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一族：为什么一些中国年轻人不再推崇努力工作（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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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继续清除我生活中的负能量。我想2022年会比2021年有提升，但我还是什么都不想做。我会继续‘躺平’。我就享受这种状态。”

很多“躺平族”说，新冠疫情加剧了中国年轻人努力工作时感受到的压力。

杰夫（Jeff，非本名）几年前离开家乡杭州，去北京做一份高薪的应用程式开发工作的时候，和很多中国年轻的职业人一样，工作成为了他的生活。

工作之外的少量空闲时间里，他就在玩那些他形容的“无脑”的电脑游戏。当时在这个他刚搬进来的城市，他没有发展社交网络，最后也放弃了这样做。

当全球大流行疫情来袭时，他已然习惯的生活忽然停止了。像很多其他的打工族一样，新冠疫情令他重新评估自己生活里的优先项。

和老家的艺术圈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虽然这些朋友们没什么钱，但是他们总是有一些有趣的日常生活或者正在做的事情可以谈论——而他却只有工作。

劳动力市场的萎缩意味着年轻打工族所承受的工作量远高于过去几代人。

当他的公司因为全球大流行疫情而开始裁员时，他被迫一周工作60到70个小时。他终于崩溃了，决定放假去旅行。

在越南胡志明市，他产生了一个顿悟。他看到一群老人在附近的酒吧聚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看足球，一下就是好几个小时。

他的脑子不停地回想到这一幕。为什么他就不能像他们一样——直接放松，躺平？

他真的这么做了。他回到家，辞去了工作——成为了过去两年要么辞职、要么降低工作投入程度的无数中国人的一分子。

所谓“躺平”的概念，就是指从无穷无尽的工作中脱离出来。这个“躺平”运动在2021年兴起，很多人觉得自己为了在与同僚的竞争中占优而努力工作，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躺平”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几乎像是一场社会性的反抗运动。

厌倦开足马力的工作

这一思潮的背景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萎缩，这意味着年轻人现在面临着更多的压力和更长的工时，然后遭遇职业倦怠。

BBC的中国媒体分析员凯利（Kerry Allen）说，人们“现在还要面对新冠，感觉麻木了、精疲力竭了。他们的的确确想要拿本书躺平，或者坐下来看看电视，而不是一直通过努力工作来保持动力”。

这意味着虽然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可能正在消退，但是这场躺平运动却没有停止。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用户们发帖称，他们不想回到疫情之前的状态，而且他们现在有信心去追求慢节奏的生活。

中国过去的一孩政策使得很多年轻职场人从小长大没有兄弟姐妹，而这又加剧了很多人对于压力的感知。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曾经因为推崇“996”的长工时文化而受到批评。

传统价值观在中国仍然非常重要——有能力拥有一所房子和生养小孩。可是，很多20和30多岁的人担心，他们可能永远没有能力做到这些。比如那些独生子女们会强调，他们还需要照顾年老的父母，而且对很多人来说，房价已经越来越高不可攀了。

2019年，科技业巨子、阿里巴巴（Alibaba）集团创始人马云因为推崇中国所谓的“996”长工时文化而受到批评——这指的是人们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

去年，中国的最高法院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将这一类操作列为非法。如果“996”工作模式仍然是通过职业成功的必经之路，那与此同时或许一些年轻人选择全面退出也不足为奇。

人口趋势显示，年轻人身上的社会压力很可能会继续加剧。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预计，至2035年，将有20%的中国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这将使得年轻人赡养上一代的压力更加沉重。

杰夫因为担心受到抨击而不愿公开身份，他形容自己辞职和放弃在北京生活的决定是“对当下规则一种无声抗议。当人们告诉你，你必须更努力学习和工作时，你不接受”。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表示，要警惕“躺平”。

这在中国听起来甚至带点颠覆性。他所表达的这个观念，已经广泛到令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一份中共党刊当中发出明确的警告。

他在文章中写道：“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

这种代际张力并非中国独有。在欧美，经济学家也在描述一场“大辞职潮”，数以百万计打工族退休、辞职或者拒绝他们认为无意义或者不值得的工作机会。

所以，“躺平”是不是就是这些思潮的中国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罗伦·约翰斯顿博士（Dr Lauren Johnston）说，这个潮流背后有不同的驱动力。

劳伦·约翰斯顿认为，“躺平”文化背后存在着更长远的社会趋向。

首先，有些从农村漂到北京或者上海的年轻人，他们现在意识到“要想赚足够的钱买房子，或者与城里从小就会说英语和穿高档服饰的孩子相比，他们落后得有多远”。

约翰斯顿解释说，这个群体现在或许都在考虑回到老家，找一份收入较低的工作，留在家人身边。

另一方面，又有一些更富裕、成功的父母所养育的孩子，他们没有“像较贫穷家庭出身的孩子那样有成大事的饥渴感”。

约翰斯顿认为，中国所谓的“虎妈虎爸”文化是一个附加的障碍。父母感觉到强大的压力要帮助孩子成功， 学校不足以满足需求。他们觉得必须额外参加数学、中英文和音乐等辅导班，或者为竞争激烈的考试做准备。

中国在2016年结束一孩政策，但是很多父母仍然选择只生一个孩子。

中国面临着一个困难的经济图景——增长放缓、债务上升以及房地产可能面临全面退潮。在此背景下，这一切将如何发展仍有待观察。

至于杰夫，在父母的压力之下，他最终还是找了另外一份工作，但是他说新工作的要求要低得多。他挣的钱只有原来的一半，但是他说，现在的灵活性要大得多，而他打算在可见的未来继续保持这样。

“我在‘躺平’期间发现的所有爱好——滑雪、攀岩等，我都能继续保持。我有时间做喜欢的事，我非常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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