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溯源调查之争：一场地缘政治与公共卫生的较量（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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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乔·拜登说，中国正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但中国政府是否真的努力了解新冠病毒的起源仍是未知数。

当被问及他是否会以“老朋友对老朋友”的姿态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要求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WHO）调查组开放时，拜登说：“让我们把事情弄清楚。我们彼此很了解，我们称不上老朋友，只是纯粹的工作关系。”

自去年年初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以来，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争论就从未停止。疫情不仅牵动着这场全球经济和公共卫生危机，亦让新冠溯源调查进入了地缘政治的角力场。

在本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七国领导人公开声明，要求WHO对新冠病毒起源实施第二阶段调查，呼吁参与独立调查的专家应不受限制地获取中国的原始数据和样本。

拜登在近期委托情报机构对各种病毒起源论的猜想进行调查，其中包括野生动物起源说，以及武汉实验室病毒泄漏的可能性。

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近日表示，北京若不允许调查人员在中国境内展开真正的调查，将在国际上面临孤立。

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将话锋对准美国。周一，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在发言中继续表达“强烈不满”，他认为沙利文的说法是“危言耸听”。

在此之前，赵立坚还曾表达过武汉病毒研究所最早发现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不等于武汉就是新冠病毒源头的观点。他说，武汉团队应该获得新冠研究的“诺贝尔医学奖，而不是被指责”。

此外，他还称美国曾在2019年6月出现“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并将矛头对准“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基地”。

中美两国在新冠疫情溯源方面的论战此起彼伏。而澳大利亚的经历似乎更加凸显了地缘政治的博弈。

就在澳大利亚在去年宣布推动新冠溯源调查后，中澳两国之间燃起了长达一年的贸易烽火。

一石激起千层浪，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大麦、煤炭、原木和龙虾等产品相继沦为两国贸易战的牺牲品，有分析认为，这是堪培拉推动国际独立调查后付出的代价。

那么，究竟世卫组织如何看待新冠疫情的溯源调查，而公共卫生专家又如何看待溯源工作的意义？

研究追溯至疫情爆发前

据路透社报道，一项新研究显示，在武汉报告首批新冠病例之前的两年半的时间里，武汉地区的市场有超过47,000只活体野生动物被出售。

这一数据来自开放获取式期刊《科学报告》上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统计了2017年5月至2019年11月期间，武汉17个市场上出售的动物种类多达38种，其中包括31种野生保护动物。

在新冠疫情爆发的初期，一些早期病例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有关。

而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近期的一项新研究显示，早在2019年12月，美国数州已存在低水平传播的新冠病毒，相较美国政府报告的首例新冠确诊病例要早数周。

这一结论亦来自该研究院发表在《临床传染病》上的一篇论文。文章称发现了美国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密西西比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的新冠病毒感染证据比官方的报告更早。

NIH称其研究覆盖了美国50个州、2.4万人的血清样本。

与此同时，应WHO的要求，牵头意大利新冠病毒溯源研究的两位科学家重新检测了一项研究样本。这两位科学家告诉路透社，样本表明新冠病毒在2019年10月已在中国以外传播。

WHO表示，专家正在准备一份针对下一步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研究提案，但没有确切的时间表。

世卫进退两难

针对意大利的调查正值美国总统拜登要求情报机构寻求新冠病毒起源之际。作为回应，WHO称新冠病毒溯源调查“被政治毒化了”。

早在四月初，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的24名研究人员致信世卫组织，认为世卫组织年初开展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未能深入进行，敦促其进行严格、独立的调查。

这些研究人员的表态主要是针对WHO在三月发布的新冠溯源调查的最终报告，称病毒“很可能”通过另一种中间动物宿主从蝙蝠传播给人类，华南海鲜市场也不是疫情的最初源头。

争论的焦点之一——武汉病毒实验室是中国最优秀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研究机构，且离华南海鲜市场很近。

然而，科学家至今未能找到与人类感染了相同谱系病毒的野生动物。此外，中国政府拒绝有关人员就是否存在实验室病毒泄漏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这一点也引起一些针对该研究所的质疑。

本月，WHO组织紧急项目执行主任麦克·瑞安（Mike Ryan）表示，WHO在新冠溯源方面不能强迫中国提供更多数据，但将提出展开更多研究，目的是将理解病毒源头项目带到“另一个层次”。

溯源调查的用意

墨尔本大学的流行病学家，城市交通与公共卫生系（ Urban Transport and Public Health）教授马克·史蒂文森（Mark Stevenson）在接受ABC中文采访时表示，如果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到新冠疾病是如何出现的，就可以创建更有效的卫生防疫系统，防止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

“航空业每次发生事故时，常规做法是进行全面调查，确定事故原因，并找出防止类似事故在今后再次发生的措施，”史蒂文森教授说。

他认为，针对疫情，我们要搞清楚两个问题：第一，新冠病毒是如何出现的；第二，我们该如何防止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

他说，对航空业事故进行的调查相对简单，因为飞机残骸包含了我们要了解的所有信息，相比之下，对新冠病毒的调查则困难得多。

他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采用“排除法”对病毒起源进行调查。那么，找到新冠病毒起源是否可以让我们就此战胜病毒呢？

史蒂文森教授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但他表示，找到新冠病毒的起源可使我们建立防御系统，防止以后发生同样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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