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迷幻药走进主流：嬉皮士年代的反文化药物是否会改变我们的世界观（组图）

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在佛罗里达，他上大学一年级刚刚几个星期。被称为“爱之夏”（Summer of Love）的“嬉皮士革命”——数百名年轻人聚集在旧金山（三藩市）、伦敦等各地沉浸在音乐和毒品中的景象——已经过去四年，但是迷幻药仍然在校园里风行。

里克·多布林（Rick Doblin）第一次使用LSD迷幻药是在1971年。

LSD的学名是麦角酸二乙酰胺（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25），是一种化学致幻剂。它模仿血清素的作用，锁定大脑的5-HT2A受体来产生一种知觉感受：对视觉、思维模型、信念和情绪产生超乎寻常的扰乱。

不到一个小时，这种致幻剂的作用就会开始显现。一种难以言喻的奇怪感觉就会降临，各种形状和万花筒一般的景象会出现，并且以一致的节奏舞动。

通感连接可能会出现——你能够听见或者尝到颜色的味道。按照剂量的不同，当药物作用达到顶峰时，你可能会跌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维度：一个到处都是各种物体、蛇、眼球后的结构、DNA链，还会对艺术和美学有极度扩充的感受；又或者，是一些黑暗得多的东西。

当时多布林的世界开始哼鸣、搏动、隆隆作响。行尸走肉般穿过校园食堂之后，他回到自己的宿舍房间，进入一个内观的世界。多布林看了一眼同样在LSD作用下云里雾里的朋友，他看到一种全新的视角。多布林不仅能够推断出他搭档的思想和情绪，而且是能够清楚地看得见。他朋友感受到的舒适、滋养和温暖，全都像手脚一样具体可见。

蜕变式体验与大多数的体验不一样，哪怕是我们最激动的体验都不可比。

多布林希望自己也能感觉如此自由。他仿佛在分解。在他自己如同动画的LSD世界里，多布林又变回了一个小男孩——不再是一个成年男子——而在他每天生活里那些情绪和智性上的不平衡变得可感应。这意味着它不是固定的。他能够改变事情，他能够自由。

对于哲学家L·A·保罗（LA Paul）来说，多布林所经历的是体验可以被形容为一种“蜕变式体验”。它与大多数体验不一样，哪怕是我们最激动的体验也不能比。令它不一样的是它令一个人发生的改变：他们的偏好、想法以及身份认同都彻底颠覆。当多布林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旅程时，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第二天他将变得不再一样。

之后，多布林知道他有事情想做。他会多试几次——有很多时候会心神不灵——但是最终的目标是清晰的。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宣扬将迷幻药用于治疗的可能。

在1970年代服用迷幻药后，很多像多布林一样的人都觉得改变了。

多布林如今是一个叫多学科迷幻药研究协会（Multidisciplinary Association for Psychedelic Studies）的非营利组织创始人兼执行官。该组织的目标是将迷幻药带入主流药物使用，向科学家提供建议，如何进行试验和获得资助，以及与监管机构紧密合作。

现在，多布林等人的努力终于有所回报。过去10年，像LSD、神奇蘑菇（magic mushroom）、DMT、一系列“植物药”——包括死藤水、伊博格（iboga）、鼠尾草、鸟羽玉（迷幻仙人掌）——以及相关的化合物如MDMA和氯胺酮（ketamine）等，已经开始脱离由1960年代留下的污名。一些有望带来突破的临床试验显示，迷幻药可能将被证明是抑郁症、创后压力症（PTSD）和成瘾症治疗的转折点。精神科业界对此的反应远非轻易或者批评，而是大体保持开放。这些药物很可能将是这一领域自1980年代出现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以来的又一个治疗范式转变。

例如，2017年，美国食物及药品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将MDMA（摇头丸中的主要成分）列为“突破性治疗”，意味着它将会进入第三期试验第二阶段的快车道。多布林的组织在获得这一认可的过程起了推动作用，而他希望它能在2023年就取得FDA的许可。

迷幻药在美国联邦法律当中仍然属于一级管制（Schedule-1）药物，在英国也是A类管制药物，但是规定已经开始放宽。与欧盟的奥地利和西班牙一样，华盛顿特区以及其他一些美国城市已经不再将赛洛西宾迷幻蘑菇（psilocybin mushroom）列作刑事犯罪毒品，且在俄勒冈州已经成为合法的治疗药物——LSD在该州也被合法化。加利福尼亚州一项将LSD和赛洛西宾合法化的法案已经通过了几个重要的委员会审议程序，将在明年作出决定。一项促请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精神科研究的投票近日也被递送到了国会。

在预见到这一转变的同时，精神科的药物开发商和医疗供应商也吸引了大量的投资。一些商业新闻媒体报道形容，这是一场“迷幻狂热”和“蘑菇潮”。

这种现象被称作“迷幻药复兴”——它对我们的社会所带来的改变可能远远不止于医生的处方这么简单。不像其他药物，迷幻药有可能极大地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它们还会带来神秘的致幻体验，这是当前科学理解能力的边缘。所以，如果迷幻药变成主流，之后会发生什么？

精神科业界的这一波迷幻狂热并非是第一次。迷幻剂最早在1950年代忆被宣扬为神药。

在当时对超过4万名病人进行的大约6000项研究当中，迷幻药是作为实验性治疗进行测试的，针对的是一系列不寻常的状况：酗酒、抑郁、精神分裂、惯犯、儿童自闭症等。参加者包括艺人、作家、创意工作者、工程师以及科学家。而且结果是相当有前景的。

从最小的单次LSD疗程看，研究显示这种药物能够对59%的酗酒者有缓解作用。很多治疗师以所谓“致幻性”的更小剂量作试验之后，都对LSD作为谈话疗法辅助物的效力感到惊讶。

不过这种狂热没有持续。至1966年10月，LSD在加州被禁，联邦政府也在1970年代以管制物品法（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对之实施限制。

多年来，迷幻药很难在科学试验中研究。

一些令人担心的迷思也被政府宣传所用：说LSD可以导致染色体受损，造成畸形婴儿，还说最多五六次（或者七次）用药就能令你达到“法定精神失常”的地步，这些说法都成为了向在校学生宣传的说辞，包括当年的多布林（只不过他恰好没有理会这些警告）。

这也对科学造成了影响。除了加拿大和美国仅剩的少数几个组织之外，整个迷幻药物科学领域停滞了数十年。监管者限制这些药物的获取，资助者也失去兴趣。在1970至1980年代对迷幻药打击正处高峰时，多布林试图开启迷幻药研究的举动令很多大门对他关闭，甚至很难找到工作。

一般公认的说法会将这场打压追溯到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的生涯。这名哈佛科学家在1960年代中期至末期反文化年代成为了LSD最大的支持者。1963年，他的“哈佛裸盖菇计划”（Harvard Psilocybin Project）爆出丑闻——他的联合研究主任被指向本科生派发赛洛西宾蘑菇，这成为媒体更加耸人听闻反应的第一个镜头。

不久后，监管理对于LSD的“实验室外”黑市流通越发不安，当中很大的原因也来自利里离开哈佛之后的宣传——包括声称LSD能够给女性“数千次性高潮”，并能激发反建制革命。

不过，这并非故事的全貌。一些医学历史学家将这些反响归咎于随机对照试验法（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的兴起。现在这已经是临床试验的标准方法，而它的出现曾在监管者中间引发质疑：到底“迷幻科学”有多科学。随机对照试验是用两组人作对比：一组使用药物，一组不使用，而参加者并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组。这对于迷幻药而言很难做到。

1962年的“圣周五实验”（The Good Friday Experiment）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他们用教堂神学院学生做试验，测试赛洛西宾是否有能力激发神秘体验。一半受试者得到的是有效力的药物，另一半则得到的是安慰剂（全部人均是双盲测试），但是不到30分钟，谁得到的是什么已经非常清楚了。那些有用药的是在地上游荡，朦胧地看到上帝，其中一个参加者告诉我——用安慰剂的一组人（包括他本人）则只是在“玩手指和读赞美诗”。

迷幻药可以改变一个人：他们的偏好、想法和身份。

1980至2000年代中间，这场打压当中也偶尔闪现过一些转机，不过直到最近的“迷幻复兴”才将大门轰开。它的开始是200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由罗兰·格里菲斯（Roland Griffiths）领导的一项研究——这是一个研究咖啡因成名的科学家。格里菲斯和他的联合作者试图复制40多年前的“圣周五实验”。结果令人震惊。

“这真是神奇，”格里菲斯写道，“67%的志愿者将使用赛洛西宾的体验要么列为他或她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体验，要么是一生中最有意义体验的前五。”换句话说，它的深邃程度超过了结婚、孩子出生、职业高峰以及其他深刻的人生阶段性进步。

虽然进行积极临床试验的阻力仍在，但是监管者现在对于迷幻药试验结果的态度比过去更开放了。

近十年迷幻药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所发生的转变，可圈可点。

与此同时，私家诊所也开始在全世界各地出现。布里斯托的一家诊所Awakn提供氯胺酮注射，作为治疗抑郁、PTSD、进食紊乱和各种成瘾的方法。氯胺酮虽然不像LSD那样被列为致幻剂，但是大量摄入同样可以诱发具有治疗潜力的强烈视觉体验。

如人类学家特辛·诺兰尼（Tehseen Noorani）和乔安娜·斯泰恩哈特特（Joanna Steinhardt）所写：“对迷幻疗愈的热情仍然是有限的。不过，近十年迷幻药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所发生的转变，是可圈可点的。”

假如当前的趋势持续，监管者对迷幻药辅助心理治疗开绿灯只是时间问题。在10年后，诊所和医院会不会有放着抱枕、香薰、蜡烛和油画的迷幻药服用室？医生处方会不会开出由大药厂生产的赛洛西宾或者LSD，其副作用包括“狂喜”、“改变抽象信念”以及“强烈的惊恐”？我们会不会看到高端的迷幻药诊所——名字就叫“帕拉”、“靛蓝”或者“绿洲”？

很难预测会发生什么，但是如果治疗性的迷幻药变得更加普遍，或许就是文化和科学态度上一次重大变革的开始。

医学中的“迷幻复兴”与更广大的主流文化是并行的，而这是这些药物自1960年代初期以来就没有再经历过的状况。

有些人建议称这些药物为“生态药”，因为它们倾向于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

在欧洲和北美，消遣类使用正在兴起——美国在2015至2018年间的LSD使用上升50%——迷幻主题的媒介也变得越来越流行，网红和名人都越来越多地成为使用者，这些药物的污名正在以它们的先驱者不太能预见的方式被洗白。

长年为迷幻药解说的作家艾历克·戴维斯（Eric Davis）说，这种主流化已经改变了谁会得到这些迷幻体验。20世纪的迷幻药是局限于地下群体：嬉皮士、黑客、硅谷、灵修群体、瑞舞文化（rave culture）、环保主义者。但是如今，一些出人意料的人群开始产生兴趣：养生社群、说唱文化（hip hop culture）、政治右派、加密货币迷、华尔街交易者、金融家，还有一些想要改善心理健康的普通人。

有可能，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这些效应延伸成为更广泛的文化，就像我们1960和1970年代的音乐、写作、艺术和政治一样。不过，迷幻文化的表象不大可能一样了——迷幻药使用者的感觉也不会一样——因为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是那么不一样。

要理解为什么，可以参与一下社会学家伊多·哈托格索恩（Ido Hartogsohn）所提出的概念，叫做“集体设定和场域”。药物体验的一部分是取决于一些即时的个体因素——个人思维模式、当地环境，或者有没有其他人在场等。但是更广大的社会力量也会产生影响：时代精神、媒体头条、更广大的文化语境等。1960年代有一个与今天相比完全不一样的“集体设定和场域”。人们的生活就是不一样，他们的幻觉旅程也会不一样。

重大的社会转变会如何进入人们的体验当中？比如说气候变化？

要考虑当下所有不同的影响因素。科技和人工智能、政治冲突、社会正走向“错误方向”的共识、政府监控等等。一名我采访过的科学家在不具名的情况下表示，已经观察到“末日”幻觉正成为趋势，在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的压力下更是如此。“弥赛亚式”的幻觉旅程也同时出现：在这种体验中，人们会看到自己在整个系统效应当中的个人角色。

气候变化会如何进入人们的幻觉体验当中？这取决于个体，但是当在合适的情景下用药时，药物能够极大地加强一个人与自然的联结。在这一点上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组织联合创始人盖尔·布拉德布鲁克（Gail Bradbrook）。他是因为一次使用伊博格的体验而受到启发，发起了这场运动。

由于这个原因，一名社会学家提出将他们称为“生态幻觉者（ecodelics）”。另一名研究人员在接受《Vice》杂志访问时提出要将支持环保的暗示带入迷幻药疗程的想法——将意识中的重心调整到更关注自然的位置，甚至降低对气候变化的怀疑主义。

神秘体验

在表面之下，还有一种更加激进的影响正在显现。在临床试验和消遣性使用时，迷幻药都常常能制造一种“神秘体验”或者“自我消散（dissolution）”的状态：一种极乐、至善、彼此连结的意识顶点，一种“神圣感”，一种可能是“自我消失”的感觉，甚至会与灵性存在或者上帝相遇。如果更多的人使用这些药会怎样？我们如何能够比目前更好地去理解它的属性？

对于研究者来说，神秘体验是这些药物如何产生如此惊人效果的关键。它常常出现在各种论文和报告当中。研究指，神秘体验越强烈，产生的疗愈效果就越大。衡量、追踪和更好地了解神秘体验的问卷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一些人认为，仅靠科学并不能帮助社会了解迷幻药的影响。

不过，科学和精神科学界在多个世纪以来都对神秘体验有所怀疑。

“即使在光学层面上，这也是个可怕的名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幻觉科学家马特·约翰逊（Matt Johnson）说，“因为‘神秘’听起来像你有一个水晶球，然后你在念咒。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就带着中世纪的意味。”

这意味着，尽管灵性体验在文化脉络当中有巨大作用——在数千年的科学、艺术和宗教当中激发顿悟——它长期以来都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为免被污名，甚至被诊断为有病，人们不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比如，失去自我意识，可能会被诊断为人格解体障碍；而精神信仰发生根本改变，或许又会被演绎成是对精神崩塌的浪漫化。

在迷幻药使用之外，拥有神秘体验的人或者比你想象的要多。从1962年至2009年——有数据可查的最近一年——报告一生中有过神秘体验的美国人数字上升超过一倍，达到总人口的一半。

带着这个理念，研究人员可能需要更好地了解这些体验如何运作，以及会带来什么。比如，到底有没有单一定义的神秘体验本身就已经受到质疑。它的核心特征——无边界、神圣感、无时间、幸福感——如果组合在一起，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很大机会是这些会一起发生，但是仅仅因为一些东西一起出现，不代表它们就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部分，”约翰逊说。

正如《失控的艺术》（The Art of Losing Control）一书的作者朱尔斯·埃文斯（Jules Evans）所指出的那样，临床对神秘体验的统一定义——失去自我并变成“所有事物一部分”的感觉——还是留下了一半的空白。有三分之一的二甲基色胺（DMT）致幻剂吸食者、17%的LSD使用者和12%的赛洛西宾使用者报告会遇到身外的实体。在使用死藤水、黛美（daime）和伊博格等物质的新萨满教仪式，这些实体是顶峰体验的标志。

例如，在一项关于死藤水的研究中，一名测试者描述了一个头脑意象：“他体验到一堆章鱼的卵被下在他的头里面。他将此当成是一种吉祥，并且写到，他相信这些卵象征着智慧的源头。他立刻就认定那只章鱼是良善的盟友。”

迷幻药常常是以它们所激发的幻觉来定义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假性幻觉）。这些幻觉令1950年第一次兴起这些药物时的临床医生认为LSD会引致精神错乱，或者是造成短暂思觉失调的药物：这个做法合情合理，因为这些药物会制造超乎寻常的视觉和听觉体验。

假如幻觉体验成为主流，而不仅仅是去污名化，戴维斯说，这将是一次重大的转变，因为它更多会被与精神分裂等病理状况相联系。他表示，这将会是现代“神经多元性”变革的高峰，这种变革承认像自闭或者幻听等是一个神经学光谱当中的不同表现，而不是需要解决的病态问题。

迷幻药的未来会怎样？

对于戴维斯来说，理解迷幻药的超常体验不应该，也不能，单纯是科学领域的问题。有些人认为，文学和诗或者对科学问卷来说是有用的辅助。另一些人则呼吁神学家也加入这个讨论。毕竟，他警告说，如果没有更广阔的途径，有些人可能会专注一些不接受任何“模式”的奇怪体验——而这可能会令他们的精神健康恶化，而不是改善。

后续

迷幻药所提供的东西是很少其他事物能给的：一种超越日常现实能够获得或者期望的体验。主流社会将如何看待这段旅程，目前并不明确。治疗工作的业界可能将一些大的议题摆上枱面，但是人们免不了要想，主流医学界是否能够独立应对这一切。“这一行业的利益所向是要谈化这一切，特别是对将事物医疗化的临床医生而言。他们想要的是舒缓、疗愈和恢复的状况，”戴维斯说。

但是，与这些药物相关的神秘体验，以及幻觉和改造体验，给很多人所带来的改变或许要远超出这些。“迷幻药像是哲学探索，”戴维斯解释说，“就算你不是哲学家，你也必须在第二天忽然要处理一些事情。‘这到底是什么？我要怎么理解它？我收到停止喝酒的信息时，是不是得到了一种真实的启示？我要认真对待它吗？这会令我疯掉吗？’”

对于仍然记得第一次改造性幻觉体验的里克·多布林来说，迷幻药的前景广阔，而且超出临床领域。他想凭他的多学科迷幻药研究协会组织来“不仅让迷幻药合理地用于病人，而且是我们所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世界中的人……来试着做到我们不去毁灭这个地方。你可以说，医疗化是一种策略，但是那不是终极的目标。”

本文由BBC Future原创，发表于2021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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