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锁中的上海,我们活得越来越像一座孤岛(图)
身穿全套防护装备、在中国被称为“大白”的志愿者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我所住的小区又被隔离在寂静之中。从18楼的窗户望出去,我能看到楼下观赏鱼池和花园空荡荡的;层叠掩映的树篱空无一人;喷泉不知怎地关闭了,水面静止,仿佛在宣誓臣服,在宣告终止。
这是浦西被封的第一天,在这黄浦江以西的半个上海市区,我们刚完成了第一轮由市政府出资的新冠检测。通过楼栋微信群(我所在小区19栋住宅的19个群之一),我们被分管的“大白”按楼层分批叫下楼。
在楼下大堂,一位值守的“大白”在点名。另一位充当了调度员,示意我们往左走。与我们同住的婆婆努力让我们全家与邻居保持社交距离,而我和丈夫则抱着两个孩子,一个两岁,一个半岁,都没有接种疫苗。二维码被扫描后上传到政府运营的云服务上,我们可以在那里看到结果。我们接受了拭子检测,然后被匆匆赶回屋中。一位“大白”在七楼下了电梯。一些居民还没有下楼接受检测。电梯门缓慢关闭时,我们看见他在敲他们的门。
2020年2月,我们这些上海居民第一次遭遇新冠封锁的时候,我最大的孩子只有九个月。在那次封锁期间,神秘的病毒在武汉肆虐。猜测和谣言漫天飞。死亡率很高。感觉封锁很有必要。人们是真的很害怕。
但在此后两年时间里,人们摆脱了对新冠疫情的担忧。尽管未接种疫苗的人现仍面临很高风险,但在一个奉行新冠清零政策的国家,我们的生活基本是正常的。在美国亲友遭遇学校长期停课、需要在家工作的情况时,在上海,我的女儿可以继续参加儿童聚会,开始上幼儿园,我和丈夫也有了第二个孩子。我们偶尔才佩戴口罩。大部分时候都不需要。
最近扩散开来的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BA.2令人不安,因为我们已经太过习惯不受新冠影响的生活。可能在大多数人看来,封锁是必要的,也是可以接受的:这是为了潜在的长期利益而忍受短暂的痛苦,尽管有人抱怨称,短期封锁可能变得更长。但到目前为止,至少在我的朋友和邻居里,这也只是抱怨。我们还没有遭遇新冠疲劳。
但现状若是不变,人们总会厌倦。他们会受够封锁,受够在家工作,受够陪不能上学的小孩玩耍。这都是中国以外的人长期以来非常熟悉的新冠经历。在中国的人也将受够强迫服从(“大白”来敲门,拒绝检测程序将遭受的刑事处罚)。他们会厌倦与亲人的分离。
因为我接种了疫苗,比起生病,我更担心的是如果我检测出阳性,会被迫与家人分开。我的儿子还在母乳喂养,他怎么都不肯用奶瓶,还对配方奶粉过敏,与他分开将会是一场噩梦。
3月,穿着防护服的卫生工作者在被封锁的上海居民区外休息。 ALEX PLAVEVSKI/EPA, VIA SHUTTERSTOCK
眼下在上海,浦东这半个城区刚刚结束的封锁正在以各种方式被延长。如果你所住楼栋出现病例,整栋楼都将被封锁14天。如果你所在小区出现病例,也要足不出户七天,然后在小区内继续被隔离七天。如果你所在街道出现病例,那么你七天都不能离开小区附近。若是街道没有病例,你才可以自由走动。不管是哪种情况,被检测出阳性的人都会被带走集中隔离。
我告诉丈夫,如果我们刚好属于第三种情况,那我就再开心不过了:小区会被封锁,但我们可以出门享受新鲜空气、小区花园、树篱和小径。我意识到,我的想法非常中式:尽管病毒在外肆虐,我在严格的边界内享受自由就可以了。第四个选择,也就是在上海自由活动,感觉太过头、太多不确定了。过去这几年,我越来越像个孤立主义者——孤立在中国,在上海,在长宁,在古北。
这是中国的区域封锁策略所致,它让每个人都更加拼命地保护自己那一小块空间。人们都在囤积食品物资,为争夺资源大打出手。邻里之间互相揭发潜在的病毒携带者。
上周在我们小区,附近楼栋出现了一例抗原检测阳性。结果,楼里所有住户都被封锁。我家楼栋没出阳性,有个男人看到一个女人从地下室带了一箱居家用品进来。他问她从哪里来,当她说自己来自被封锁的那栋楼时,他在群聊里把这一情况告知了大家。碰巧的是,她也在群聊中,因为她在两栋楼里都有房产,而管理者让她离开有阳性病例那栋楼。这一男一女随后用语音开始了激烈而漫长的争吵,用上了各种各样的指控和侮辱,“胆小鬼”和“叛徒”已经是恶意最轻的话。到最后,那个检测结果是假阳性。
而在同时,无数志愿者无私奉献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协助全市的检测工作。我所在社区的一些邻居正在分享物资:一位在当地开健身房的男士每天都把一袋袋食品杂货摆放在店外,任由居民自取。目前的情况还没到极其紧迫和艰苦的程度。人们大抵还有精力,还能乐观和慷慨。
如今中国就和全世界一样,出现了病例大幅增加的情况。能得到两年的保护,在越来越多的人接种疫苗后才暴露于病毒之下,我们是幸运的。在新冠疲劳出现之前,在疫情对社区、家庭和人际关系造成持久损害之前,我希望我们能找到办法,用得体的方式放宽我们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