测公司因为造假、欺诈等丑闻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审查。
“在过去几年中,检测公司确实取得了巨大的利润。有人开玩笑说,它们就像毒贩,激励它的是持续的检测。” 任丽倩说。
“毒贩”的比喻可能距离现实并不牵强。早在今年1月,广州金域医学下属的河南郑州检验中心负责人因“实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遭刑事调查,社交媒体甚至用“投毒”来形容此次事件,怀疑检测机构故意造成病毒蔓延。
金域医学官方声明说,不存在主动传播病毒的情况。
5月底,北京朴石、金准和中同蓝博三家医学检验实验室也被立案调查,这三家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涉嫌漏检、违规多管混检。官方通报说,这些违规行为影响了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与此同时,北京市多名卫健委官员因涉嫌违纪违法遭到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另外,检测机构出具“假阳性”报告的丑闻也在各地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上海中科润达医学检验实验室“撞枪口”事件。该实验室因向一高档小区出具十余份“假阳性”报告被上海市政官员查处。查处中科润达的直接原因是,其中一份“假阳性”报告的“陷害”对象竟然是居住在该小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医学专家陈赛娟。
合肥和合、诺尔为医学检测实验室也被查出类似的“假阳性”报告问题。
专家:“绑架整个民族”的清零政策亟待转型
专家认为,和清零政策一样,常态化检测制度难以持续,当局如何找台阶下,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
任丽倩说:“在整个新冠疫情中,确实有赢家和输家。检测公司之所以成为赢家,是因为他们了解地方政府将支付的费用。但现在这种理解正在被重新评估。因为要么地方政府没有钱支付,要么中央政府不得不介入,这至少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应该效仿美欧国家,将新冠动态清零路线向大力推广疫苗的方向转移——特别是对老年人和患有基础疾病的群体。
任丽倩提到了北京市最近出台的针对老年人群体的疫苗接种保险计划,认为疫苗保险制度能否推广可以反映当局的政策态度。
文贯中则直言指出,中国政府必须要承认其模式“已经不是最好的模式,甚至是最坏的模式”,应该“大胆地向世界上其他的模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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