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郑当以“站好最后一班岗”的心态领导好香港疫情防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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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3月13日，香港因为感染新冠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武汉，这个中国排名第一的“桂冠” ，不是一个荣耀的象征，而是像一个耻辱的标记，恐怕从此就将牢牢戴在香港头上。而在此期间，各种令人动容的停尸间照片，各个因无法及时获得医疗救助而在网上绝望呼唤的患者，以及那些在感染后寻短见自我解脱的老人，更是无时无刻不冲击着人们的良善底线。

在意料之中是因为这一切让人难堪、令人不安、促人悲戚的场景，都是这个城市市民尤其是城市管理者们，自我选择、自我放纵、自我毁灭的结果。中国有个成语叫“咎由自取”，用它来形容导致今天这番情景产生的演进逻辑实在是太恰当了。首先是市民，香港有今天这番场景，市民大众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一点在香港非常适用。一个将自由主义奉为圭臬、一点为公共利益都不想牺牲个人自由的社会，尤其还有那么多想借疫情危机继续“揽炒”祸港让港府和中央难堪的黄丝，有可能不被病毒攻破吗？

再者是这个城市的管理者们，尤其是承担着城市治理与防疫主体责任的港府主要官员们。一个众所周知但是很多人却不愿承认的事实是，两年多来，虽然采取了“动态清零”的防疫方式，但是在疫情防控中，港府及不少官员却一直是一种机会主义摇摆心态，尤其最近一年以来，他们担心疫情防控会影响经济并进而影响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因此一直在暗自对标欧美等西方国家，希望优先和西方开放接轨而不是先行对内地通关，把躺平与病毒共存作为实质上的优先选择，有这样一种心态，今天这一切有什么奇怪？

更不用说这两年多来，港府在医疗与检测资源的准备上极度不足，在推进施打疫苗问题上毫无作为，在这样扭曲的社会氛围与毫无施政作为的政府领导下，有今天这样的场景呈现真是一点都不奇怪。

我们知道在内地，如果出现像香港这种情况，当地政府与官员是要被追责的。过去两年，湖北省委书记、省长，武汉市委书记，市长，以及西安、南京、哈尔滨、北京、云南、吉林等地都有相关官员因为疫情防控不力导致疫情爆发被免职问责。几天前，东莞市因为疫情防控漏洞导致局部泛滥，还刚刚免除了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东莞市市委常委兼常务副市长，东莞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局长，以及东莞市大朗镇镇委书记、大朗镇镇委副书记兼镇长、东莞市卫健局副局长等一众大小官员的职务。正是在这种严厉要求下，内地政府与官员才不敢懈怠，确保了内地这个最大的国际疫情“安全岛”地位，避免了一场结果可能难以估量的人道危机。

那么，这次损失惨重的香港疫情，谁应该为此负责？谁应该承担主体责任缺失造成的严重后果？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说，对于香港今次第五波疫情，“中央无怪罪香港”，强调全国人民都支持香港，形容“大家是一家人，不分你我”，香港毋须担心，希望市民配合特区政府的工作。

这是非常大度、非常体谅港人的说法，但是，在这个令人感动的大度说法背后，在中央的宽容与鼓励背后，谁知道又有多少令中央亦深感无奈、深感痛心，却又在“一国两制”下说不出口的纠结乃至愤怒情绪？

香港社会与港府官员是否知道，即便在当前，在深圳与上海被香港疫情拖累到接近封城的情况下，中央与广东和深圳政府仍然在竭尽全力，排除一切困难，尽一切可能支援香港抗疫？而在香港，又有多少人能体认、感念中央与内地地方政府的这份感情？有谁会为此感到愧疚？

事实上，港人如果能读懂中文，就能从“中央无怪罪香港”这句话中读出香港（尤其是港府）在疫情防控失败上的“罪”。这个“罪”，即便中央大度不去追求，内地媒体在“一国两制”下也不便发表过多评论，但早晚也必须要对此有个说法。

当然，当前仍然是防疫为重，港府特别是特首林郑月娥的当务之急，仍然是要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防疫的批示，“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把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香港社会大局稳定。”以站好最后一班岗的心态，积极有为，把这项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努力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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