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苗：支持和反对强制接种的三个理由（组图）

耶鲁大学医学史副教授施瓦茨（Jason Schwartz）说：“我们有非常好的例子显示，在强制、极高的疫苗接种率和个人及社区保护之间存在随机但直接的因果关系。”

“疫苗是有效的，它们绝对有效，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证明这一点。”

比奥地利提议的更温和的措施已经实现了提高疫苗接种水平的目标。进入餐馆和其他公共场所，法国要求出示健康通行证（pass sanitaire），这被认为提高了疫苗接种率到一定程度，政府希望通过它避免强制接种疫苗。

反对：会有抵抗

今年7月，反封锁的示威者走上伦敦街头，抗议几个小时前刚刚解除的封锁。

关键是，无论政府做什么，都会遭到反对。特别是对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在世界各地引发了抗议，强制接种疫苗比强制戴口罩更进一步。

伦敦大学学院全球卫生研究所的公共卫生医生简（Vageesh Jain）说：“当提到疫苗时，人们的想法确实非常不同。”

“对他们身体施加的任何东西，都不会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即使学者和其他人可能认为理论上这只是一个限制，人们确实会有这种情绪反应。”

澳大利亚墨尔本是众多民众走上街头反对新冠疫情限制措施的地方之一

虽然总有一些人永远不会被说服去接种，但即使人们不是一个反疫苗者，他们也可能会对疫苗接种持怀疑态度。

奥地利的一项研究提出，该国900万人口中有14.5%没有准备接种疫苗，9%的人只是犹豫不决。

各国政府必须权衡利弊。但正如开普敦大学法律教授鲍威尔（Cathleen Powell）所言，这是一个法律问题。

“也就是一个不想接种疫苗的人， 为了自己身体的尊严想要选择治疗方式，但却与他人不感染潜在致命疾病的权利相违背。”她说。

支持：我们已经别无其他选择

新冠病毒已经伴随我们一段时间了，疫苗也是。

至少在欧洲，强制接种的颓势反映的是一种挫败感，即经过数月的疫苗接种和疫苗充足的情况下，仍有大量人口未接种疫苗。

在非洲大陆，从西到东，疫苗接种率存在明显的差异。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表示，现在是时候考虑强制接种疫苗了，不过她强调，各国政府将做出决定。

“我们有疫苗，能救命的疫苗，但它们并没有在所有地方得到充分使用。”她说。

反对：…疫苗不是唯一办法

尽管有强大的卫生理由支持强制接种，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过去值得注意的是，政客们非常喜欢强制接种疫苗的想法，因为这似乎给了问题一个快速的解决办法。”牛津疫苗小组的社会科学研究员凡德洛特（Samantha Vandeslott）说。

“我不希望政府忽视其他需要做的事情，以确保人们真正能够获得疫苗。”

奥地利直到2月才强制接种疫苗，并且仍在使用其他方法。因斯布鲁克大学卫生心理学家朱恩在接受奥地利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那些感到害怕的人、缺乏信任的人、以及对风险评估很低的人来说，倾听他们的意见、认真对待他们的担忧，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在南非，24%的人口接种了疫苗，不到欧洲平均水平的一半，但大大高于整个非洲大陆7%的平均水平。人们并不缺乏疫苗，而低注射率被部分归咎于错误信息。

政府已经提出在某些情况下强制接种疫苗，但自从发现Omicron变种后，接种疫苗的数量迅速增加。推动的不仅仅是政府。

支持：结束周而复始的封锁

强制接种疫苗并不是强制办法的唯一形式，大多数政府都实施了某种形式的限制，从新冠通行证到旅行禁令，人们为这些限制也要付出代价。

除了挽救生命，全面接种疫苗可能意味结束封锁。

“这不仅仅限制你的自由……它会对经济、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造成损害，”牛津尤希罗实践伦理中心（Oxford Uehiro Centre for Practical Ethics）的高级研究员朱比利尼（Alberto Giubilini）说。他支持对那些最容易受到新冠病毒感染的人实施强制措施。

“当有其他可行的措施时，没有理由把封锁的巨额成本强加给人们。”

反对：可能会适得其反

一些人有更长期的担忧，如一个成功的项目是否会让人们对未来的运动产生不信任。

流行病学家布迪曼（Dr Dicky Budiman）对半岛电视台表示：“危机期间的强制计划将适得其反。”他就疫情复苏为世界卫生组织提供建议。

“当人们有所谓的阴谋论，或他们有误解时，（这种计划）只会强化他们的观点。”

凡德洛特则提到政治环境：“我们看到，特别是在欧洲，政党利用反对疫苗的力量，并且知道这可能是从特定人群中获得选票的一种方式，”她说。

“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政党，他们倾向右翼，在其政治竞选中发出这样的信息，说他们希望取消强制接种疫苗的措施。这是值得担忧的， 因为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我们就无法将强制措施作为政策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