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一家香港小游泳俱乐部的新职责：选特首（组图）

除海熊游泳会外，其他被赋予这一责任的社团还包括社区组织“缘来一家”，该组织曾在2019年席卷香港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中为警察欢呼。此外还有由来自香港和大陆的年轻专业人士组成的“青年智专”，北京在香港的最高机构中央联络办公室的一名官员曾出席该组织举办的活动。

据另一个举办舞蹈表演社团的Facebook页面，该社团与香港最大的亲北京政党一起，组织了一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表演。香港最大的亲北京政党也曾与海熊游泳会一起开游泳课。据最近公布的选举委员会投票人名单，还包括锦田乒乓球会和中国剪纸协会。

有几个社团捍卫了它们参与选举过程的权利。

“我们可能看起来像小土豆，但当你把所有这些小组织放在一起时，不就是基层吗？”海熊游泳会教练万赢波（音）在电话里说。

但对批评者来说，问题不在于这些社团现在有了发言权；问题是谁没有发言权。

选举制度改革几乎完全消除了选举委员会中支持民主阵营的声音，该阵营已经受到北京影响深远的《国家安全法》的打击。反对派议员已被逮捕。教会、工会和艺术团体由于担心被捕，纷纷解散。在各种威胁面前，原本可作为区议会议员在选举委员会享有席位的亲民主人士纷纷辞职，区议会议员是级别最低的民选官员。

选举制度改革也大大减少了公众投票。此前有大约24万选民（尽管这在香港750万居民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可以通过个人投票和团体投票的方式参与选举委员会成员的选举。现在，由于大多数个人选票被取消，选民人数降到了8000人以下。

选举结果一直显示，更多的香港市民支持亲民主阵营。但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家蔡子强说，政府要做的就是对该阵营进行反击。

“很明显，北京当局希望确保他们能够预测甚至控制选举结果，”蔡子强说。“他们只要那些对他们忠诚的组织。”

中共长期以来一直靠工会和社区组织在香港开展基层工作。学者的研究显示，中央政府为香港的亲北京政党提供资金，这些政党与商业大亨一起赞助社会福利团体，甚至一起成立新团体。现在，这些团体中的一些被动员起来，承担更明显的政治职能。

香港的选举制度从来都不是全民的民主，只有一部分立法会席位由普选产生。行政长官一直由选举委员会挑选，选举委员会在制度改革之前就已经由亲政府人士主导。对真正普选的呼吁长期以来一直是抗议活动的核心。

尽管以前有这些限制，但反对派多年来仍设法赢得了不少民选席位，使其在选举委员会中拥有虽小但有影响力的发言权。现在，北京的选举改革部分地通过重新配置选举委员会，使其与当局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消除了反对派的这些有限的权力。

选举委员会的改组新增了基层社团的代表，但他们的人数相对有限。基层社团将被允许选出选举委员会1500名成员中的60名。相比之下，有近200名选举委员会委员将由香港特別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选出。

但基层社团尤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它们声称代表一种更民主的推动力。支持民主的居民有时嘲笑这些团体，有时对它们感到愤怒。一家当地报纸的大标题引用专家的话，称选举委员会中的一些基层社团“滑稽”。

《纽约时报》向舞蹈表演团体“现代妈咪组”Facebook页面上给出的一个WhatsApp帐号发了一条寻求采访的信息后，收信人马上回复“对不起”，之后屏蔽了记者的号码。

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缘来一家”的一名工作人员，她说该社团提供社区服务，有700多名成员，但她让记者把更多的问题提给该社团的领导，她只说他姓林。但林先生说：“太多的媒体找我。我不想跟记者说话。”

给另外的至少20家社团打的电话或发的电子邮件都没有得到回复。

选民名单上的几十个社团共享地址，甚至房间号。例如，海熊游泳会和海熊壁球会的地址一样。当记者拨通了网上给出的壁球会号码后，游泳教练万先生接了电话。他说，这两个组织是独立的，但没有给出更多的解释。

据政府公布的选民名单，至少有四个社团的地址，包括由年轻专业人士组成的“青年智专”，都在湾仔社区一栋多功能大楼的同一单元。时报记者前去采访时，一名开门的男子说，里面的人没有接受媒体采访的授权。在他身后房间的墙上，交替地悬挂着几十面香港特区旗和中国国旗。

没有迹象表明这些社团实际上并不存在，或并不从事它们所说的工作。在这些社团位于湾仔的办公室外的走廊上，一大堆纸板箱上贴的标签显示，里面装着分发给家庭的汤料包。

尽管如此，许多基层社团与政府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社团由亲北京政党的政客创建和领导，社团的活动与中央政府的目标一致。

例如，“青年智专”与大陆开展文化和教育交流。名单上的另一个基层社团Action of Voice由亲北京的民主建港协进联盟主席颜汶羽领导。他说，他的社团去香港中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这些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一个人当然可以是多个团体的成员，”他说。“所以你没有理由把所有这些东西扯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