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眼中的中国抗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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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近日北京开始大规模核酸测试，西方对中国抗疫的报道突然增多，而且篇幅颇大。本文试图汇总相关评论，提供另一种观察角度。

对于上海因新冠疫情封城的新闻，此前西方媒体往往只是只言片语的简短报道，绝大多数注意力都放在俄乌战争上。自从近日北京开始大规模核酸测试，西方对中国抗疫的报道突然增多，而且篇幅颇大。中国的零容忍防疫政策与西方的“与病毒共存”政策存在巨大差别。还在2020年疫情初期，对比英美的高死亡率，中国的封城政策成效显著。在很长时间里，无论从疫情死亡人数还是经济成绩来看，中国的表现都堪称一流。

而上海封城后，争议颇多。朋友圈上流传一个帖子：“现在有三个上海。一是电视新闻报道里的上海。虽然疫情严重，但上海仍然春景依然，遍地英雄下夕烟。另外一个是短视频中的上海，乱象丛生，好像已经是最危险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自己家门口的上海，日升日落，车熄鸟鸣，张嘴做核酸，闭门捅鼻孔。只要不断食，日子照样过。”

此文是西方媒体对中国抗疫报道与评论的汇总，试图表达第四种观察上海的角度。

《经济学人》是西方媒体中最早关注上海疫情的，刊发了《拙劣的上海封锁正在考验“零容忍”战略》：“两年来，中国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仍然相对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上海是政府娴熟处理该流行病的证据。中国的‘零新冠’方法，包括大规模测试和严格封锁以控制疫情爆发，导致死亡人数减少，其经济增长比其他大国更强劲。”

CNN 刊发了《1.65亿人受到中国新冠封锁的影响，以下是你需要了解的情况》：“中国的病例在3月开始上升，很快就演变成自2020年初在武汉首次爆发以来中国所看到的最严重的疫情爆发。东北地区的吉林省在疫情爆发的早期阶段受到严重打击。当局于3月11日将省会长春（一个工业中心）置于严格的全市封锁之下，附近的吉林市于3月21日效仿。当局在3月还封锁了其他几个城市，包括主要经济中心深圳——尽管其中一些措施后来被取消。自3月1日以来，上海记录了50多万个病例，在3月底实行了交错式封锁。到本月底，这已扩大为全市范围的封锁。在北京，大规模的检测活动已经覆盖了近2000万居民——约占该市人口的90%。另一轮全市范围的检测计划于4月27日至30日进行。

目前有20多个城市实行全面或全区封锁，包括拥有1220万人口的杭州，拥有1270万人口的苏州，以及拥有950万人口的哈尔滨。它们横跨14个省，从遥远的黑龙江省东北部到广西南部，再到西部山区的青海省。

上海封锁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以混乱和功能失调为特征——这引起了其他城市的警觉，它们担心自己可能是下一个。

3月的失业率创下21个月的新高。许多企业被迫在一些地方暂停运营，包括汽车制造商大众和特斯拉，以及iPhone组装商飞马公司。中国货币人民币本周迅速走弱，暴跌至2020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对于有三次封国经验的英国人来说，每天几万个新阳性案例非常正常，两位数甚至一位数的案例就要集体做核酸的中国现象，令西方人很难明白。天空卫视新闻刊发了《中国对上海的封锁是一种过度反应吗？》：“根据我们的分析，中国每六个人中就有五个人在4月中旬之前完全接种了疫苗。相比之下，美国只有三分之二的人接种了疫苗。那么，如果中国的疫苗接种率很高，是什么阻碍了中国取消限制呢？答案部分在于中国为谁接种疫苗。

与英国优先考虑老年人和弱势群体的做法不同，中国的疫苗接种率在年轻人中反而更高。北京的卫生当局上周说，60岁以上的人中只有57%的人完全接种了三针疫苗。相比之下，在英国，80%的60岁以上的人已经接种了三针。

专家们还指出了中国本土疫苗的有效性，这些疫苗的有效性远远低于外国生产的疫苗。香港最近与奥密克戎变种斗争的数据也让大陆当局感到担忧。3月，香港报告的新冠死亡人数占其人口比例为全球最高。根据当地卫生官员的说法，在接受第一次或第三次注射的人中，几乎有一半人选择了科兴疫苗。”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中国在奥密克戎感染者周围设置防护网。上海官员封锁了有感染者的住宅楼，对全市2500万人口进行严格封锁，在多个地区设立了金属屏障，以封锁街道。在该市的金融区浦东，根据官方指令，在几个街区设置了金属薄板或网状围栏。”

《外交政策》杂志刊发《谁从中国的零容忍疫情政策受益？》：“一个可能被低估的因素是在中国各地处理新冠限制的组织的机构重要性。2020年反应的特点是全社会的努力和志愿者精神——与相当大的国家权力相混合——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他政府机构的人员所取代，从卫生保健官员到警察。还有一些专门为控制新冠而成立的新团体。(作为比较，可以想想美国9•11袭击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机构。）

对许多地方官员来说，这种大流行病已经把曾经用来衡量他们成功的各种指标减少到一个单一的数字。一系列新的责任和加强个人网络的机会——或者说从腐败中获益的机会——已经出现了。结束零新冠政策将对这个生态系统产生破坏性影响。

零新冠政策也是国家安全的福音，扩大了工具的范围和监控的正常化。这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金钱和人员成本，但它使地方政府所依赖的常规控制任务变得更加容易。

例如，地方政府的一项日常任务是阻止上访者——试图规避地方官员的情绪激动的公民——前往北京或其他中心投诉，通过监控火车站甚至绑架上访者来完成。持续的大流行病监控使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容易。在零新冠政策结束后，可以继续加强监控，但公众的反对意见会更强烈，成本也更难得到证明。

还有就是直接的裙带关系。在上海，社会媒体上到处都是对暴利的指责，但这只是短期腐败。大笔的钱来自于各种机会，例如围绕测试或医疗设备销售的秘密交易，以及哪些药物被批准使用。新冠疫情的最高负责人钟南山在没有申报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情况下，推广与传统中医药有关的产品——一种安全记录可疑的伪科学。”

路透社报道了北京的情况《在新冠封锁的担忧下，北京的商店出现恐慌性购买》：“了解到上海居民在被关在室内时如何努力寻找食物和其他必需品后，北京的购物者挤满了商店和网络平台，囤积蔬菜、鲜肉、方便面和卫生纸。一位63岁的朝阳区居民狄先生买了两袋蔬菜——他说足够吃8-10天——以防他所在的大楼被列入十几座被封锁的大楼。他说：‘上海是一个教训。’他补充说，他不相信北京会遭受同样的命运。”

路透社还报道了《厌倦了新冠封锁，银行家和基金经理希望离开上海》：“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融中心的数千名银行家、交易员和投资者发现自己被限制在家中，一些人甚至在努力为其家人获得食物和其他必需品。

‘在上海发生的事情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令人震惊的。’2020年底从香港搬到上海的私募股权投资者Melvyn 徐说：‘很少有人会想到事情会失控到这种程度。’ 徐现在正在等待放宽跨境行动限制，以便在大陆和香港之间的旅行变得更容易，并且正在考虑将他的孩子送回香港的当地学校，同时减少他与上海的联系，‘只作为工作的一个场所’。

外逃将损害上海成为区域金融中心的雄心，并为外国投资银行、保险公司、资产及财富管理公司带来坏消息，过去几年，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开放，他们一直在扩大在上海的足迹。

高盛的一篇微信帖子显示，该公司正寻求在上海增加近50个工作岗位。摩根大通在去年完全控股后，正在加强其上海部门，而贝莱德的上海基金部门正在增加约20个员工。这些梦想现在似乎处于危险之中。

一位驻上海的高级投资组合经理说，封锁已经‘深刻地，至少在短期内改变了该城市的商业环境’。”

中国曾经一直经济挂帅，令中国经济迅速腾飞；而中国封城，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政治挂帅的超强管制能力。两者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管理结果，都令西方人惊讶和费解。

这场浩大时长的上海社会运动，始于一个美好的意念——清零病毒，但因为没有认真考虑民生，实施仓促，临时取消了一些保障人民生活的正常秩序，比如饮食与医院服务，出现了各种次生性损害甚至死亡。同时，因为正常秩序被取消，临时秩序等于没有秩序，清零成为唯一指导政策，部分执行人员出现Malicious compliance的行为(恶意服从，指在明知或有意遵守命令会产生意外或负面结果的情况下，通过严格遵守上级的命令而故意造成伤害的行为。该术语通常意味着以这样一种方式遵循命令，即忽视或以其他方式破坏了命令的意图，但却严格遵守命令)。虽然上海人展示出了强于其他各城市的市民精神，但与西方社会相比，完善的公民社会尚未在上海形成：即执行官员没有保护人权的意识，百姓对自己的人权缺乏了解，或者不敢维护。在一个发达的公民社会中，不可能出现急症情况下，还要先提供核酸阴性证明才能得到抢救的非人道现象。此外，上海封城激发出的各种新型腐败手段与发国难财的行为，证明与中国神话般的经济建设奇迹相比，中国法治建设水平仍然低下。

从西方角度看过去，眼下最重要的是俄乌战争的局势与进展，以及日后西方在世界上的定位。有英国媒体将上海封城形容为自损，究竟是自损还是自救，中国零容忍政策最后带来的政治效果如何，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多大，对在中国的外国人和外国投资者的信心有多大影响，都将最终影响到眼下中国在这场正在形成中的新国际秩序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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