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大军集结前线 偏倒一方非乌克兰解药（组图）

于乌克兰而言，这是该国再也熟悉不过的场景，其命运总是在俄欧拉锯中决定，过去数百年皆为如此。在俄欧长期影响及争夺之下，乌克兰早已逐渐形成了东南亲俄、西北亲欧的断层线，但该国1991年独立后历任领导人少有能守住中间地带，不断在俄欧间激烈转向，从而引发另一派愤怒难当，使得这条断层线越发明显。等到2013年至2014年政治危机大爆发，以及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刺激下，国内愈发扩大的裂痕就促使东部亲俄两州走向独立，痛失一臂的乌克兰直今仍无寻得解方，这或许也是该国彼时忽视东西裂痕之深的代价。

欧亚草原和第聂伯河造就的裂痕

乌克兰的东西断层线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这其实与地理有莫大关系。审视乌克兰的地图就可发现，该国只在西部一角拥有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s）这等天然地理屏障，其他方位都是方便长驱直入的平原，平原面积共占全国七成国土。加上此地河网密布且南临黑海，交通贸易便利，又拥有全球质量与面积之首的黑土地，惹得各方势力眼红。尽管该地在9世纪至12世纪建立起一度强势的基辅罗斯国（这也是当代乌克兰、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三支东斯拉夫人的最初母国），但也不敌此后多方势力的争夺。

该地在13世纪就感受到了第一次撕扯。从东方而来的蒙古铁骑横扫了基辅罗斯国，并将该地东南方向水草肥美的欧亚大草原收入势力范围，这些鞑靼人将在东南草原和克里米亚半岛上统治直至1783年被沙俄吞并，此后也将更多地受到沙俄而非主体乌克兰民族的辐射。至于该国西北部分延伸至白俄罗斯的东欧森林草原，则对游牧民族欠缺吸引力，却正好成为其西北方的波兰和立陶宛14世纪起扩张边界的自然而然选择。而波兰等国对当地农民的压迫，也将构成乌克兰民族意识的源头。因此，这条游牧民族和农业定居者的界限，也成了最早的东西裂痕之源。

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逐渐感受到了两种统治的差异。蒙古骑兵初始在城市烧杀抢掠一通，但惯常栖于草原，且因人手不足而将具体治理事项交付当地各色公国。波兰和立陶宛（两国在14世纪末结盟）带来的压迫感更强，他们瞄准了森林平原的肥沃土地。鉴于当时西欧正逢黑死病肆虐、壮年劳动力严重不足，犹太人又因歧视而大量出逃，波兰和立陶宛就利用拥有新增的劳动力和土地，大量出口粮食盈利。随着己身的富强和蒙古势力衰微，波兰不断加紧吞并土地，将大量乌克兰农民赶入贵族庄园中劳作，还试图逼迫信仰东正教的当地人改宗天主教，这种居高临下的殖民模式使双方的矛盾不断升级。

随波兰压迫渐深，大量农民逃亡到蒙古人管制松散的东南方草原，成为游荡的“哥萨克”（Cossack，意即自由人），这些“哥萨克”最终在1648年揭竿而起反抗波兰，这也是乌克兰民族意识的缘起。毫无疑问，这些游兵散将不敌装备精良的波兰军队，但他们在东方拥有一个天然的求助对象——系出基辅罗斯同源、从莫斯科大公国成长而来的沙皇俄国。

最终在一番拉锯之下，波兰与沙俄在1654年签订条约，顺着由北至南的第聂伯河（Dnieper）将乌克兰一分为二。这条贯穿乌克兰全境的宽阔河流的确是天然的界限，俄罗斯诗人果戈里曾形容该河之宽，称“没有一只雄鹰能飞到第聂伯河的中间”。这便是乌克兰的第二道东西裂痕。

在此后逾三个世纪，第聂伯河以东的乌克兰将牢牢处于沙俄和苏联控制之下直至苏联解体。期间沙俄逐渐蚕食了许诺给当地乌克兰人的自治权，还将其视为“小俄罗斯”加以同化，包括禁止使用乌克兰语和压制乌克兰民族主义等。此举带来了双重效果，在一些知识分子心中，这促使他们寻求建构一个独立乌克兰民族，首位以乌克兰语写诗的19世纪诗人舍甫琴科 (Taras Shevchenko）就唤醒了这等民族意识。但同时，在沙俄经年累月的民族同化政策之下，许多民众也接受了自己“小俄罗斯人”的身份，再加上有大量沙俄移民涌入，这也决定了第聂伯河以东民众的身份认同是混杂不一的。

第聂伯河以西的乌克兰则将辗转于波兰、沙俄、奥匈帝国、纳粹德国以及苏联手中，混乱不稳的统治和临近波兰人不断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也逐渐激发了当地乌克兰人民的民族运动，并与河岸另一端萌芽的民族意识遥相呼应。其中享受过奥匈帝国较为宽松的统治气氛、最晚被纳入苏联版图的乌克兰西北角落的加利西亚地区，更将成长为乌克兰民族主义重镇，该地趁二战混乱时期组建的争取独立的乌克兰反叛军，更是直到1956年才被消灭。

铁锈区迸发的分离主义

由此可见，在苏联划就的乌克兰地图成型之前，这块土地上部分地区已经有了涌动的民族意识，不过程度因地理分隔存在明显差异。其中被鞑靼人长期占领、后有沙俄大量移民的东南草原和克里米亚方向，以及被沙俄长年统治的第聂伯河以东地区，民族认同程度较为混杂，第聂伯河以西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则更为高涨。

因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反复强调乌克兰和俄罗斯历史上是同一民族、关系像亲兄弟一样，显然也忽略了历史上乌克兰人抗争的不和谐音。不过，普京有一句话说的中肯的是，“现代乌克兰纯粹是苏联时代的产物”。的确， 乌克兰现有版图是由苏联所划定，它并非以民族边界划分（当然该地早已是多民族混居），且苏联更将开发时间较晚、历史上与乌克兰农业文明并无太多联系的顿巴斯工业区，也划进乌克兰版图，就埋下了深深的隐患，这也成为2014年至今乌东危机的主要症结。

顿巴斯地区因拥有大量煤矿（占全乌克兰九成），从沙俄19世纪下半业工业革命起成为工业重镇。对于其他坐拥肥沃土壤的乌克兰农民来说，拥挤而机械的工厂劳作并无吸引力，但不少在俄罗斯贫瘠土壤上挣扎的农民却视之为出路。例如此后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的父亲，就是从俄罗斯前往顿巴斯工作。因此该地在开发之初就拥有相当多俄罗斯移民。

事实上，顿巴斯地区与乌克兰其他地区是如此疏离，以致于在苏共初期掌权之际，该地要求成立独立的顿涅茨克-克里沃罗苏维埃共和国（Donetsk–Krivoy Rog Soviet Republic），不过当时列宁认为应提高乌克兰工人阶级比例，否则难以改造这个农业国，因此大笔一挥将该地区纳入乌克兰版图中。直至今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都认为当时苏共划分的边界应为如今乌东冲突负责。

这块土地不仅天然对乌克兰认同较弱，且在此后在整个苏联时期，以顿巴斯为主的工业区也得到了最多的投资与优待，所以未能与其他受到更多压迫的乌克兰地区一样，因压迫而进一步迸发民族意识。尤其是在斯大林三四十年代铁腕推进工业化和集体农庄化以迎接二战之时，他严酷地剥削和清算乌克兰农业地区，造成了数百万人饿死的大饥荒。而相比之下，顿巴斯得到了大量工业投资，工人也因拥有口粮分配而受饥荒冲击相对最轻。

因此，当苏联解体后，大饥荒成为建构乌克兰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集体记忆时，顿巴斯地区的共鸣就不如其他农业地区深重。而另一个塑造身份认同的大事件，即二战时期加利西亚地区组建的乌克兰反叛军，也很难让顿巴斯感同身受。再加上该地区是苏联解体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它失去了源源不断的军备订单，骤然的私有化浪潮以及下岗潮，也让大批工人霎时失去完备的福利体系乃至经济来源。随着乌克兰执政者始终未能挽救顿巴斯的颓势，其对苏联就缅怀之情愈深，其他本对俄罗斯认同较高的东南地区也是如此。

在乌克兰缺乏能一统全国人民的身份认同构建方式之时，在俄罗斯和欧盟都激烈地争夺对该国影响力之时，执政者最好的做法莫过于左右逢源，既努力弥合国内裂痕，又不至于得罪外部两大势力。不过糟糕的是，乌克兰总是在亲欧与亲俄执政者之间轮转，每一次激烈政策转向都会激发另一方的强烈反抗情绪，加深该国业已存在的东西裂痕，还相继迎来俄欧的惩罚性措施。

如此政治撕裂终在2013年底达到顶峰，当时亚努科维奇在俄罗斯施压下中止与欧盟签署《政治和自由贸易协议》，激发了大规模的亲欧派示威。当亚努科维奇2014年2月仓皇出逃、俄罗斯次月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后，乌克兰东南部也趁机掀起了分离主义示威浪潮，其中尤以顿巴斯地区为甚，俄罗斯则顺势派出民兵和武器相助，最初促成了顿巴斯地区两州分别独立成国。

无论是对乌克兰、俄罗斯还是顿巴斯地区来说，这都是一个共输局面。乌克兰失去了丰富的矿藏和冶金工业，俄罗斯因经济制裁和资助顿巴斯地区而持续失血，顿巴斯地区也因乌克兰2017年起实行的经济禁运以及俄罗斯的经济困难而陷入更深的困境。尽管在可见的未来仍不见出路，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乌克兰需要认清国内裂痕如此之深的现实，偏倒任何一方都并非解方，只会激化局势。苏联解体后执政者激烈摇摆是如此，此刻泽连斯基倒向北约引发俄乌军事对垒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