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军的炮弹和围困下，来自马里乌波尔的声音（组图）

乌克兰记者奥列娜·伊凡西夫、卡捷琳娜·亚科夫连科和塔季扬娜·别兹鲁克联系了马里乌波尔的居民，请他们描述自己的经历。以下是他们的叙述。为了文字清晰和篇幅所限，他们的陈述经过编辑。

我不怀念失去的东西，毁坏的房子。我不在乎我贷款买的电视，我再也不会看了。这些都不算事，在战争面前不值一提。但我太想念我独有的世界了，马里乌波尔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世界。这个城市总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冬天的时候，是一种留在藤上的冻葡萄的苦味，混合着来自千家万户的淡淡烟味。一到夏天，这里充满了期待已久的雨水冲刷尘埃的气息。而到了春天……春天的城市是多么美丽。

我的城市现在是冬天，是俄罗斯炸弹带来的。他们不只轰炸了我的城市。他们还轰炸了我的春天。我的生活。我的过去。

事实证明，我的未来也是如此。因为现在对我来说最困难的问题是，“明天我要做什么？”我曾经有过一千个计划和一百万个愿望。现在我只希望一件事：让普京去死。

晚上，我梦见了马里乌波尔。和我记忆中的一样。我和小儿子走在城市花园的小路，他不停地问我：“要走多少步才能到海边”，“这条路上有多少棵树”。多么美好的梦，醒来又是多么痛苦。

每个人都说：“没关系，安雅，我们会重建的。我们的城市会比以前更美丽。”

我不想要一个更好的城市。我想要我曾经拥有的那座城市。在那座城市里，我清楚地知道要走多少步就能到海边，公园的中央小路上有多少棵树。

我想要的是无法归还的东西。这就是我生命中的悲剧。

——安娜·穆尔利基娜，47岁，0629.com.ua的主编

黑暗、寒冷的房间，没有窗户，也没有一丝光亮。我跪在孩子们面前，他们吓坏了，哭着说他们害怕死亡。我试着向他们解释死亡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在马里乌波尔，我们的房子正在遭到炮击。我们可以听到飞机的声音，然后是爆炸声，所有这些都和炮弹的爆炸声混在一起。墙壁和地板都在摇晃。

每一次爆炸都会夺走更多的平民生命。大脑摸索着成千上万的逃生方案，但根本没有。一切都不取决于我。我和家人正从乌克兰以及我们简单、悠闲的生活中“被解放”出来。我不知道我们身处战争的中心，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小时都可能是最后一个小时。孩子们很饿，他们向我要水喝，但我们不能离开避难所：爆炸还在继续。

先是停电了。然后水也停了。金钱失去了价值。只能以物易物——汽油换面包，面包换香烟，香烟换木柴。

寒冷：到处都很冷。没有暖气。屋里和屋外的温度是一样的。

水：最贵重的东西。他们喝水坑里的水。他们喝供暖系统里的水。他们喝雪里的水。找到天然泉水的人是幸福的。但他们是少数。

避难所：任何地方都可以是避难所。整个利沃贝日内地区变成废墟后，人们躲在剧院里。他们似乎是安全的。但俄军飞机投下的一枚炸弹炸死了其中的许多人。

安全：这个词已经失去了它一切的意义。

死人：无处不在。起初，人们试图把尸体埋在万人坑，但密集的炮击使其无法实现，只能用床单盖住尸体。它们无处不在。

——彼得罗·安德鲁申科，47岁，马里乌波尔市官员

3月16日，我家的房子像一根巨大的火柴棍一样燃烧起来了。我们失去了衣服和财物。3月18日，我们决定逃离这个城镇。我的朋友们有一辆小巴，虽然严重受损，但还能开。我们匆忙地打包各种东西，做了“车上有儿童”的牌子，然后四辆车排成一列出发了。到处都是俄罗斯坦克，它们在镇子里穿梭。

我们拐进大街时，遭到了步枪的射击。子弹击中了三个汽车轮子，穿透了一个油箱。敌兵没有因为我们的牌子而停下来。轮胎爆了，我们设法开车到另一个区，那里的炮击声没有那么大。我们在那里找到了一个避难所，住了几天。3月21日，我们开着剩下的三辆车，通过港口开到了检查站。检查很彻底，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最后还是放行了。我们驱车前往别尔江斯克。我们活下来了。

——卡丽娜（不愿透露姓氏），25岁，管家

最可怕的时刻发生在炮击的最初几天。有一天，我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我想出去看看邻居们是否安然无恙。我只看到邻居的鞋子掉在地上，听到他尖叫：“不要出来。不要到这里来。”我以为有人死了或者他受伤了。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对面的房子被炮弹击中。大楼前的一具尸体一个多星期都没有被移走。

3月15日，我们设法离开。我们从马里乌波尔开车170英里（约270公里）到扎波罗热，大约走了15个小时。俄罗斯人拿着机关枪站在检查站，检查我们的文件、箱子和手机里的东西。幸运的是，他们放我们走了。

几天前，我看到了一段视频和一张照片，上面是我的房子已经被轰炸了。俄罗斯的“解放者”把我从家庭和工作中解放出来。他们摧毁了我的城市。我不知道我的朋友、邻居、同事和学生是否还活着：他们有人躲在大楼地下室里；有人在剧院里。

——玛丽安娜·萨延科，51岁，教师

在我们的西边不远处有一个叫伊里切维茨的体育中心。有一段时间，这一带的炮击变得不那么频繁了，所以我们决定可以朝那个方向走。我们在房子之间走了4英里多（约6.4公里），避开了开阔的区域。我们开始离开马里乌波尔的时候，有人（可能是俄罗斯人）向我们开枪。爆炸声就在附近，但我们都没有受伤。我们下了车。再往前走一点，我们看到了被摧毁的军事装备和一个检查站。我们又听到了炮火。就在这座城市出口处的高速公路上，一个要离开马里乌波尔的人设法让我们上了他的车。我们刚离开城市，一发炮弹就击中了我们住过的宿舍。

——伊戈尔·扎哈罗夫，22岁，学生

3月7日晚上，炮击开始了，来自非常近的地方，声音很大。我们跑到地下室，一些邻居和孩子们也藏在那里。有一次我们听到刺耳的呼啸声，然后是一声巨响。我们的家就在那个晚上被摧毁了。地下室——我们的藏身处——被破坏了。我们看到孩子们脸上有血。祖母的房间门被堵上了，我们在挖的时候害怕极了。

我们对获救不抱任何希望。我们被所有人抛弃了。我妻子的叔叔在炮击中受了重伤，附近医院传来的消息让我们感觉天要塌了：他们救不了他，最后他因失血过多而死，我们把他埋在了后院。

每次设法出去，我们都会看到一个末世般的鬼城：被毁的建筑、垃圾、残骸和被主人遗弃的、饿着肚子的流浪狗。人们闯入当地学校，从食堂偷食物，拆下木制地板和窗台，用来生火做饭。

3月13日，我们看到士兵们在我们的街道上建造反坦克路障。就在那时，我们意识到不管有多危险，我们都必须逃跑。

——谢尔盖·多洛波洛夫，36岁，工程师

我的一个朋友死了，两枚炮弹击中了他的公寓，杀死了他，当时他在厨房里。他的妻子、儿子、父亲和岳母在隔壁房间。他的妻子头部被弹片击中，他的岳母也是如此。但他82岁的父亲却安然无恙。他们在公寓着火前跑了出来，然后再也回不去了。但我的朋友维提亚将永远留在那间公寓里。

我们跨过前一天去取水的人们的尸体去取水。最后，我们在一座建筑里发现了自来水。那里已经有很多人了，我们不能带太多水，因为我们得走很长一段路。但我们每天都去取水，每天都看到躺在路上的新尸体。

——汉娜·德罗波特，47岁，媒体专业人士

3月2日之后，我们失去了照明、供水和供气。整个城市陷入黑暗之中，但最糟糕的事情是失去了与亲人的联系，所有的电台都被敌人干扰了。3月6日，一场大规模炮击雨点般地落在我们整个地区。所有房屋都被毁了。他们说有10人死亡。一枚炮弹击中了我朋友的公寓，她住在这栋楼的最高一层，也就是三楼：炮弹穿过屋顶，卡在她家地板里。从那天起，我非常害怕上楼回我的公寓。地下室的生活从3月6日开始。

我们有15个人，包括两个六岁和16岁的孩子。我们在那里待了两周，每天回一两次公寓。我们在靠近建筑入口的地方生火烧饭：我们搭了一个小砖炉，生了火，轮流做饭。每一个建筑物的入口都是这么安排的，一切都冒着猛烈的炮火进行。然后飞机开始投炸弹。我们学会了听懂空袭的声音，知道是什么东西在飞，在什么地方飞。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做饭，什么时候必须逃到地下室去。地下室又冷又黑。我们的蜡烛快用完了，我们做了油灯。日夜都要经历长时间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