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品海：稳定不是改革的障碍（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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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议题上，中央同样用稳定来主导它的治理探索。止暴制乱是为了从社会骚乱中恢复稳定，但止暴制乱不可能化解深层次矛盾，更无法解决㓥房困局。爱国者治港是良政善治的前提，但爱国者不必然就是“五善于”和“五有”的政治家，更不等同有了爱国者，高度自治就自然成功。国内的改革开放不是空喊口号，经济建设更不会因为固步自封、畏缩不前而成功。改革和建设都是在发展中完成，稳定是指前进中的稳定，是发展中的稳定。香港的发展和改革当然是以稳定为前提，然而，稳定一旦被误解为不需要检讨产业的发展路径，不反思传统分配模式的效率和公平性，不可以动摇既得利益结构，不严肃调整目前的治理团队，这种稳定必然是虚无的，只是口号。

物先腐而后虫生是香港的写照

据说，不少中国内地负责香港事务的官员、学者，曾经认为国安法和选举制度改革已经将香港动乱的根源切除，疫情防控的彻底失败让他们质疑之前对香港的判断很可能是错误的，开始认识到香港问题不只是外国势力干预，更不只是一场别有用心的颜色革命，而是应该在香港整体治理失败的层次去检讨。更重要的是，如果治理持续失效，无论是颜色革命或者病毒，都可以在失效的裂缝中入侵。“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这句古老名言用来解释香港身处的困境是最合适不过的。

为什么简单的道理需要经历如此折腾才能看得见？道理看似简单，但现实却并非如此简单。当我们指责香港政府官员离地，跟不上内地的效率，不应该忘记中国的国家治理和经济建设同样不是骤然成功，而是经历过几十年的艰苦改革。市场经济及开放外资参与建设甚至是中共建国之后经历过无数挫折才意识到的有效政策。香港社会要彻底认识转型和改革的重要性，估计还需要更强大的转型共识。如果连中央政府也是经过二十多年才掌握到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开始强调改革，香港官员的迟钝就不见得难以理解。

香港人有一句俗语：迟到好过无到。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出“五善于”和“五有”要求，我相信是因为中央政府已经掌握香港深层次矛盾的本质，那就是承担香港治理责任的主要官员既不具备“五善于”，亦缺少应有的治理品质。就以如何掌握香港转型阶段的治理而言，香港政府显然毫无前瞻性认识。国家主席习近平几年前强调我们身处“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这不只是一般的政治学术理论，而是要求政府和人民在国家治理层面做好应对“大变局”的准备。不少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但当我们审视今天的世界格局，难道事实不就是如此吗？中国在变局中稳步前进，遇到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贸易和科技战，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俄乌战争，它都用沉稳务实的态度面对，甚至成为变局中大家期望的稳定力量，这是因为它意识到世界将要发生变化，而且做好了准备，这亦是习近平多次强调“磨刀不误砍柴工”的意思。

果断改革才能带来真正稳定

作为香港人，就算不关心俄乌战争、美国通胀、疫情让全球至少六百万人死亡、能源价格疯狂上升、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也会看得见香港身处的困难。香港这一波疫情杀伤力如此大，就是因为香港政府缺乏防控准备而造成严重后果。打疫苗可以避免长者死亡，拒绝或延误接种可能赔上性命，道理很简单，而现实就视乎你是否做好了准备。夏宝龙去年要求治港爱国者懂得如何做事，而且必须是“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今天香港政府疫情防控的举棋不定，完全缺乏战略定力，只能够证明港府最高决策层是“不想干事、不会干事、不能干事、干不成事”。

没有人反对稳定，但将稳定扭曲为不作为，甚至是改革的障碍，这不会是中央授予香港高度自治权的原意。既然香港政府对改革缺乏魄力和意识，那就应该重组，新政府必须由以改革为主导思想、积极有为的治理团队组成。如果香港内部对改革有任何阻力，中央有责任纠正，就好像有责任为香港制定《港区国安法》一样。不论是外部或内部力量挑战国家安全，中央都不会坐视不理，问题是香港的改革是否与国家安全同样重要？答案是肯定的，中共在十八大之后提出全面反腐和深化改革，它是用亡党亡国来理解不作为的后果，力度自然也就大了。如果意识不到香港若缺乏改革，国家安全将无法保证，自然会错误认为止暴制乱之后的香港就万事大吉、安枕无忧。

稳定是改革的前提，也是改革要达到的目标。只有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才能保证；维护国家安全，同样是为了社会稳定，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推动改革绝对不是无事生非，更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无论是检讨产业发展路径，反思现行分配模式是否有效和公平、还是必须触动既得利益结构、严肃整顿治理团队的责任意识和施政布局，都是因应社会存在结构性深层次矛盾的对策，如果不在这些方面大刀阔斧，果断改革，就无法切实保证社会稳定，香港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也将会被伤害。

中央应推动香港应对大变局

事实证明，香港的行政主导体制难以从内部推动政府改革，香港的政治生态更是缺乏改革基因，而一旦治港团队意识不到社会必须通过改革和转型应对身处的危机，它就很依赖中央政府的“提示”。以往由区隔心态主导的“一国两制”把这种提示视为干预，内地官员大多忌讳就香港事务进行批评，中央客气地评价香港政府“依法施政”，这些背景都不利于香港政府官员听取外部意见，更打消了不少人对中央和港府提出意见的积极性。这种环境对香港推动改革非常不利。

中央政府必须反思香港改革的紧迫性，任何无法从内部推动改革的社会都可能面对更大的外部震荡。看似轻微的社会冲突轻易转化为严重的社会动乱，甚至达到颜色革命的程度；自以为是严厉防控疫情的安排，却轻易地被几个输入个案以摧枯拉朽之势击破。这些都说明了香港根本没有意识到自身制度的不足，对挑战和危机缺乏准备。如果经过这三年的挫折仍认为香港内部可以自我调整，那就是自欺欺人。中央政府是时候更积极向香港各阶层做出全面改革的“提示”，只有这样，香港才能够同心协力，为“大变局”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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