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世界舆论聚焦：关于“共同富裕”的几个问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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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谋划上的慎重、行动上的温和是非常必要的，这会留下操作上的余地，有利于把政策落实好。

上周国际媒体普遍关心的焦点之一，就是中央财经委员8月17日召开的关于研究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的第十次会议。《华尔街日报》、香港《南华早报》、新加坡《联合早报》、路透社、彭博社和CNBC均给予了重点报道。

《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想要借此证明，在照顾到所有人口方面，社会主义比西方资本主义更好。”《南华早报》则评论说：中国这是倡导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好地管理和平衡，比起资本密集型投资，更关注基层消费。彭博社和CNBC则以这次会议解读近来中国对国内一些行业的整顿和治理。而《联合早报》则认为中国这次调整“未脱离运动式色彩”，有中国领导人的施政风格；该报特别强调：在启动新一轮社会变革时，对节奏的把握，对规则、私有财产和个人空间的尊重，都将是衡量这个体制优越性和现代化水平的标准。

笔者注意到，此次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最后文件中有“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提法，这意味着相关政策落实还没有全面展开实施，仍然有完善的可能和空间，因此笔者想强调的是：实施“共同富裕”，必须在做大蛋糕的前提下分蛋糕；做大蛋糕是一切的前提和根本，然后才能谈得上分好蛋糕，否则就是平均主义大锅饭。

政策指导思想应有主次、先后感

首先应该确定，在中国实施“共同富裕”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中国是个十四亿人口的国家，不能设想这样的社会能够发生大面积贫富悬殊。但笔者认为，在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对中国社会几乎是古老而永恒的重大问题上，主要还是应该依靠发展经济的方式来补缺短板和贫乏，而不能单纯以征用高收入者、经济发达地区的钱补短板；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做很容易事实上走向过去的平均主义大锅饭。

通俗地讲，这实际上还是做蛋糕更重要，还是分蛋糕更重要的问题？正确的做法当然是：在做大蛋糕的前提下分蛋糕；做大蛋糕是一切的前提和根本，然后才能谈得上分好蛋糕，否则就是过去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在社会分配领域得出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共同教训。中国因为通过改革开放，走上了一条总体上先做大经济总量，再提高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道路，从而彻底解决了中国民众的绝对贫困问题，部分地区并拥有不输于世界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国家综合实力也位居世界第二。而当年，包括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内的世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走的就是一条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道路。在这条道路下，绝大多数居民实行大锅饭式的分配制度，同时对城市里的少数高级干部提供特殊供应，与之相关的人员也能间接收益，这实际上是一种把大锅饭和少数人员事实上的不平等并列的制度，而经济总量并未提高，结果当然是不成功的了。对于上述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中国政府和人民应该永志不忘。

主要依靠发展经济而非单纯征富人和富裕地区的钱来补短板、扶贫困的根本原则之所以必须首先牢牢坚持，还因为当前中国的现实使然。当前的现实是，从大背景来说，首先今年是地方债务偿还的高峰期；其次，在国际疫情严重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情况并不好。尤其是国企，破产和资不抵债者不少，动辄千亿的国有银行贷款无力偿还者也不鲜有，而且都是大型国企，而且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干部或官员受到处理。尤其是中国北方地区，总体来看经济形势糟糕，包括天津和北京这样的标杆性城市，财政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因此在当下这个时机，做大蛋糕比远分蛋糕更重要、更迫切得多，这是做事情应有的起码的轻重缓急。所以，此时提出分蛋糕，时机并不好，也容易引人质疑，被疑为劫富济贫。新加坡《联合早报》就提出：所谓“共同富裕”，说到底就是收入分配结构调整，隐含劫富济贫的用意。在此背景下，政府在执行政策时尤其应当谨慎，并应保留调整的空间。

从历史上看，先做蛋糕还是分蛋糕的问题，并非今天才有，笔者当时在中国《南方周末》上专门评论了此事。

2010年，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就和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有过一场直接以“先做蛋糕还是分蛋糕”命名的辩论。当时薄熙来就坚持：与其他地方先做大蛋糕再分不同，重庆这几年的思路则是倒过来，先将蛋糕分好再做大。重庆不必等到发展的高级阶段再去研究合理分配与共同富裕的问题。而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 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就发出了令人警觉的呼吁。这位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表示： “改革应避免民粹主义。”发展和分配这类本质上属于政治问题的议题也是如此。因为民粹主义是民主的天然、有害的伴随物。不避免民粹主义，国家不能保持稳定，也就谈不上发展。矛头所向，非常清楚。

笔者当时撰写了题为“蛋糕多种整法 关键吃饱吃好”的文章，指出：在发展和分配的问题上避免民粹主义，温家宝总理的一个观点很可以作为标准。在谈到中国现阶段是否已经富强起来时，他曾指出：任何数字乘以十三亿，都很大，除以十三亿，都很小。中国现阶段应该先分蛋糕还是先做蛋糕，慎重的态度恐怕只能是先做一下除法，广东如此，重庆亦然。

当然，经过十来年的发展，今天中国已经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了，“共同富裕”的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但正因为是刚刚开始，保留谋划上的慎重、行动上的温和就是非常必要的，这会留下操作上的余地，有利于把政策落实好。

落实政策定要具体且细致

笔者认为：对于“共同富裕”这样的涉及十四亿人口的公共政策，是一项难度和政策水平极高的工作，在政策执行上一定要具体而且细致。具体来说：向富人征税对象的确定标准是什么？中产阶级的标准是什么？月入多少收入会否成为征富对象？其次，收了税济贫，是否对社会要有个交代？需要有个监督？还有，收了税怎么监督使用等等？这也是对被征税者个人负责的行为。

笔者认为：对中产阶级的征税标准必须慎重，否则与中国政府要建立橄榄型分配社会的宗旨和初衷来说，是对立的，而且对中国这样曾经有过分配制度大锅饭历史的国家来说，最后有可能重新回到过去，造成重大社会问题。

与此相关的一点是：确定征税标准时，一定要确立以地区经济和收入水平为标准的原则。要按照不同地区的实际收入水平，确定不同的征税标准和税率，因为中国的现实是：真正非常富裕的地方并不多，如果不按照地区经济和收入水平确定各地不同的征税标准和税率，必然导致少数经济发达地区成为最主要的征收对象，这实际上就是外界说的“劫富济贫”了。足够的结果，必然拖累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最后影响中央层面的财政收入。

对中国这种十四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实施“共同富裕”政策是势所必然，这不仅是社会稳定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制度的本质要求。按照社会主义的两大支系：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和东方实践的科学社会主义（或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说，都要求实行“共同富裕”的社会政策，长期名不符实，必然导致政治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自胡锦涛温家宝时代开始，便已经开始了健全全民社保和医保、免征农业税等方式开始了“共同富裕”的历程，今天，这一过程又将往前发达迈进一步，如果能够成功，这从社会管理模式来说，对全世界也是个贡献，必将体现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也正是因为如此，执行上的具体、细致和稳妥将成为能否成功的关键，而决不能用运动方式操作，因为同十四亿人口的社会分配所波及的方方面面的后果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失败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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