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碳达峰对中国经济的启示（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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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实现碳达峰与其经济增长、产业调整等息息相关，从国际比较角度研究碳达峰，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首次提出了碳排放的“30、60”目标，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为2021年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碳达峰已成为全国各地十四五规划的关键词，相关行业企业也积极响应，从政府到企业，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的低碳行动已按下加速键。国际发展历程表明，一国实现碳达峰与该国的经济增长、产业调整、能源消费等息息相关。研究碳达峰，对下阶段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提前布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碳达峰概念及国际背景

关于碳达峰，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指出，碳达峰是指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后，先进入平台期在一定范围内波动，然后进入平稳下降阶段。碳排放达峰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达峰目标包括达峰时间和峰值。中国承诺2030年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

根据IEA数据库显示，从能源结构看，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中，煤炭的燃烧和使用贡献了约44%的二氧化碳排放（IEA数据库的最新数据为2018年，下同），石油贡献了约34%，天然气贡献了约21%，其他能源碳排放量占比不到1%；从碳排放的部门结构看，电力部门碳排放量占比最高，为41.7%，其次是交通运输为24.6%，工业部门碳排放占比排第三，为18.4%。

与全球能源结构不同，中国的能源消费更依赖于煤炭，中国有80%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于煤炭，其次是石油(14.3%)和天然气（5.5%）；碳排放部门中，占比最高的也是电力部门（51.4%），其次是工业（27.9%）和交通运输（9.7%）。

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这已被主流科学界广泛认可。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到2100年，全球气温和海平面可能分别上升1.1-6.4℃和16.5-53.8厘米（2007年），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碳排放至少占总增加量的95%。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随着各国二氧化碳排放，温室气体骤增对生命系统形成威胁。因此，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缓解全球变暖和相关的生态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提出了全球碳排放大国的减排目标。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各国以全球协约的方式减排温室气体，由此提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目前全球已经有50多个（54）国家的碳排放实现达峰。2020年，排名前十五位的碳排放国家中，美国、俄罗斯、日本、巴西、印度尼西亚、德国、加拿大、韩国、英国和法国已经实现碳排放达峰。中国、马绍尔群岛、墨西哥、新加坡等国家承诺在2030年以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

国际案例研究

一国的碳排放量与其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我们从经济增速、人均GDP、产业结构、人口增长、能源结构等维度梳理了德国、英国、美国、日本、巴西等国家在碳达峰前后经济发展变化，为中国下一步碳达峰前后可能呈现的经济发展变化做前瞻性的预判。

德国

德国因其经济规模和结构成为欧盟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作为绿色运动的发源地，德国一直是欧洲气候保护的领跑者。20世纪70年代，德国就开始研究出台能源计划，1990年德国实现碳达峰。从1993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2004年《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法》，再到2019年11月通过的《气候保护法》，德国一直以实质性行动落实碳减排目标。德国在实现碳达峰前后，经济发展表现出一定差异性，具体来看：

（1）碳达峰后经济增速中枢回落。从经济增长情况来看，德国在1990年实现碳达峰的同时，当年GDP同比增速亦升至约20年来的最高水平，为5.3%；1991年开始震荡回落，此后10年的平均年增速约为1.9%,低于碳达峰前10年平均水平（2.3%）。1990年德国人均GDP为2.23万美元，是德国历史上首次迈上2万美元大关；1990年后，人均GDP继续向上，2019年为4.6万美元。

（2）人口增长率跟随碳达峰后回落。碳排放量与人口数也有较密切的关系，人口基数越大、增速越快，该国碳排放的总量往往也越大。从人口水平看，1990年德国人口增长率达到历史高点为0.86%，此后则逐步回落，2004年开始有8年时间是处于负增长状态；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由1990年的11.84吨降至2019年的7.93吨。

（3）城市化率基本进入尾声。德国在1990年实现碳达峰时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73.1%，此后20年继续保持逐年提高的态势，直至2012年开始才逐渐趋于稳定，目前基本保持在77%水平，城市化进入尾声，城市化率的提升对碳排放的影响也趋于缓和。

（4）第二产业占比在碳达峰后平稳下降。德国是世界工业核心大国，从产业结构看，工业在德国经济中占重要地位，尽管工业增加值占比平稳下降，但这只是将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向国外转移的结果，核心工业技术依旧强大。1990年碳达峰后，德国第二产业的比重继续下降，1990年德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7.3%，最近20年基本稳定在27%左右的水平。

（5）可再生能源应用效能高。德国在实现碳排放达峰时，煤炭和石油年度消费量相当，1990年后，煤炭这一高排放能源消费量逐年减少，至2019年，煤炭消费量已降至1990年的一半。德国的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自21世纪初以来大规模扩张，至2019年已为日本和英国的2倍。德国从1990年开始便布局可再生能源发展，从颁布《可再生能源发展法》，到淘汰核电厂进行能源改革，再到一系列的能源技术突破，德国的可再生能源供电量已创下世界纪录，化石能源正逐渐从主力能源淘汰。

英国

自欧盟中以德国为首的9个国家在1990年最早实现碳达峰后，英国于1991年迎来其碳排放量的峰值。近年来，英国不断致力于在国际上推广“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在2009年7月的《英国低碳转换计划》中提出了到2020年英国的碳总排放量相比于1990年将下降34%的目标。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商业和交通的配套改革方案，包括《英国可再生能源战略》、《低碳交通战略》等。由此可见，英国已经把推行低碳经济放在国家战略层面。在1991年英国实现碳达峰后，英国经济主要有如下变化：

（1）碳达峰后经济增速中枢微幅上升。从经济增长情况来看，英国的GDP实际增速波动明显，在1991年碳达峰时迎来阶段性低点，为-1.1%，在1992年升至0.4%，随后开始震荡回落。碳达峰后，英国GDP1991年后10年平均增速较前10年平均增速微升了0.05百分点，与主要国家碳达峰后的表现略有差异，主要原因可能系英国的人口增速在碳达峰前后不降反升。英国人均GDP在碳达峰前后整体呈现上行态势，1991年人均GDP为1.99万美元，此后个别年份虽有所回落，但很快又恢复增长。

（2）人口增长率在碳达峰后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上行。人口数量与碳排放量有一定联系，但英国的人口增长率并未像德国一样，在碳达峰后出现持续回落。1991年英国人口增长率为0.31%，1992年下降至0.24%，而后又反弹向上，并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0.79%。英国人口增长率在碳排放达峰后并未下降，在此后20年左右时间里依旧保持小幅上行，相对应的是，同期碳排放量虽呈下降趋势，但幅度较小。其碳排放量的加速下降也是直到2015年以后人口增长率开始明显下行才出现，由此可见，人口增长率的下滑带来的减排效应极为显著，英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由碳达峰时的9.75吨，降至2019年的5.08吨，低于德国。

（3）城市化率带来的碳减排效应显著。英国的城市化率比德国更高，在1991年实现碳达峰前，英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78.1%，到2018年为83.4%，城市化水平在欧洲国家居于前列。城市化率的提升表现出较好的碳减排效应，尤其是在城市化率突破80%后，碳减排效果更为明显。

（4）第二产业占比在碳达峰后平稳下降。英国曾是历史上经济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最先产生了产业革命。在碳排放达峰前，英国的第二产业占比相对较高，一直35%以上，在1990年首次降至30%以下，并在1991年达到碳达峰时降至27.18%，此后保持平稳下降状态。而第三产业却相反，自碳达峰后，除1995年有小幅回落外整体一直呈上升趋势，并在近10年一直维持在70%左右的水平。

（5）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英国于1991年实现了碳排放达峰，与此同时，煤炭、石油等高排放能源的消费量在1991年也达到高峰，1991年以后两大能源消费量稳步回落。截至2019年，英国每年的煤炭消费量已减少为1990年的10%，低于德国，英国政府承诺不新建没有碳捕获和存储技术的燃煤电厂对降低煤炭消费量起了重要作用。2003年，英国政府首次提出发展“低碳经济”，并启动低碳城市规划，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这之后出现大幅攀升，并成为石油、天然气之后的第三大消费能源。

美国

美国作为碳排放量的大国，其碳排放量是全球变暖的主要源头之一。美国“碳达峰”实现于2007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为58.84亿吨，相比最早实现碳达峰的欧盟晚17年，在已经达到峰值的54个国家中也相对靠后。1998年美国克林顿政府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是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2001年，小布什政府更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也应承担减排和限排的义务”为借口，退出了《京都议定书》。这是导致美国碳达峰时间较晚的主要原因。

（1）经济增速在碳达峰后趋于回落。从经济增速来看，美国在实现碳达峰后经济增长速度趋于下降。撇开2008年次贷危机的影响，1997-2006年美国10年年均GDP增速为3.36%，而2010-2019年的10年年均GDP增速降至2.3%。从人均GDP看，美国人均GDP在2007年碳排放达峰时为5.18万美元，此后两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小幅回落后又重返上行态势。

（2）人口增长率跟随碳达峰呈下降趋势。美国的人口增长率在2007年出现小的峰值为0.95%，随后一直下降，到2019年录得历史新低，为0.47%。人口的增长与碳排放量有着正向的关系，美国作为碳排放量的大国，自2007年后碳排放量得到较好控制，除了能源方面的改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0年达到峰值后逐年下降，2007年为18.85吨，到2019年已降至14.49吨。

（3）城市化率提升碳减排效应。在碳达峰前后，美国的城市化率一直表现为缓慢提升，2008年次贷危机并未对美国的城市化率产生影响。2006年，美国城市化率突破80%，跟英国一样，当城市化率达到80%左右水平后，其对二氧化碳的减排效应趋于凸显。尽管在高城市化阶段往往会出现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现象，但这对当前的美国来说并未给其碳减排带来负面影响。

（4）美国第二产业在碳达峰后平稳下降。长期以来，美国更加关注的是工业和技术方面的领先所带来的经济方面的增长，却忽视高碳排放量所带给环境的危害。在2007年实现“碳达峰”以前，随着美国经济和人口的增长，美国的碳排放量大体呈上升趋势。碳排放峰值为74.16亿吨CO2当量，人均排放量为24.46吨CO2当量。美国第二产业自80年代开始一直有明显幅度的下滑。1981年占比34.11%，直至2007年碳达峰时占比降至21.45%，且近十年占比平稳下降，均不超过20%。第三产业近十年占比平稳上升，均值在70%以上。

（5）低碳能源占比逐渐提高。美国实现碳达峰后，煤炭、石油等高排放能源消费量逐年减少，可再生能源消费量显著提高，天然气消费量也成上升趋势。目前，石油依旧为美国第一大消费能源，其次是天然气，煤炭消费量约为天然气的1/3，可再生能源消费量相对较少，约为石油消费的1/6。

日本

相较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日本实现碳达峰的时间相对晚些。从OECD公布的数据来看，日本于2012年实现了碳达峰。近几年，得益于广泛使用可再生能源以及逐步启用核电，日本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明显。纵向比较日本碳达峰时期主要经济指标的前后变化，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1）碳达峰后经济增速窄幅震荡，人均GDP不升反降。日本于2012年实现碳达峰后，GDP增速未见明显下滑，2013-2017年五年平均增速为1.3%，2012年为1.4%，2012年以前则因为受金融危机影响缺乏参考价值。而人均GDP于2012年达到历史最大，为4.8万美元。此后几年这一数值明显回落，主要因为日元自2012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了长达3年多的贬值通道，贬值幅度超50%；直至2015年年底开始，日元才止住贬值步伐。2019年日本人均GDP重回4.0万美元。

（2）人口增长率在碳达峰后持续为负。自2011年以来，日本人口增速已经连续11年为负，2012年碳达峰当年人口增速为-0.16%。日本人口基数自2008年达到最大后逐年回落，人口下降也是近几年日本碳排放量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老龄化和少子化直接导致经济增长失去动力，对房地产影响甚大。日本房价从上世界90年代泡沫破裂之后，就一直未能再回到历史高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于2013年达到峰值（9.69吨），到2019年已降至8.45%，但明显高于英国、德国等大部分欧洲国家。

（3）碳达峰时已高度城市化。由于日本碳达峰年份相对较晚，早在2002年，日本的城市化率就已突破80%，在经济的高度发展下，以东京为代表的大城市迅速崛起，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城市寻求发展。2013年碳达峰时日本的城市化率已高达91.2%，到2018年进一步提高到91.6%，高于美国、英国和德国，是全球城市化率最高的大国。

（4）第三产业占比在碳达峰时迎来最高。从产业结构看，日本在碳达峰时亦表现出工业增加值占比下降、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提升的特征。但由于日本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实现产业现代化和高端化，因此，就实现碳达峰的2012年前后来看，日本产业结构变动不明显。2012年，日本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71.59%，是有史以来的最高值，最近几年维持在69%左右附近。工业增加值占比在碳达峰前后波动也不大，维持在27%左右的中枢范围。

（5）化石能源逐年下降。2008年，日本政府通过了“低碳社会行动计划”， 还实施了《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对日本碳减排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2012年日本实现碳达峰，彼时煤炭和天然气消费量相当，约为石油的一半。目前，石油依旧是其主要消费能源，但年消费量较碳达峰前已有所回落，煤炭和天然气消费量趋于下降，但幅度较小。可再生能源方面，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后，发展可再生能源引起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开始实施可再生能源固定价格购买制度，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在2012年后加速提升。

巴西

巴西于2014年实现碳达峰，作为新兴经济体，巴西政府一直在碳减排、亚马逊雨林保卫战和经济发展之间纠结。亚马逊被誉为“世界碳池”，也是巴西经济发展的巨大资源宝库，乱砍滥伐一度使雨林遭遇严重破坏，直到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后，巴西对碳减排和雨林保护的态度才有了实质性的转变。2014年以后，巴西碳排放量逐年削减。

（1）碳达峰后经济增速回落。实现碳达峰后，巴西经济增长速度的中枢低于碳达峰前，2014年实现碳达峰当年的GDP增速为0.5%，而此后5年的平均增速为-0.6%。从人均GDP水平来看，巴西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碳达峰时的人均GDP为1.2万美元，远低于发达国家实现碳排放达峰时的水平。巴西人均GDP自2010年突破1万美元后，仅保持了5年时间，2015年又跌回1万美元以下。

（3）人口增长率逐年回落。自20世纪90年年代开始，巴西的人口增长率就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2008年开始，巴西人口增长率减缓至1%以下，和其他国家一样，巴西在实现碳达峰时，人口亦保持低速增长，2014年人口增长率为0.86%，到2019年已经下降至0.75%。巴西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在碳达峰时同步达到峰值，为2.36吨，此后几年一直呈下降趋势，2018年降为1.94吨。

（3）城市化率提升对碳减排或不显著。近30年来，巴西的城市化率一直处于上升中，2014年实现碳达峰时的城市化率为85.5%。尽管巴西为发展中国家，但其城市化水平相较于多数发达国家并不低。同部分拉美国家一样，如阿根廷，这些国家被称为“虚假的城市化”或“过度城市化”，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只是一个数值上的体现，与真正城市化相配套的社会保障等基础设施却严重缺失，进而在城市中形成了大规模的“贫民窟”。巴西碳排放的回落更多地来源于哥本哈根会议后巴西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城市化率提升对碳减排效应未必显著。

（4）服务业占比低于发达国家水平。2014年实现碳达峰后，巴西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进一步下行，且于2015年首次跌破20%；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在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持续提升，2014年为61.3%，小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实现碳达峰时服务业占比。碳排放达峰后，巴西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依旧呈现稳步提升的态势。

（5）可再生能源消费提升。相对于发达国家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消费显著减少的状况，巴西消费能源中煤炭消费量在碳达峰前后基本保持稳定，石油和天然气消费有所回落。可再生能源方面，巴西于2007年开始重点布局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技术，消费量加速提升。由于巴西国土辽阔，依托丰富的生物资源、水资源、风能资源等，巴西可再生资源生产量在全世界排名靠前。

碳达峰后各国经济社会特征综合分析

一是多数经济体增长趋于回落。从实现碳达峰前后一国GDP增速变化来看，往往是碳达峰后经济增速趋于回落。如美国在碳达峰的前后10年，经济年均增速下降约1个百分点，巴西碳达峰（2014年）的前后5年相比，增速下降约3.9个百分点。而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在实现碳达峰后依旧以增长为主。主要发达国家碳排放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达峰，这一情况并非偶然，而是由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彼时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人均GDP已达到2万美元以上，其中，美国在2007年实现碳达峰时人均GDP已突破5万美元。

二是城市化率普遍超70%，进程放缓。在碳达峰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其城市化率均超过了70%。如，日本2012年实现碳达峰时的城市化率为91%，巴西为85.5%（2014年）。城市化和工业化往往相伴相生，一个国家碳排放达到峰值往往伴随着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阶段的结束，重化工业比重呈现显著下降，开始迈入后工业化时期。

图表1：各国碳达峰时城市化率情况

三是第二、第三产业结构变动较为明显。由于工业消耗了大部分能源，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碳达峰与产业结构调整高度相关，并在碳减排中发挥积极作用。尽管德国是工业大国，但在1990年实现碳达峰前后，第二产业占比稳步下降，从1980年的41%降至1990年的37.3%，再到2000年的27.7%，直接促成了显著的碳减排效应。而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由于产业结构变动较小使碳减排效益无法发挥，导致其碳达峰时间也相对较晚。加拿大于2006年实现碳达峰，2000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9.9%，到2010年为26.7%，仅下降约3个百分点；澳大利亚1990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8.9%，到2010年为25.2%，近二十年里的降幅相对于德国而言变动不明显。

四是人口普遍在1%以下低位增长。人口增长会导致总碳排放量的增加，许多学者和文献通过对人口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的贡献度研究，论证了人口增长是碳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原因。从已实现碳达峰国家来看，一国实现碳达峰的时间点基本是处于本国人口增长率低速增长阶段，普遍低于1%，如英国为0.31%，德国为0.86%，法国为0.55%，巴西为0.84%，日本为负增长，在碳达峰后人口增长率一般会继续趋于下行。

五是低碳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是方向。在天然气、煤炭、石油这三种能源中，煤炭最为低效。在提供相同能量的情况下，煤炭产生的碳排放量约为石油的1.5倍，天然气的2.2倍。因此，从能源消费结构看，一国碳达峰时往往伴随着煤炭、石油等高排放能源消费量到达峰值，尤其是煤炭，其在一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持续下降，而可再生能源消费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如英国和巴西可再生能源的年消费量已经远超煤炭消费量。2019年，英国可再生能源的消费量为煤炭的4倍，巴西约为3倍。

基于国际比较的中国碳减排现实分析

对标上述主要国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离实现碳达峰尚有一定差距。低城市化率，高工业增加值占比、高原煤消费占比、人口基数庞大等因素使得中国还有较长一段时间内处于碳排放量爬坡的过程中。

从碳排放量来看，无论是碳排放总量、单位GDP碳排放还是人均碳排放量，中国依旧处于上升阶段，碳减排压力较大。从碳排放总量看，中国2019年碳排放量达98.25亿吨，占世界总量的28.8%；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在2014年碳达峰时的排放量为5.04亿吨；美国在2007年碳达峰时排放量为58.84亿吨，2019年已降至49.65亿吨。当前，中国每年的碳排放总量依旧处于上升期，近5年的年均增速约为1.25%，可见碳减排压力之大。从单位GDP碳排放量来看，2018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为0.81kg/美元，约为美国的3.2倍，德国的4.5倍，与上述案例几个国家碳达峰时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0.22~0.4 kg/美元）也存在较大差距。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来看，根据IEA数据库的显示，德国（1979）、英国（1973）和美国（1973）于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日本（2013）和巴西（2014）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总量基本同步达到峰值；而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还在逐年增长中，2019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6.84吨。

图表2：中美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趋势对比（百万吨）

图表3：各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情况（吨）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一个国家实现碳达峰往往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到了较高阶段，但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碳排放的强度是不一样的。在人均GDP相对较低的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会加剧碳排放；到了高收入水平的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时期，工业化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会趋于下降，因为彼时的经济实力允许一国通过减排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提高能源效率。如日本在人均GDP达到4万美元之前，碳排放量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同比向上，在人均GDP突破4万美元后，碳排放增量显著放缓。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宏观蓝皮书预测，到2033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2.4万美元，相较于美国和日本，中国将会在相对较低的人均GDP水平下实现碳达峰。

从人口增长率来看，美国、巴西等各国实现碳达峰时人口增长率均在1%以下，尽管中国人口增长率近些年一直呈下降趋势，2019年人口增长率为0.36%，但庞大的中国人口基数使中国碳减排压力较大。据世界银行统计，2019年中国总人口超过14亿，印度为13.7亿，美国为3.3亿，巴西约为2亿，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过高的人口也是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

从城市化率来看，2019年中国城市化率为60.6%，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巴西尽管为发展中国家，但其城市化率在碳达峰时已经高达85.8%。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率提升往往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尤其是在中等城市化率阶段，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将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因此，从国际案例来看，碳达峰对城市化率的要求中国还未达标。

从产业结构来看，当前中国的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对比已实现碳达峰的国家而言，还有一定差距。美国在2007年碳达峰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73.9%；巴西碳达峰时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为61.3%，日本为71.6%，德国1990年实现碳达峰时服务业占比已达62.2%。2019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53.9%，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已实现碳达峰的发展中国家巴西。当前中国工业增加值占比仍较高（39%），要明显超过各国在碳达峰年份的工业占比，未来几年中国对能源的需求量依然很大。在实现碳达峰的路上，中国在产业调整方面还有较大空间。

从能源结构来看，各国在实现碳达峰时，煤炭消费也同时达峰。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目前仍旧处于上升期，尚未见到峰值出现的迹象，2000年为14.7亿吨标准煤，2019年增加至48.7亿吨标准煤，增幅超过200%。尽管近十年来，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费量逐年增加，但煤炭仍是中国第一大消费能源，且年消费量未见下降趋势，2019年煤炭消费量为美国的7倍有余。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消费结构，是中国成为二氧化碳排放大国的重要原因。

关于碳达峰与中国经济的几点思考

在比较分析国际发展历程和中国碳达峰的现实基础后，我们作了以下几点思考：

关于经济增长与碳减排节奏，首先从经济增速来看，国际案例表明，工业化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碳减排对于尚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来说，无疑会对本国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如美国，2001年小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也应承担减排和限排的义务”为借口，退出了《京都议定书》，而此后的四年美国经济迎来了高速发展。我国目前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39%，2019）要超出大部分国家在碳达峰时期的占比（30%以下）10个百分点左右，未来10年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经济增速也势必会受到一定影响。

在碳达峰后，各国的案例表明，虽然不少经济体增速中枢出现放缓，但放缓的程度有限，而且部分国家（比如英国这种第三产业持续增长的国家）增长不降反升。此外，还有部分研究者认为，在大多数情景下，碳达峰会对中国GDP造成正面影响。我国只要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即使在2030年碳达峰后，经济增长也未必会出现明显回落。

从工业化阶段看，我国已基本进入工业化后期，工业化产生的碳排放将逐渐趋于缓和，此时要扩大能源消费结构，如使用碳排放值相对较低的天然气。目前天然气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的比重（7.4%）远低于全球水平（16.2%），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水平也较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强大的经济条件将加强减排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而这也将提高能源效率。当前我国工业部门的碳排放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扩大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促进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降低工业生产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支持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将是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重点。

关于城市化率与房地产业，中国的城市化率离碳达峰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尽管和其他很多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但其在20世纪中叶以后，社会经济都发展较快，大量人口已经从农村来到了城市，城市化水平达到一个较高水平。由于未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和住房民生等社会保障，大量剩余劳动力形成了城市中规模巨大的“贫民窟”。这是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引以为戒的。对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目标，即到2020年城镇化水平到60%，这一目标已经实现。虽然下一个时期的城镇化目标官方尚未出台，但按照2030年实现碳达峰的目标要求，同时参考其他国家实现碳达峰时的城市化率水平，预计2030年我国城市化率目标在70%左右。

过去10年，中国城市化率由2010年的49.9%上升到2019年的60.6%，提升了约10.7个百分点；而这10年也是中国房地产业蓬勃发展的十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增加了近70%。尽管城市化率提升对房地产市场发展起着关键作用，但是将城市化率目标作为房价继续上涨的支撑因素并不恰当，因为过高的房价会提高农民进城的门槛，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房价涨势蔓延对城市化率并不友好。在向碳达峰迈进的下一个10年，城市化率的同步提升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将更为复杂，因为有政策、人口、土地、收入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制约。

关于能源结构与煤炭行业，受资源禀赋影响，煤炭是中国工业能源消费中最重要的能源产品，其能源消费占比远高于其他国家。中国碳排放大部分来自于煤炭，碳减排的对象无疑就瞄准了煤炭。上文国际案例中，五个国家实现碳达峰时的煤炭能源消费占比分别约为32.2%（英国，1990）、41%（德国，1991）、26%（美国，2007）、25.6%（日本，2012）、8.3%（巴西，2014），且这一占比在碳排放达峰后延续下降。对标来看，中国的同口径煤炭能源消费占比在63%左右（2019年），远超上述各国碳达峰时期的煤炭占比和世界平均水平的27%，能源结构的调整压力任重道远。当前，约束性能源政策已经开始影响行业，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微观层面的信用融资环境，对当前和未来一度时间里的煤炭行业都不太友好。下阶段，不管是煤炭企业的转型，还是去碳、碳捕获技术的研发和创新，都意味着煤炭行业在实现碳达峰目标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挑战，在技术、成本等方面缺乏优势的产能将面临加速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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