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在回归中挣扎 香港“切割式”的国族认同（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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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追溯至1971年9月，北美港澳台留学生团体在美国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召开“国是大会”，就保钓的大原则投票，其中最具争议的一项原则“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政府”，在118票赞成对62票反对下通过，保钓运动亦因此正式分裂。

此后，部份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左派留学生积极开展“认识祖国”的活动，举办五四文艺晚会，又办理多份著名保钓刊物如《钓鱼台快讯》、《水牛》、《港外线》等，内容由钓鱼岛的历史到内地和香港的情况，无所不包，借此加深学生对中国的认同感。

北美“老保钓”回流香港

而经历保钓运动后，留学生大多对内地社会充满好奇。当北美保钓运动的消息传至内地后，中国政府邀请全美“保钓”运动委员会总召集人李我焱参加国庆观礼活动，其后1972年、1975年相继举办回国团，当时在美国水牛城纽约州立大学（University at Buffalo，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任职助理教授的张刚信（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亦有参与。

然而，北美保钓运动同样在1972年美国宣布钓鱼岛“归还”日本时陷入低谷。当时刚到美国读书的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前系主任及荣休教授雷鼎鸣指出，北美保钓热潮退却后，部份学生认为只有统一和富强的中国才能真正解决钓鱼岛争议。这种想法令很多中国海外留学生回国建设，但在八十年代初，新中国刚走出文革，物资匮乏，国内的学术环境并不完善，部份回流的知识份子因而难以发挥专业知识。

其时，香港正步入经济转型期，政府预期未来将以高科技与商业为主，于是乎在1986年选址清水湾兴建香港科技大学，翌年学校筹备董事会，邀请时任旧金山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校长吴家玮出任创校校长，成功聘请多位北美著名华人学者，比如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应用数学系教授谢定裕（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系主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教授钱致榕（香港科技大学创校副校长）、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College Park）代理副校长孔宪铎（香港科技大学第二任学术副校长）等。前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亦曾到香港科技大学任职。

吴家玮在《保钓风云录：一九七○年代保卫钓鱼台运动知识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择》中解释他之所以能够聘请到众多杰出华人知识份子，离不开“保钓运动”，而他本身也是保钓运动的支持者。同样被邀请到香港科技大学执教的雷鼎鸣亦指出，很多北美的“老保钓”之所以愿意任职科大，往往是基于对“中国的乡火情”，“对他们而言，香港科技大学是一所位于南中国面向内地的大学，如果不会这样，他们是不会回来。”

可是，北美“老保钓”回流香港，并没有延续保钓的爱国精神，传承于学生，反而专注于学术研究和专业教育上。雷鼎鸣指出，“对中国最有贡献的不是示威，而是生产性的学术研究，这样才能发挥我们的专业作用。”

事实上，当时香港的客观环境亦难以容让北美的“老保钓”扛起爱国大旗。其时左右港人意识形态的，亦早已不是领土主权争议，而是香港的九七前途问题、本土的民主改良风潮与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三条线索不断交错，不断刺痛了港人的国族认同神经。

1982年9月，中英就香港回归问题展开原则性谈判，中方态度强硬，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步出人民大会堂时踏空跌倒，香港回归祖国初露征兆。虽然“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但主权以外的政制发展与“人心回归”问题，却是中英博弈的重要战场。

特别当经历了“六七暴动”和保钓运动引发的管治危机后，港英政府意识到地方行政的重要性，于是在1980年发表《香港地方行政的模式绿皮书》，成立区议会和分区委员会，并在1982年举行第一届设有民选议席的区议会选举，利用民主选举“体制化”社会上的学运团体，借此淡化市民的反殖情绪。港英政府在往后的十多年间不断扩充政制的民选成份，又在1984年推出《代议政制绿皮书》，详列立法局民主化的过程。

切割式的国族认同

在英殖资本主义社会下生活多年的港人，前有“六七暴动”的社会记忆，后又在八十年代初尝民主果实，面对刚走出文革阶段的内地，多多少少都有些五味杂陈。其时，全球正值第三波民主化（1974年至1992年）浪潮，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弊端逐渐显现，“隔岸观火”的香港知识份子对内地政体有所保留，但作为中国人，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香港回归问题是由英帝对满清政府的侵略而生，没有理由承认英国对港主权。

在这种政治现实和国族认同感的拉扯之下，部分认同中华民族的香港知识分子因而“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出一种切割式的国族认同——借领土回归推动社会民主变革，同时在社会变迁中保持对“中国文化”的基本认同，但“不等于认同任何现存的政权或政党”。

这种“民主回归”的论述由原属“社会派”的汇点于1982年发表的一份题为《我们对香港前途的建议》中提出，其中强调“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是无可置疑的事”，但“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后，应保证香港有一个自由民主，实行自治政府”，为维持社会的安定繁荣。

因此，中方一方面提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宪制框架，另一方面积极接见香港的政商界名流和知识份子，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确保《基本法》在草拟阶段充分吸纳香港各个阶层的意见，使香港“平稳过渡”。中央其时付出的努力的确成功地稳定了“人心”。

然而，香港回归问题正好撞上中国民主化运动的覆灭，成为港人国族认同的又一转折。

改革开放初期，内地社会贫富分化扩大，官倒、权钱交易的腐败问题时有发生，社会通胀和失业问题严重。为此，官方和民间均传出政制改革的呼声，以革除改革开放的阵痛。其时，社会氛围较为宽松，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传入中国，部分深受西方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认为问题的征结在于改革开放的步伐过于缓慢，国家应在推动经济自由化的同时，尽快落实民主、自由，配以法治解决社会问题。

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则在1986年明确中央要在“一党专政”的前提下，推动政体改革，提高“行政效能”和落实法治国家，解决官僚主义弊端等主要矛盾，“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政府和知识份子就政体改革路线的分歧愈拉愈大，最终随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病逝而演化成流血镇压。

1989年4月15日，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起大规模悼念胡耀邦逝世活动，要求政府肯定他在任内提出的“自由化”路线，自发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示威、集会和绝食活动，将中国民主化运动推向高潮，全国各地均有响应。

当时，香港教协会长司徒华和李柱铭等人成立以支持“建设民主中国”为纲领的支联会，在风雨交加下发起多次示威活动，声援北京学运。但到6月4日凌晨，解放军武力镇压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枪声、救护车声响遍长安街，死伤人数至今成谜。

建设民主中国热情淡去

“六四事件”后，港人对建设民主中国的热情默然淡去，亦加剧对香港回归的担忧和对中共的失望，在前途未明的情况下，不少人只好选择离开。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资料，“六四事件”后的五年，共有约30万港人移民外地，而1989年的香港只有568.6万人。支联会的纲领更在“建设民主中国”后加上“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等质疑中共政权的标语，其后更逐渐演化为“爱国不等于爱党”，更深入民心。

其时，保钓运动亦陷入沉寂。保钓行动委员会副主席区伯权指出，在八十年代中期，保钓运动失去了七十年代初期的激昂情绪，保钓支持者只好由“前线”的示威活动转到“幕后”工作，推动军票、强迫苦役劳工、慰安等向日索偿活动。而现时的“保钓行动委员会”，正是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在1990年创立的，他联合法律界人士与区伯权等人延续“保钓”的精神，推动保钓的“幕后”行动。

但在经历了“六四事件”后，保钓运动的爱国主义内涵再次发生改变，由最初“爱国保土”、“反美反日”，逐渐向民主运动靠拢，与支联会等人“难分彼此”。现任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陈裕南正是从“六四事件”开始投入爱国主义活动，并在1996年成为了保钓运动的骨干成员。

区伯权亦主动承认自己是“大中华胶”，并指委员会所作的保钓运动和一系列对日索偿活动，是民间发起维护历史真相、坚持公义和为死难者争回公道，以及争取诸如慰安妇得到道歉赔偿的人道诉求，若然寻求公义、维护历史、寻求真相被视民主元素，那保钓运动亦算有关连。

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副研究员、新竹交通大学社文所合聘副教授王智明指出，部份保钓人士想透过保钓的爱国主义，以及在香港推动民主建设，为内地带来改变，而香港科技大学创立的背后也有保钓人士的参与。然而，这种间接推动民主改造的历史想像并没有在内地发生，“这种‘历史终结论’的悖论，使得保钓的政治想像遭遇了很多的挑战，甚至令保钓人士更为失望。”他续称，“纵使（保钓人士）对‘中国想像’失落，但在九十年代未、2000年以前，香港还是保钓运动的重要基地，九七前后，香港保钓仍然是表达某种中国想像的投射点。”

1996年钓鱼岛主权问题再起争议，当年7月17日，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列屿的北小岛上设置灯塔，隔日，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梶山静六称钓鱼岛属日本领土，再一次将事件推到公众的目光前，引起两岸三地民众的不满。此间，香港民众参与保钓热情有加，以致有两岸共同保钓的登岛之举。

在两岸政府按兵不动的情况下，民间只好组织自发活动，先是近千名市民参加保钓大游行，以陈毓祥为首的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租用远洋货轮“保钓号”在香港出发，往钓鱼岛宣示主权，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被日舰拦截，陈毓祥不幸遇溺身亡。同年10月，为悼念陈毓祥不幸离世，九十多名香港保钓人士与百多名台湾的支持者合作，在台湾租用三十多条小艇前往钓鱼岛，最终顺利登陆，其中插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正是保钓行动委员会成员陈裕南和曾健成。

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陈裕南形容，“香港人的心态是‘无事无嘢搞’，当时日本惹起世界舆论，个个就走出来。”他们认为，这次宣示主权行动正是保钓运动的分水岭，其后的保钓运动每隔三五七年就尝试出船到钓鱼岛宣示主权，并与中国内地、台湾、澳门的支持者共同组织行动。

然而，保钓运动在香港所能唤起的爱国主义热情已大不如前，一方面源于“六四事件”后香港的“恐共”情绪；另一方面与中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为了稳定香港而提出的“河水不犯井水”政策不无关系。虽然“河水不犯井水”和“五十年不变”成功安抚港人，亦令香港主权最终能够平稳移交，但在香港回归以来，陆港在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讯息网络均筑起互相隔离的边界，并未真正融合。即使改革开放初期，部分港人到内地设厂，但往往聚集在广东省一带，并未真正融入中原文化圈。

在陆港长久的互相隔离之下，香港的教育制度更改从英国殖民地时期的“去政治化”史观，直到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一系列事件，港人对内地的认同正式破灭，慢慢与中国渐行渐远，并开始以香港为本位，缔造本土的身份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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