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封校第66天有女生似乎崩溃呼喊：放我回家吧（组图）

上海春日里，74万高校学生的生活被摁下了暂停键。

3月15日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发布会上，市教委发布了“所有高校按校区采用封闭管理”的公告。以3月2日的上海大学为开端，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相继发布通知，上海64所高校陆续转入校门封闭、生活自足的“战疫”状态。

70多天的封校中，在沪高校们加足马力保障校园基本生活，尽量在物质层面上满足刚需，但学生们的心理需求，有时却被淹没在海量的信息里。

他们中有人因阳性隔离被孤独缠绕、有人因宿舍关系感到“窒息”、有人失眠求助药物。更多的人在一次次校园疫情反复中找寻情绪调节的阀门，尝试和低落共处。

无法接触外界的时间里，这些大学生们尝试找寻心理上的支撑，在这个春天里探索情绪管理和自救的可能性。

1

气泡

5月19日的新冠疫情防控发布会上提出，企业复工复产的重要举措之一是“气泡式管理”，这对高校而言并不是一个陌生名词。过去两个月间，几乎所有在沪高校都在践行“气泡”管理模式。大学校园被封闭为一个个气泡，气泡里是核酸检测阴性的学生与教职工。因此这被认为是安全的，也是可靠的。

潘艺在封校的通知中第一次听说了“气泡式管理”这个名词。她就读于上海大学，居住在延长路149号的静安校区。自3月2日上海大学发布“校区封闭”通知以来，她已经81天没有踏出学校，一直处在校内“气泡”中。

这并不是她第一次经历校园疫情封闭，起初她还是很乐观的——寒假前的1月，她所在的延长校区曾因疾控安排短暂封闭了几天，很快回归了正常状态——但这次随着各个校区接连通报“核酸检测异常”、逐一封闭时，她逐渐意识到事情发展的不妙走向。足不出户似乎陷入循环，踏出宿舍的时间变得难以估计。

为了维持气泡内的安全，长达3个星期的时间里，潘艺都需要呆在宿舍内，维持每日两次抗原、一次核酸的状态。

“3月15日以来我总共做了36次核酸，每次都是阴性，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健康的，但我的情绪很不正常。”潘艺说。

她形容自己的心情也是“气泡”，表面毫无异常，实际格外脆弱：失去对事物的好奇心，变得茫然又浮躁；无法集中精力做事，原本最爱的追剧也逐渐失去吸引力......大多数时候潘艺坐在桌前刷手机，在发呆和纠结干什么中浑浑噩噩度过这一天。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余子苏也有相似的困扰。他所在的校区位于闵行区东川路800号，是交大最早封闭的校区。3月9日凌晨，交大开始执行“只进不出”政策，课程也全部改为线上，他只能呆在几平米的宿舍内，三餐全靠志愿者配送。

足不出户的第一周，他就和室友吵架了。24小时高度重合的生活让他极不适应，生活上细小的摩擦在此时也被放大。最严重时两个人同处宿舍空间内彼此看不顺眼，连着一天都不会讲话。寝室气氛极其压抑的时刻，他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手头的电脑上，连着一周沉浸在工作中。“就在情绪低落中，我完成了研二的开题报告。”

同样被封控在宿舍里，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刘玉婷尝试用画画找寻内心的平静。在一幅主题为《疫情中的自我》的画中，她用几个睡觉符号、樱花、几本书和一只手机描述自己的封校生活：“樱花意味着墙外的春天，睡觉则是我疫情期间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我用阅读书籍打发长久的时间，用手机保持与外界仅有的联系。”

这似乎是处在气泡中大学生们的缩影：睡觉、学习、刷手机，在宿舍里度过疫情中的春天。

画到最后，她用黑色油画棒给这些符号加了道“围墙”：“这既代表着学校提供的保护，也意味着我们和围墙外的世界隔绝了。”

2

封闭

封闭带来的情绪影响似乎有迹可循。在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卫生管理学院联合发表了一篇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的论文。论文对3881名大学生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得出“疫情下，大学生们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及抑郁心理问题”的结论。其中焦虑情绪的发生率是26.6%；抑郁情绪的发生率是21.2%。

封校的第66天，李昕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校园里蔓延的情绪。5月7日是母亲节的前一天，在校生们都收到了这条短信：“本片区发现核酸检测异常1例。”

那天晚上的李昕被窗外混乱吸引了。隔壁楼栋似乎有人崩溃了，女生撕裂的声音划破天际：“我想解封！”“放我回家吧！”“封校快70天了怎么还有阳性？！”

李昕听不太清夹杂在尖叫声中的话语，但却感受到其中的绝望和无助。

她看到对面居民楼有人从阳台探出头，想安慰对面无助的女孩：“放轻松，说不定明天就解封了呢！”但女孩绝望地喊回去：“做梦吧！今天又阳了一个！”

李昕其实能理解崩溃女孩的心情，她的宿舍楼就在异常楼栋的旁边。在这之前，她所在的公寓西片区有7栋转为防范楼，学校实行分时段错峰政策，学生们可以在规定时段下楼活动。但就在那天这一规定再次调整，防护等级忽然拉高——停止一切活动，回归足不出户。刚要满14天的“下楼自由”再次被打破，封闭似乎又一次进入了新的循环。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出门散步、不能晒太阳、甚至连200米外的食堂都不能前往。”66天的封闭里，李昕已经连着吃了将近一个月的盒饭。她感觉有点委屈，“我没有任何违规行为，但封闭的压力依旧在影响着我的正常生活。”

宿舍的日常是重复的：早晚两次核酸、三餐定点配送。每天蜗居在宿舍里，李昕发现自己的时间观念开始变得模糊。每日24小时被抗原、核酸和三餐固定分割开来，学生本职的学习夹杂在其中，变得四分五裂。

封校会对人的精神状态产生影响，这让本身就有精神疾病的大学生们更为难熬。

封校第一个月，严泽就发现手头的处方药不够了。他患有睡眠障碍和轻度抑郁症，一旦断药会出现肌肉抽搐、难以入眠等强烈戒断反应。

“我原本不想求助的，但实在是睡不着。”严泽说。不得已他向学校和辅导员报备，通过互联网医院配送了一批药物。

他切实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严泽是摄影系的应届毕业生，原本规划里，此时他应该在上海某一个角落进行毕业作品的拍摄，但疫情的出现打乱了计划：16个人的班级只有4个人正常毕业，包括他在内的12个人都选择了延迟毕业。

长期呆在宿舍中并不是一个好选择。严泽的宿舍位于一楼，楼层布局让他几乎看不到阳光。从窗口看出去，铁制防盗窗将外面的蓝天和绿树分割成一块块的，十分压抑。

他发现，很多焦虑和不安其实是无法解释的。“我们都被困在一个非常固定的环境里，生活高度重合。24小时都呆在十几平方米的寝室里，周围的一切都是固定的：饭菜固定配送、抗原固定上传，唯一不固定的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出寝室，我太思念外面的空气和绿色了。”

在学校封闭前，严泽曾经赌气将某买菜平台里所有的可乐都买下来。一提6听，他买了整整56提，共计336听，整整齐齐摆在宿舍桌前，成为封楼期间严泽最珍贵的物资。靠着这批可乐，他和同学们换来了面包、饼干、泡面等食物。喝不完的可乐也被他放在宿舍楼下，在物资匮乏的时刻低价提供给同学们。

在这段时间内，他找寻到了与情绪新的相处方式——固定的情绪低落似乎也是一种情绪稳定。看不到绿色，就在阳台上把香菜头水培起来；睡不着，就吃治疗失眠的药物......“总归是解决办法的，如果没有那就创造一个出来。”

他笑称自己是“种田流隔离玩家”，用电影《楚门的世界》形容这段封校生活：一切都是虚幻飘渺的，唯有自己和种在阳台上的花和水培菜才是真实的。

3

隔离

同样是被隔离，万怡却很羡慕有人陪伴的生活。她已经单人隔离接近50天了。

万怡是上海某高校内第一个被检测出核酸阳性的同学。过去一个多月里，她几乎走完了阳性患者历经的全部过程：转运、隔离、数不清的核酸检测，至今她依旧没有回到宿舍。相较身体遭受的痛苦，心理上的孤独似乎更为沉重。

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这段经历是伤痛，是重创，是怀疑，是不信任，是委屈和愤怒。”

在4月3日校内的第一次抗原检测中，万怡惊愕地发现自己变成“两道杠”了。她的身体不适似乎早有预兆，前一天的她就有了咳嗽、忽冷忽热的症状。

“我当时看着4月1日阴性的核酸报告，总觉得是4月1日愚人节的玩笑。”万怡说。

身体上的不舒服让她没力气思考，但客观事实又狠狠冲击着她的大脑。她只能猜测是封闭前的某次外卖或快递携带病毒。混乱中万怡和室友收拾行李，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转运。那时的她没有预料到，关上隔离酒店那扇门后，时至今日她都没能再次看到太阳。

“隔离期间还算幸运，我并没有被转移到方舱，而是住在一家宾馆里。”万怡说。校外隔离的第一天，万怡失眠了。睡不着的深夜里，她盯着头顶的天花板，看着手机上跳动的时间，直到身体发出困倦的信号，熬到不行才能浅浅睡去。

但环境之外，同学们的情绪风暴席卷了她：流言四起，不少同学在社交平台上质询感染的源头，希望公开她的行程并且点明姓名。

万怡说自己能理解这些情绪，“在学校这类居住极其密集的地方，但凡有一个阳性患者，整栋宿舍楼都会被纳入封闭管理。很多原本出国、实习的同学都被迫更改了计划。”

她很愧疚，也想过逃避。短短一个月发生的事情，对她而言比过去23年都更深刻：外地的母亲听说她检测阳性，着急上火，几乎每晚都要靠安眠药入睡；身边的朋友虽然都在安慰她，但被牵连者的愤怒情绪对她的伤害更强烈。那些天她几乎拒绝看任何消息，整日躺着床上，只要拿起手机看到消息，就会忍不住哭泣。

那段时间里，陪伴成为她的心灵支撑。“感谢我的朋友们，日日夜夜的陪伴让我的不安全感少了很多，让我觉得不再是一个人，让我觉得原来也有人是为我考虑的。”

“病毒带给我身体上的伤害是十分有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足够幸运。但这段我亲身经历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在改变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我对未来的追求，这是在之前的平淡生活中，无法去思考、无法得到的启示。”

4

缝隙

激烈的情绪反应之外，也有人在缝隙中找寻心灵的寄托。

刘玉婷是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的研究生，居住在中山北路3663号的普陀校区。她用“循环”来形容这段封校生活：三月的足不出户、四月的疫情反复、直至五月的逐步复苏。

她坦言，自己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这段生活。宿舍封闭，她最直观的印象是“每天都在等饭吃”：“感觉时间特别紧凑，每天都在吃饭。上午8点早餐，11点午餐，吃完饭休息一下、做一些自己的事情，下午4点半晚饭又来了。每天都过得特别特别快，又好像都差不多。”那段时间她的作息也十分混乱，每天沉浸在外界的负面信息中，直至凌晨两三点才能入睡。

她原本是打算实习的。就在封校前，刘玉婷刚刚面试了一家特殊儿童培训机构，决定去帮助自闭症和多动症儿童做注意力训练，但这安排被封校打乱了。

为了让自己逃出一成不变的“怪圈”，刘玉婷决定去做一些志愿活动。“如果总是关注一些很大的事情，自己会解决不了，你就会很灰心很难受，就只能去从身边力所能及的一些小事情做起，就会好一点点。”

她开始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排班志愿者和课程助教，把手头的工作排得满满当当后，她发现自己睡得着了。“我逐渐找回了早上8点起，晚上12点睡的正常状态。”

封校的另一个变化是和室友关系的深入。4月29日刚好是一个室友的生日，她们拆下黑色床帘充当背景布，拿台灯当补光灯、拿吹风机当鼓风机，在宿舍里开了一个小小摄影棚。那天没有生日蛋糕，大家拿出封校前购入一直舍不得吃的妙芙蛋糕，把蜡烛点燃，当作简易的生日蛋糕。

4月上海疫情越发严重，华东师范大学也经历了几次校内防控反复的情况。但5月初，她忽然感受到了一丝松动的迹象：餐饮选择越来越多、通行从限制人数转为分批下楼、洗澡和物资也逐渐变得稳定。

能够出宿舍楼的日子里，刘玉婷几乎走遍了附近每一片草地。她把原本用于打发时间的野菜识别书籍当成玩具，在楼下草坪上发现了荠菜、苦荬菜和蒲公英。

许多事都在重回正轨，但心理上的创伤依旧存在。她用“缝隙”形容自己这段时间的状态：外在的大环境没有办法改变，那就专注自己内心的小小缝隙。

时间进入5月，高校的封闭也开始从紧缩到逐步开放。

已经度过最孤独的时期，万怡希望自己能回归原本的生活：和室友打趣、去草坪上吹吹风、在天台上拍拍照、坐在图书馆里读一本书；李昕的学校发布了返乡通知，她想买一张车票，回家给父母一个拥抱；同济大学的自习室开了，余子苏也终于可以走出寝室，回到熟悉的学习环境中。

从立春开始的封闭，在5月21日的小满终于接近尾声。从友谊路到俊秀楼，刘玉婷走在学校最熟悉的路上。漫步在春日里，她久违感受到雨后清新的空气、听到风吹树叶的声音。

她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接受春天的洗礼吧，在无序中安守内心世界的秩序，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应受访者要求，潘艺、余子苏、李昕、严泽、万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