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科学和知识分子 以杨振宁为载体重新思考中国（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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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话中，杨振宁主要回顾了自己1971年第一次回到新中国之际，与中国核物理学家邓稼先的一段往事：当时流传的一个消息说，中国制造原子弹有美国人的参与，杨振宁想知道实情，邓稼先便通过“组织”询问到了真相，用杨振宁讲话中的话来说，“最先的时候略微有一些苏联人的帮助，后来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做的。”而在讲话最后，杨振宁用简单质朴的语言回应了老友邓稼先50年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的愿望。

杨振宁1922年出生，曾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念本科、硕士，1945年获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就读于芝加哥大学。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并开始同李政道进行了一段长达十多年富有成果的合作。1956年，两人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并因此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最早的华人诺奖得主之一，杨振宁也是目前唯一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此后他不断在物理领域研究探索，取得了13项科研成果，这些成果都称得上是诺贝尔奖级别的。在获得诺奖时，杨振宁的身份是在美华人，1964年3月23日杨振宁加入美国国籍，2015年2月又放弃美国籍转入中国籍，故才有了“目前唯一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说法。

对于这样一个经历丰富、成绩斐然、游走于中西方两个大国之间的百岁老人，以今人的眼光看，的确很难一言以蔽之。对杨振宁对直接有力的评价，应该来自于其的科学成就与贡献，尤其是对物理学的贡献，但因为这一领域专业性太强，普罗大众很难进入，故而在民间舆论场，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谈资，还是围绕杨振宁的花边和八卦展开，比如他与昔日好友李政道如何分道扬镳，他在82岁高龄之际如何娶了28岁的在读研究生翁帆，他又是如何在1971年回国后说了赞赏文化大革命的违心话等等。

其实面对杨振宁，与其急着评价他，给他一个坐标或定义，不如以杨振宁作为一面镜子，或是一个载体和方法，来重新认识中国，尤其是重新认识中国过去百年如何一步步走来，中国固有的文化与精神又是如何深刻且久远地影响着包括杨振宁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

以杨振宁作为载体，认识中国的第一个阶段，是争取独立自主的抗日救亡时期。杨振宁本科和硕士就读于西南联大，1938年报考并被录用，1944年毕业。可以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这六年，恰是中国抗日救亡的关键六年。而西南联大本身，也是抗战时期的特殊产物——由当时的北大、清华、南开在云南昆明共同组成的大学，前身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建校75周年纪念大会上曾表示，“西南联大是奠定我一切成就的基础”。对中国来说，抗日救亡又何尝不是奠定了今日中国一切成就的基础？因为没有这场救亡运动，就不会后来的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经历过“国破山河在”阶段的杨振宁，与其他同期的知识分子一样，都有着天然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这份情谊是深入骨髓的，不仅不可能因为身处异乡而改变，反而会因此更为浓烈。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此前在接受访问回忆起抗日时期时，忍不住老泪纵横说出的一句话是——“所以我知道中国不会亡，中国不可能亡。”对杨振宁来说，虽然1945年赴美留学，并在后来加入美国籍，但这说明不了什么，尤其是不能由此否定掉他的那份家国情怀。

以杨振宁作为载体，认识中国的第二个阶段，是毛泽东时代。1971年，中美关系因乒乓外交解冻，杨振宁获准回国探亲，逗留四个星期。期间，除了探望病重的父亲杨武之外，还游历过很多地方，包括北京、上海、合肥、大寨，与很多政治界及学术界人士见面，而且受到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邀请，参加了一个长达五小时的宴会，在会上还有十五名中国科学家。值得一提的是，因杨振宁当时提出与邓稼先见面的请求，无意间拯救了正在被批斗的这位老友，以及其他几位科学家。

返回美国后，杨振宁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表了题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的演讲。在演讲一开始，杨振宁便开门见山谈了时隔26年重新踏上中国这片土地对他的触动——“我发觉今天的中国是完全地改变了，和二十六年前我所认识的中国已完全不同……有一种流行想法，以为生活在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气氛下，一定使人成为奴隶，不能笑，心情一定不会是轻松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着这种想法进入中国的。后来，我发觉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此外，杨振宁还特别提到了这种变化现象背后中国人的精神之变，“我想归纳一下我所见到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神。”在问答部分，杨振宁对此进行了具体阐释——“经过了近百年的屈辱后，中国现在的政府是极其自尊的。这个政府认为要树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假如中国政府曾经说过什么，那就一定会实行。它是拒绝乞求的。事实上，在中国两天后，我曾对一些大学人士说：‘与美国比较起来，中国在精神上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国家，而美国的了不起则是自然资源及物质极其富裕。假如美国愿意无条件地送价值十亿美元的钢铁给中国，这对中国是否会有好处呢？’而答案是：‘我们不要。’于是我就跟他们争辩，我问他们是否过于偏激。想想看，十亿美元的钢铁可以做些什么。因为只要看看钢制物品的价目，我知道中国仍是缺乏钢材。但经过在中国旅行四星期后，我开始想：教导人民不要这些赠与，其价值岂不是比十亿美元钢铁的本身还大吗？”

归纳起来，杨振宁这里所说的精神，便是自力更生。这也是毛泽东时代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理念与精神。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因为一穷二白，又有国防军事的迫切需要，所以自力更生的代价和所需要的勇气，尤其突出。可就是在那样尚且解决不了温饱问题的年代，中国却独立自主研制出了“两弹一星”。这也是为什么五十年后的今天，当杨振宁回忆自己与“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一段往事时，念兹在兹的仍然是“究竟当时有没有美国人的帮助”。可以想见，杨振宁试图以此往事唤醒的，是中国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就像他之前公开所说的，“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改变了中国人自觉不如人的心理。”中国人不仅可以获得诺贝尔奖，亦可以在独立自主制造原子弹。

《南方周末》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虽然，在‘文革’后期那个特殊历史条件下，杨振宁和我们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对左倾思潮的认识带有一定局限性，但是，他的确是发自内心地看好新中国，力挺新中国。可以说，这次演讲，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杨振宁的人生。在此之前，他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科学家；在此之后，他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家。不仅四处演讲，他甚至参与领导了留美学界的‘保钓’运动。他以杰出华人科学家的人格魅力和号召力，迅速成为旅美华人的领袖级人物，他的思想和言论，唤醒了整整一代旅美华人的爱国情感，改变了诸多美国人对新中国的印象。”

以杨振宁作为载体，认识中国的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到今天。杨振宁听闻了文革的疯狂，和昔日老友邓稼先如何被批斗，同样也看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这艘巨轮如何在邓小平的带领下，迅速拨乱反正扭转航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长为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科学和知识的尊重脱不开关系。要知道，文化大革命期间，科学技术领域成为“重灾区”，一大批科学家遭受迫害，绝大多数科研工作陷于停顿。邓小平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科学研究搞上去”，并于1978年3月18日组织五千余人，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后来进一步表述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知识分子平反，为受文革迫害的科技工作者拨乱反正。

作为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杨振宁2003年选择长期在中国定居，并在2015年放弃美国籍加入中国籍，除了深入血液的家国情怀外，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于科学与知识的尊重脱不开干系。正如他在接受诺贝尔奖金时发表的致辞所言，“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如何能吸引杨振宁等优秀人才回国，他们所专心致力的现代科学又如何能够开花结果、枝繁叶茂。

杨振宁对中国物理学和科研理论发展的贡献不用多说，但以杨振宁作为载体来重新回看中国去四十多年的科学技术投入与发展，仍是远远不够。用习近平的话来说，“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企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底层基础技术、基础工艺能力不足，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开发平台、基本算法、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瓶颈仍然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所以美国发起的科技战和技术围堵，才会轻而易举扼住中国的喉咙和命门，多少年来致力于基础研究的华为才会让人们叹服。

接下来，中国进入第二个百年的周期中，任尔东西南北风，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的原则必须毫不动摇，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初期科学让位于政治的教训殷鉴不远，更早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更是不知耽误了多少人的青春和整个国家多少发展的契机。而这样的坚守和不动摇，以及对于中国人精神的重拾，大概才是对杨振宁这位百岁科学家最好的生日祝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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