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谁才是澳大利亚“最贵”的CEO?
由于国境封锁等问题,澳大利亚人才短缺,不少行业正在经历全面涨薪阶段。但是普通“打工人”薪水涨得再多,和“打工皇帝”——各大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们还是没法比。
作为价值9.6亿在线零售商Kogan的创始人和掌舵者,鲁斯兰·科根(Ruslan Kogan)去年加薪840万澳元,加薪幅度排名全澳第一。其薪酬总额达到900万澳元。
而他的收入,在澳大利亚上市公司CEO中排名第六。
相比全澳工资年增长水平好不容易达到2.2%,CEO们的薪资涨幅则要可观很多。由数据公司OpenDirector整理的《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AFR)》年度CEO薪酬调查显示,在截至6月的一年里,澳大利亚上市公司CEO平均加薪超过20%。排名前50的CEO报告薪酬平均为618万澳元。
公司股价飙升是一个主要的因素。2020-21财年,S&P/ASX 200指数飙升24%,创1987年以来最大年度涨幅。
具体而言,麦格理金融集团的谢马拉·维克拉马纳亚克(Shemara Wikramanayake)以1597万澳元的总薪酬,击败生物制药巨头CSL老板保罗·佩罗(Paul Perreault),重新夺回了澳大利亚收入最高CEO的宝座,后者以1387万澳元的总薪酬排名第二,但他的实得收入达到4540万美元,约合6200万澳元。
麦格理金融集团首席执行官Shemara Wikramanayake,
图/Macquarie Bank
工业地产公司Goodman集团的格雷格·古德曼(Greg Goodman)、金矿公司Newcrest的桑迪普·比斯瓦斯(Sandeep Biswas)和必和必拓(BHP)的迈克·亨利(Mike Henry)则以超过千万的薪酬分列第3-5位。
但是,该排名只考虑现任CEO,因此不包括最近离职的那些获得可观薪酬的老板,如矿业巨头力拓(Rio Tinto)的前CEO 让-塞巴斯蒂安·雅克(Jean-Sebastien Jacques)薪酬为1330万美元(1820万澳元),Ansell的马格努斯·尼可林(Magnus Nicolin)薪酬为1110万美元(1520万澳元),Lendlease的史蒂夫·麦肯(Steve McCann)法定薪酬为1010万澳元。
房地产老板薪水高过银行家
就加薪幅度而言,地产行业排名靠前,除了Goodman集团外,商业地产公司Charter Hall的大卫·哈里森(David Harrison)、本地最大的写字楼持有者Dexus的达伦·斯坦伯格(Darren Steinberg)、房地产在线广告平台REA的欧文·威尔逊(Owen Wilson)以及综合地产开放商Mirvac的苏珊·劳埃德-赫维茨(Susan Lloyd-Hurwitz)均排名在前50位。
相比之下,在人们印象中“高薪”的四大银行CEO们则未能进入最高薪酬排名前十之列。其中,联邦银行(CBA)的马特·科明(Matt Comyn)是收入最高的银行CEO,总收入只有629万澳元。尽管公司市值全澳最高,但他的薪酬仅排在ASX 200公司的第15位。
联邦银行首席执行官Matt Comyn,图/CommBank
澳新银行(ANZ)的谢恩·埃利奥特(Shayne Elliott)以547万澳元的收入排在第21位。澳大利亚国民银行(NAB)的罗斯·麦克尤恩(Ross McEwan)虽加薪298万澳元,但仍只排在第25位。罚款缠身的西太银行(Westpac),其掌门人彼得·金(Peter King )则以420万澳元的薪酬勉强进入前50名。
2019-20财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CEO们的薪酬降至10年最低水平。而2020-21财年,CEO平均薪酬跃升了24%,一举“收复失地”。
CEO基本薪酬小幅上涨4%,长期激励薪酬增加23%,至261万澳元。涨幅最大的是奖金,年度奖金飙升67%,至163万澳元。这是继前一年最低点之后近期创纪录的最高增幅。
CEO法定报告薪酬总额要求每年按照会计准则披露,而计入前几年授予股票和期权市值的实得薪酬则不要求这样披露。在市场好的时候,实得薪酬可能比披露的要高数百万。在困难时期,则可能会低很多。
比如澳航艾伦·乔伊斯(CEO Alan Joyce)曾经是全澳收入最高的CEO,今年实得薪酬仅为190万澳元,而法定报告薪酬为529万澳元。
股东反对,薪资照涨
不过,CEO涨薪,股东们不一定会乐意。
随着各公司年度股东大会的结束,前200家上市公司中有14家抗议大幅加薪。抗议是指25%或以上投资者投票抗议。受到抗议影响的公司包括Dexus、Link Group、力拓、Kogan、IAG、Transurban和Crown,其中有10家公司抗议票数超过40%。
一些“抗议”与除CEO薪酬之外的其他问题有关,例如Juukan峡谷岩洞丑闻后,力拓出现60%的抗议投票。
Myer 37%的抗议投票主要来自最大股东所罗门·卢(Solomon Lew),但未能导致董事会辞职。皇冠度假村(Crown Resort)股东也对该陷入困境的赌场巨头进行了第二次抗议,尽管离职高管会有丰厚回报,但董事会成员也并未离职。
作为投资者的代表,澳大利亚股东协会(ASA)表示,尽管上一财年业绩和股票市场记录良好,但今年投资者主要担心留任奖金问题,以及董事会对到底应该设定多高薪酬的疑问。
澳大利亚退休金投资者委员会(ACSI)CEO 路易斯·戴维森(Louise Davidson)表示,当前CEO大幅加薪并不奇怪,因为前几年加薪水平为有记录以来最低。但投资者的问题是,“激励薪酬是由于业绩改善,还是仅仅是为了与其他公司看齐?”
Odgers Berndtson高管招聘人员汤姆·马奇(Tom Mutch)也认为,投资者一定会怀疑,这些CEO加薪是因为业绩优异,还是因为潮水上涨那样普涨?
高管招聘专家杰森约翰逊(Jason Johnson)则指出,今年CEO薪酬大幅增长的基数较低。另外低利率、政府刺激政策、消费强劲和GDP全面增长……这些因素推动了几十年来最强势的公司价值提升。
他举例:“2020年3月,麦格理股价为85澳元,现在已经超过200澳元。考虑到Shemara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她成为薪酬最高的CEO也就不足为奇。”
“Kogan的薪酬与股票市场表现高度相关,他在疫情时期因创造了公司高市值而获得相应的回报。明年(2022年)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疫情期间的产生需求已经下降。”
OpenDirector的唐纳德·赫勒(Donald Hellyer)表示,他们的数据反映了CEO薪酬在过去两年极度波动。
高管薪酬专家戴夫·爱德华兹(Dave Edwards)认为,在董事会应对疫情和2020年实施紧缩措施后,这更像是在回归正常。CEO(不包括那些平均加薪幅度较高的内部晋升CEO)的平均加薪幅度为16%,加薪主要为年度奖金形式,反映了股价的上涨。
其他今年大幅加薪的CEO包括:媒体公司Seven West Media的詹姆斯·沃伯顿(James Warburton)加薪323万澳元,连锁医院Ramsay Health Care CEO克雷格·麦克纳利 (Craig McNally)加薪397万澳元,耳蜗制造商Cochlear公司狄哥·伊特(Dig Howitt)加薪216万澳元。
Kogan:
备受争议涨薪后,给父母购置豪宅
事实上,在前不久召开的Kogan股东大会上,CEO Ruslan Kogan丰厚的加薪引发了42%的抗议投票和“第二次抗议”。但Kogan公司董事长格雷格·里德(Greg Ridder)仍表示,对于CEO涨薪还是“喜闻乐见”,因为这意味着“股东会获得丰厚的回报”。
Kogan首席执行官Ruslan Kogan 和其妻子Anastasia,
图/AFR Kristoffer Paulsen
然而,股东们对于这位董事长所谓的“丰厚回报”并不买账。尽管由于疫情利好电商,公司在2020年业务量大增,股价也随之大增;但2021年后,的利润出现明显下滑,股价更是一路下探,在11月25日股东大会当天下跌超过4%,导致一年股价跌幅超过52%,截至今天收盘,股价已跌至8.00澳元。
要知道,Kogan给CEO的 840万澳元加薪是所有公司中幅度最高的。而在今年11月25日的年度股东大会的第二次抗议之前,去年也曾有过44%的抗议投票。但投资者拒绝投票支持董事会离职。
Kogan董事会解释称,加薪是因为去年11月股东年会上批准授予联合创始人Kogan和大卫·谢弗(David Shafer)价值超过1亿澳元的留任期权,“因为董事会认为,鉴于Kogan和Shafer过往记录优异,在未来三年继续留任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最佳利益。”
据悉,Kogan本人拥有2100万股公司股票。2020年10月,Kogan公司股价最高达到近25澳元。AFR富豪榜研究团队当时对Kogan个人财富的估值为6.67亿澳元。
去年11月,Kogan花费大约2000万澳元,在自己位于墨尔本高档社区Toorak的豪宅附近为其父母买了一套房子,以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当年,他的父母不惜一切代价从白俄罗斯移民到澳大利亚,并在一套公租房内把他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