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敢死队”与上海围城（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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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中旬这个周末，“京东敢死队”刷屏，中国电商企业以不乏悲情的行动向国人展示了“道德的血液”本色。

京东在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承诺：“将为上海提供超过1600万件米面粮油等民生商品，可保障上海京东用户近1个月日常供应。为缓解送货慢，公司调配了首批2000多位快递小哥赶赴上海，为上海一线提供运营保障和物资派送服务”。这个承诺和朋友圈刷屏的照片振奋了很多“围城”中的上海市民。

而4月15日网上广泛流传的“京东敢死队”车辆和人员进入上海的照片则代表了京东开始了对围城的冲锋。上海郊区居民最先看到盘旋在高速公路上的京东红色车队，大家纷纷拿起手机拍摄，振奋人心的即时新闻再次刷遍了朋友圈。客观讲，这一幕足以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中写上一笔，实际上不止京东，阿里巴巴和其投资的盒马鲜生、饿了吗，以及美团城市骑手、叮咚买菜等一批互联网公司同样加入到保供大上海的战斗序列中，当然，这个超级救援团还包括顺丰、德邦等物流公司和其他行业市场主体。

诸多电商和物流企业以完全违背商业逻辑的方式参与了这场增援战。表现最为突出的京东更是喊出：“抗疫救灾从来不惜力、不算账！”让人无不为之动容。

观察：互联网电商的勇敢担当和罗生门困境 为什么叫“京东敢死队”？

实际上根据上海当前的防疫状态，大量物资都困在高速公路和海上等交通节点进不来上海，交通运输在严格防控下处于半瘫痪状态。更大挑战是，一旦进入上海的车辆和人员想离开又不被其他省份接收，在上海驻留也有诸多限制。这对于京东等电商公司而言，进入疫区的人员和车辆都是有去无回，面临新冠感染的风险非常之高，用“敢死队”来形容这种冒险非常贴切。

也有人称京东现在的供应模式为“自杀式物流”。顾名思义，所谓“自杀”说明供应车辆和人员进入上海之后也就意味着这股有生力量的“消亡”，当一个车队的几十辆车进入疫区把货发完之后，全部物流人员和司机被立刻集中管控隔离7-21天，装载车辆一律停留在疫区不得返程，而在这期间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到第N批车队继续往疫区送货，送完货就地隔离。据京东方面披露，公司已准备了至少14批这种物流供应车辆，争取形成正向循环。但实际运行中，管控等因素导致不见得及时形成闭环，大概率最后直至京东耗尽全国的物流力量才可能等到前面的车辆解封。

电商公司驰援的理想效果是——不仅上海之外的食品、生活用品等物资可以迅速补充到上海居民家里，平时起到城市内物流支撑的快递和跑腿小哥更是盘活了城内商品流转，政府提供的救助物资也可以通过专业队伍快速的送到市民手中，也包括电商快递作为城市居民联系最多的商业形态也会起到心理安慰作用。这一点和武汉疫情期间发生的红会发放物资不利，顺丰快速解决问题效果类似。

不得不说，经过了近一个月与病毒缠斗之后，互联网公司力求重新的回到了“保民生、抗疫情”的C位，这和他们不久前受到的“惦记老百姓社区菜篮子那点钱”的批评形成强烈反差，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保证一个城市物资供应中市场化专业公司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客观讲，这次互联网电商公司用“敢死队”式“自杀式物流”的悲壮捍卫了自身商业信誉的纯洁性和荣誉感。

然而，以上都是悲壮故事和期待效果的演绎，真实情况则更加骨感。据很多上海市民反映，虽然京东的初衷和壮举感动了很多人，而且确实和其他电商平台相比有更好的送货预期，但京东目前并没有根本上支撑上海的物资供应，乐观一点估计“京东敢死队”真正能发挥作用需要到4月22日以后，目前的订单都显示只有那个时候才可以发货。还有京东内部员工披露说，他们在徐汇等快递网点因为没有通行证正面临关闭，还处于有货使不上劲的阶段。

而且，电商和快递公司的管理不善的一面同样值得关注。部分上海市民反映，个别拥有通行证的快递小哥已经升级为黄牛，除了快递的物品之外也主动询问带货需求，平均加价40%-80%，很多小哥每天带货量超过2万，每天利润5000-8000元。他们虽然很辛苦，但倒是不太希望解封，群里的口号是：三个月回家一套房。不过，上海市民实际上对于这种“投机倒把”非常宽容，这更值得玩味，或许因为对“计划经济”的恐惧与日俱增。一个快递的通行证就能赚取暴利的时代，让每个人都缺少安全感。

以上转折，让外界看待上海疫情的观感再次陷入罗生门。抗疫背后的多重逻辑，以及面对不同主体多重身份的讲述，背后充斥着复杂的逻辑和矛盾。但背后都指向我们需要用更全面的视角看上海疫情，并且真正把精力放在解决最为紧迫的保证物资供应的“堵点”上，查问题、想办法，让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主体发挥作用。

经验：疫情保供需平等信任体制、社会和市场的多元力量

无论如何，“京东敢死队”的英雄主义依然是抗疫中的一抹亮色。这抹亮色和抗疫自愿者、医护人员、基层政府公务员一起构成了前线最能战斗的英雄群像。

从企业角度来看，这次抗疫救援的“上海保卫战”也注定对于提高互联网公司的品牌声誉会起到巨大作用。“京东敢死队”、“美团敢死队”、“盒马敢死队”、“叮咚敢死队”、“饿了吗敢死队”等表现出的超越商业利益的力量和荣誉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成为中国互联网企业对内增强凝聚力、对外提升民意的基石。

向来以“大社会小政府”著称的上海治理模式，在尊重全球规则、权利意识、言论自由、法治管控和契约精神的上海市民管理之下，长时间成为了国内省份学习的一面旗帜。而面对新冠传染病这样的全新情况，果断决策后的悲壮长征注定会被写入历史。

不过，新的追问来了：和政府的励精图治、自愿者和“大白”的无私奉献以及大公司的慷慨赴义相比，上海老百姓是在靠外部力量拯救才维持到今天吗？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自发形成的社区自治和团购互助在抗疫绝大多数时间起到了保供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真正挽救上海人的还是上海人自己。一位居住在上海的科技企业高管向我讲述了他们小区的真实情况：“我们社区相对情况较好，有7个小区（包括一个商住租赁公寓），到现在只有累计10多例阳性，都不在我居住的小区。社区之前就形成了几层供给：附近4公里内有仓储式商超山姆会员店、盒马X会员店；社区有盒马Mini、荟森生鲜店、全家便利店；若干个职业团长（规模比较大、专业化、有会员制和自提店）。刚开始山姆店关闭，盒马X、盒马Mini只有部分货物可以APP抢购（非常难抢）， 社区的荟森生鲜店、团购发挥了紧急供给作用；然后盒马Mini开始有套餐2天到1天一供（物资不确定、当天有啥供啥、志愿者协助对接统计收款、分货）；盒马X会员店开始4天一供（按社区轮流供应，价格稳定、限量保供套餐，需要抢购）。同时山姆、盒马X都逐步提供了起订量较大的团体预约供货能力（需要小区自行组织对接下单）。在这期间光明、农夫山泉等大企业都组织了面向社区的供应，由志愿者团长负责对接分发。在居委会基本瘫痪的情况下，物业和志愿者团队在社区管理支撑上起了决定性作用。特别说下团购：疫情之前大家选择团购是因为便宜、品质有保障、规模比较大、专业化、有会员制和自提店，几位团长都很专业，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供给作用、虽价格小幅提升，但保证质量没有货品争议。”

按照这位受访者的排序：“对我家贡献最大的依次是： 盒马X、团购、盒马Mini、山姆店”，也就是说上海本地商业平台对于抗疫保供起到了核心支撑作用，而团购自治组织起到了决定性领导作用。不过，他也强调自己所住的高端小区有所不同，老破小社区拿到的物资相对很贵反而品质差，这或许和居民的人脉及货物渠道有直接关系。换句话说，疫情中富人从市场上拿到的物资相对丰富且价格低，穷人拿到的相对少且价格高，但从计划体系内拿到的都非常有限。进而他总结这是非常时期给市场按下暂停键之后，计划经济管控模式带来的最直接弊端。

应该说这个小区处于问题和矛盾还算相对较小，而且有着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保障物资。相对而言，一些管理比较薄弱的小区问题严重得多，其中发生的悲剧故事网上也有流传，很多问题都指向了计划物资供应体系的低效率和混乱。于是，悲情故事正在吞噬人们的抗疫信心。

另一位被封控在上海家中的资深投资人批判相对犀利，他说：“上海封闭之初的惨象，直接原因就是突然废除了几乎所有的市场力量，还废除了亲戚朋友这个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援助链接，废除了各类社会民间慈善救助组织，让一个个人成为孤立无援的沙子。然后把2500万人的吃喝看病交给了几十万业余的基层人员，交给了疫情防控人员，虽然他们也是用生命抗疫，可保卫供应却并不专业，这也导致很多惨剧发生！”

必须承认的是，上海保卫战中专业性管理是减少次生灾害的根本，也减少丑恶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根本。根据网上流传的大量上海市民亲身经历和笔者采访到的一些，绝大多数基层服务人员、志愿者和医护人员鞠躬尽瘁、付出巨大牺牲，但利用权力寻租的情况也偶有发生。个别现象通过网络放大后带来阵阵哀鸣，动摇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值得关注和规范。当上海这座以高素质居民、科学精细化管理闻名的超级国际化大都市市场化的要素被切断之后，一般性管控和治理支撑必然不堪一击，也带来了一个最惨痛的经验教训——抗疫过程中仍应该全面发挥体制、社会和市场主体一切力量，给予多元主体公平的信任和参与机会，市场充分参与应对短缺才会根本上减少不规范的发生。

进一步分析，也有人批评说：“很多小区的管控实际上从开始第一天起就对立了体制和社会，把共同防疫的问题转变成了防止老百姓传播病毒，从思维基础就是不信任人民群众。这个理念显然不是人民视角的防疫思维。”综合多方信息，实际上目前的主导性防疫模式效果有待商榷，目前很多街道、派出所、公务员出现大面积阳性被“团灭”的情况，各地出现人手严重不足。

确实需要深刻反思哪些是科学防疫的限制问题，抗疫多元主体如何广泛参与协调互助。

反思：打赢上海保卫战需要科学治理而非哲学王 

对于上海抗疫经验和教训的反思，其必要性显而易见。这些总结首先需要尊重抗疫决策者的战略决心和初心，也需要尊重几万几十万的抗疫医护人员和自愿者的无私奉献，更需要体谅包括基层的管理者在内多方参与者抛家舍业的坚持。但最根本的，依然要真诚面对2500万上海市民撕心裂肺的呐喊，需要更多的悲情展现和同理心的倾听。所以，反思抗疫并非打气鼓励那么简单，更非单向批判思维那么浅薄。

值得肯定的是，无论从国家决策者和专家组还是和上海市的角度，都对网络和媒体展现出来的问题有着高度敏感的关注和第一时间的应对，也都坦诚表态直面公众的质疑和善意的建议。虽然民众对此满意度仍不高，但事实上确实可以看到网络呼声的积极反馈。

这里试着对上海抗疫经验教训做一些总结，包括最终打赢上海抗疫保卫战势需要进一步处理好的多种平衡关系，这注定也是其他城市可以参考重要内容：

第一，平衡好抗疫的正确性和防止次生灾害的现实性的关系。如张文宏所言：抗疫本身不是目的，是实现生活正常化和经济正常化的手段。从抗疫以来没有及时救治的次生死亡情况看，对此的预防措施到今天为止依然没有完全落实，背后应该还是推卸责任的畏惧风险机制作祟。从经济影响情况看，上海作为汽车工业中心城市的封城措施，已经严重影响到全球汽车产业链的正常运行。用德国博世中国区总裁陈玉东的话说：“焦急的整车厂甚至自己带着货车等在博世工厂的门口，一级供应商需要等二级供应商的材料，运输环节只要晚半天，2万台车的产能就没了，但现在已经不是晚半天的问题”。华为余承东透露：“如果上海继续不能复工复产的话，5月份之后，所有科技、工业产品设计上海供应链的都会全面停产”。小鹏汽车的何小鹏同样呼吁关注汽车产业的生存问题，这些都是此刻需要平衡兼顾的社会经济、民生方面的重大课题。目前，供应链挑战不仅带来美国、日本的激烈反应，更是对中国内循环、世界产业链带来巨大冲击，损失难以估量。教训很深刻：只聚焦解决其中一个要素逻辑，永远无法达成大系统的整体目标，经济影响不可忽视。

第二，平衡好果断决策和更好发挥专家机制的关系。专家机制的发挥可以从多个维度来看，包括总体的抗疫专家不应该存在背景的差异化对待，或许更好的发挥民主决策机制更加合适，信任一批人封杀另一批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此外，从抗疫封控那一天起，实际上食品和生活物资供应问题就应该充分征求电商、物流公司等单位的专家意见，如果及时沟通并尽快推出保供计划，也许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悲剧。用“哲学王”和“无知之幕”的对比来看，或许对于这种抗疫执行中并没有绝对的“哲学王”可以发挥作用，站在“无知之幕”之后多角色参与制定政策的专家决策机制才是最符合大家利益的。

第三，平衡好体制内执行力和社会化动员力的关系。对此，很多群众抱怨说，抗疫期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不信任现象，正义光环下发生在很多很多不尊重人的恶性事件，也没有第一时间很好的推动“有责任、有担当、有声望”的商业主体把供应链物流恢复起来，带来了高价团购和黑骑手满天飞等严重问题。这里面或多或少出现了体制内外的割裂，社会力量没有被充分动员，却陷入了充分制约和管制。

第四，平衡好顶层设计压力和落地激励机制的关系。从这次抗疫中我们是可以感受到多个主体的谨慎，特别是国企部门领导担心出错的沉默，鲜有发声。私下里有人讲：如果出错就要背负无限责任，如果出错就是严重动机问题要背黑锅，甚至砸饭碗，这自然对领导者的积极性产生损害。现实执行中，对于很多区县制定的防疫策略，在领导形成大的决策部署同时，并没有很好的用科学方法分解任务进行落实，而是变形为责任切块后的推卸，成了一种过于简单的责任划分机制。为保住乌纱帽对老百姓过度限制的做法屡见不鲜。

第五，平衡好公权力的法治性和私权利的神圣性的关系。在很多小区的决策中，显然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由于人手的不够严重缺乏，但也存在注意力更加关注防控风险而忽略民生的问题，甚至无限夸大防控意义、忽略人的基本权利需求的现象，很多措施严重限制了自救行为。实际上，无论出现什么重大的社会挑战，社会底层的价值观都不应该动摇，特别是基本的公平、正义和爱护弱势群体的责任，这些都不应该发生改变，“国本”的根本是“人民的获得感”，这一点毋庸置疑。

第六，平衡好权力统筹和权力制约的关系。最后一点则是权力腐败的问题，计划的食物配给制度，应对2500万人的需求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而当人员流动需要简单化的通过批条子、通行证这种上世纪的管控方式来处理的话，不可避免成为了新型的抗疫权力中心。这种权力没有制约自然会形成影响民众好感的特权，带来新的不公平，而权力中心向抗疫相关部门的转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社会紧密团结解决问题的目标。

以上反思的出发点显然都是为了抗疫行动更加高效、有序，并获得最后的胜利，因此这些问题理论上应该更多开诚布公的专业讨论，在国民生计、国家利益面前不应该存在任何禁忌。不过，关于疫情的争论看着也很让人痛心。我们的很多讨论都在两个极端之间低级对立，然后为了捍卫自身话语权把自身价值点推到极致，最终形成心理上排斥他人的应激反应。本质上还是相信“哲学王”是存在的，无非是自己是还是别人是的问题。

从乐观的角度看，中国抗疫有着国家的战略决心、社会化公司的能力积累、全国性大市场的物资供应的有利条件，更有上海市民冠居中国的一流素质，还有“京东敢死队”这样的商业主体超越自身利益的无私奉献，有理由相信上海保卫战一定能打赢，也一定会成功。这一点我们始终可以保持乐观，但这注定是一个群策群力的多方努力的结果，也是为了最小代价的殊死一搏。

我们不能绝对化的因为今天上海面对的抗疫挑战，就全面否定上海政府、上海专家组和上海市民的努力，这不符合事实。或许上海今天在聚光灯下的苦难只是全国性问题的一个公开化放大的版本，基于上海人的权利意识很多问题得到曝光和传播，国内更多出现疫情的城市老百姓在默默承受着更大的痛苦，这反而更加说明了上海正反经验对于整个国家的价值。

客观的看，今天上海的所有人都带着钱钟书老先生作品《围城》中的悲情，上海人想出去不可能，京东等公司想进来非常难，进来了想发挥作用难上加难。个别官员希望采取创造性做法不可得，国家管控希望寻找更好调整契机不得见。或许这不仅是“围城”的两难，也带着阴阳两界的喜剧命运对比，以及《万历十五年》之中各个阶层的苦涩，这一切都浸透悲凉。

文末，我们回到“京东敢死队”的话题，重新审视电商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和意义。笔者曾经在过去多篇文章中对于电商野蛮生长挤压品牌化商家提出质疑，对个别企业家不良导向的言论提出很多尖锐批判，包括《刘强东和马云的另类战争》、《周掌柜评马云：永不退休才是利空》、《拼多多的丛林法则》等。但此刻，我们需要真诚的为电商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的先进性和人民性喝彩，烧钱不仅仅烧出了庞大体量，也烧出了服务于公众的“血性”。

此时此刻，在上海抗疫保卫战中，京东敢死队、盒马敢死队、美团敢死队、顺丰敢死队等感人事迹，应该被充分赞美，而抗疫中广受诟病的问题应该在批评和反思中得到解决。也应了那句话——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抗疫成就和抗疫失误就像硬币的两面必然同时存在，我们同样需要悲悯的同理心对于身处其中的奋斗者给予尊重。当然，尊重受难者更是天大的正义。

最后祝愿那些“敢死队”里的年轻人早日功成、平安凯旋。你们的精神感动了中国，上海市民及全国同胞与你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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