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潜在剧变将至，中国社会被指陷入两大冲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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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社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题目的两个关键主题词。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小康社会”是关于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中国表述。实现小康则意味着中国后小康、后现代社会的来临。从世界经验看，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将会发生一场改变主流价值观的观念革命，价值观变革将对社会结构、社会治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小康社会的内涵及其认识

“小康”和“小康社会”概念的提出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它开始是领导改革开放的中共领导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思考，后来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小康”概念由邓小平在1979年12月6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正式提出，他将“小康”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发展目标，“小康”从此也成为检验衡量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效的重要指标。

“小康社会”作为一个中国式概念，其基本价值取向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追求美好生活”，但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指标标志，又与综合国力相关联。因此“小康”更多的是一个国家性概念。从横向比较意义上来说，小康就是用于概括中国社会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概念。

小康作为工业化、现代化的中国式代名词，也确有其中国特色和必要性。这就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或曰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特殊性。关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中国特殊性，中国学术界有一个非常好的概括，即所谓“时空压缩”现象。中国自1979年以来经过新一波工业化、现代化的努力，在短短40年内，完成了西方工业化国家历经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完成的进程，这一过程既有空间的交叉也有时间的压缩。

所谓“时空压缩”，简而言之，中国面临的问题，既有所谓的前现代问题，也有现代问题，甚至后现代问题也露出端倪。空间、时间的压缩，具体体现在中国社会面貌上。中国面临的前现代问题：如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决胜之年，这意味着中国广大的农村人口，依然存在着传统农业的贫困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也有“现代”问题，如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迅速发展，当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制造业基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世界进入了“Made in China”时代。与此同时，中国还存在许多新问题，即西方所谓的后现代问题，而且“后现代”问题越来越引发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价值观的历史性转变

后现代并非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它是工业化、现代化社会中物质财富大幅增加，以及生活品质和生活条件大幅提升和改善后，逐渐出现的一种社会价值观改变的历史性社会现象，是一种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中物质性价值观被非物质性价值观逐渐取代的社会进程。

发达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入后现代社会以后，追求极限运动、体验生命极限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包括马拉松运动在内的各类极限运动获得广泛发展。极限运动业已成为当下中国的一种社会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而言，极限运动是后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马拉松运动是极限运动的典型代表，因为马拉松是最易普及、门槛最低以及参与人数最多的极限运动。马拉松运动属于社会进程中的一种“后现代”现象，仅以中国为例，2014年大陆仅有50场包括半程马拉松在内的马拉松赛事，而当年仅有2,200万人口的台湾举办了超过300场马拉松。2015年，大陆开放了马拉松赛事的审批权，当年大陆马拉松赛事数量翻了两番。开放4年后的2018年大陆举办了1,581场马拉松，全中国马拉松累计参赛达到583万人次，有285个地级市举办了马拉松赛事。

参与马拉松运动的本质含义是探试生命的极限，是一种极限性的生理体验。因此，在社会意义上，广泛开展的以马拉松为代表的极限运动，意味着追求个性化极限体验成为人们的一种价值追求。在即将实现小康社会这一时间节点前后，中国社会出现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自2008年以来，中国进行了工业化时代政治发展比较研究。通过这项课题的多国调研，中国发现：西方社会甚至像菲律宾这样的亚洲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大量的“路跑族”。随着调研的展开和深入，逐渐意识到，工业化社会到来后，极限运动逐渐成为各国普遍的社会现象。通过进一步与传统社会相比较就会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价值观革命。

价值是客观对主观的有用性，由此形成的社会认知就是价值观。价值观是社会实践、社会生活的结晶，是人们在追求生活目标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主观结果。以往社会历史中，发展生产、追求增长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传统价值标准。无限制地追求物质财富是人类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存状态。尽管如此，无限追求物质财富依然是生产力落后状态对人类基本行为限制的表现。

在生产力落后、物质财富匮乏的状态下，传统社会——无论是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都是以物质生产和生活为核心价值的社会。当然，它也有一些精神活动，有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但它的核心问题都是围绕着物质生产生活展开的。从一定意义上而言，物质生产、生活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核心价值，人类社会相应地也形成了前现代以及现代社会持续数千年的传统价值观，被具有悠久文明史的中国人概括为——福、禄、寿、禧、财“五字箴言”。中国古代社会的耕读人家、小康之家，大多会在中堂上挂“福禄寿禧”匾额，而“五字箴言”最后的“财”字才是核心。作为传统社会价值观的五字箴言“福、禄、寿、禧、财”，是大多数人的人生追求和人生价值之所在，也是传统社会围绕追逐物质财富展开一切活动的鲜明例证。

当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后，社会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社会以物质财富作为价值追求的核心，其根本原因是物质条件、生产能力的限制，所谓“物以稀为贵”。当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裕后，同样的原理导致物质财富价值的下降，这就使人们在尽可能多地占有物质财富之外获得了其他追求和选择。由此带来的革命性变革的意义在于：在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历史上，物质财富第一次不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志物。

在不把获取物质财富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地位作为人生的根本追求后，社会价值观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人们有了追求物质财富及相应社会地位以外的其他价值目标后，就相应获得了非物质性的人生内容和意义，因而许多人选择了挑战自身能力、超越自我的极限运动，从中享受的是超越自我的快乐和满足。以个性化高峰体验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价值观，是物质丰裕时代人们精神活动的方向与趋势。

后现代的价值观在当下中国社会已经初露端倪。中国社会中的青年群体，由于获取基本物质需求的简易性，获得了更大的选择性自由，年青一代更喜欢做他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能够拥有这种“选择自由”就成了真正的人生价值。一位年轻女教师一句话的辞职信“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与共鸣。这反映出，至少对于青年群体而言，可以换算成经济收入的职业约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了，而对自由和另类生活的向往，正在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

后现代社会出现的标志与前现代、现代社会不同，它的标志不再是以某种生产技术、生产力水平或某种物质产品为标志，而是以一种新的价值观出现为特征，以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从注重物质转向注重精神为标志。后现代价值观主要表现为追求个性化的高峰体验。根据观察和体会，后现代价值观具有多元化取向，而多元化价值取向也透露出了共同特征，这就是绝对的自由偏好，尤其是将自主选择作为最高价值。在社会现象上，后现代价值观表现为去监管、去中心、去权威的诉求。

后现代价值观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城市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的社会结构、群体关系、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将发生巨大变化。

如果这种现象一旦普遍发生，它将会对现实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乃至社会治理体系产生怎样的影响？根据已经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初步经验来看，作者认为将会出现两种趋势性变化。

（一）从满足需求到改变需求，通过改变需求来满足需求

通过改变需求来满足需求，可以解决当下社会面临的一些现代性的基本问题。现代性问题在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中依然占据重要位置。现代社会可以概括为19世纪以来的工业化社会。回溯既往，从19世纪到20世纪，人类社会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化、现代化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形成了两大基本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也相应地建构起两大制度体系，这就是大众所熟悉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到了20世纪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出现，进而出现了东西方两大政治阵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出现了“冷战”。20世纪末，苏东阵营瓦解，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走上了改革之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

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上述一系列重大变化，在意识形态及思想体系意义上给人类提出了重大而严峻的问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围绕着社会生产、分配和消费以及平等、公正、自由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问题展开的，是19世纪以来形成的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两大方案，并且对19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但20世纪末的重大变化则意味着这两大思想体系以及方案都面临着巨大问题。

从理论上概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追根究底还是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即物质生产与生活问题：生产和分配。解决物质生产与分配则又可以归结为对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处理与权衡。然而，近百年的实践结果是：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的源自初衷的原始性问题——社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的结构性对立——并未得到真正解决。这一社会现实背后的实质性问题是，在物化价值观的前提下，无论怎样提高生产力和增加物质财富都无法填平人的需求“欲壑”。

经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曾被认为是解决社会结构性对立的优选方案。历史地看，无论资本主义抑或社会主义，特别是市场化改革后的社会主义，在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方面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进步，换言之，它们在发展物质生产上都具有一定的效率。在这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代表了改革后社会主义所具有的效率。然而，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解决另一基本社会问题——财富分配上却都遇到了尚未逾越的障碍。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成就，实现了工业化的历史性跨越。尽管中国正在向着物质丰裕的社会发展，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中共十九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任务，第一大“攻坚”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行百里路者半九十”，越是接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越是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就越多、困难就越大、风险就越高。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大量问题，其核心依然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尽管中国社会历经40多年巨大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当前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中国人均GDP已达到1万美元，超越了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水平，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同面临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结构性分化问题却依然没有解决。

这一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在于，到底是满足需求还是改变需求？这里存在着一个“需求陷阱”问题。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者存在一个共识，即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好地发展生产力。中国更好地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工业化前所未有的奇迹。然而，尽管中国在极短时间内，在14亿人口规模的庞大国家里，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是仍未能充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向往。人的价值观是在工业化社会乃至前期工业化社会长期形成的。由于物质匮乏，导致了人们不加限制的物质需求，正所谓“欲壑难填”。物质财富越丰富，就会进一步激发人们更大的需求，造成相对的短缺。这就是所谓的“需求陷阱”。

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被设定为实现物质极大丰富，然而，如果人们的需求和欲望比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则水涨而船高。此外，经济发展规律是边际递减，经济发展速度到达一定程度后会下降，当前中国进入了经济发展收缩期的“新常态”，人的需求和欲望继续增加则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

面对这样的问题，近一百年来，从马克思（Karl Marx）到科斯（Ronald Coase）都在寻求解决之道。从当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后现代价值观的出现和发展或许会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极简主义的解决办法。伴随后现代价值观的出现，物质财富的价值性逐步降低，精神生活、个性化的高峰体验将逐渐上升为人类的价值观和满足需求的重要手段，这有可能会使人类跳出人为物役的“需求陷阱”。

发达国家正在出现的社会新趋向值得关注。国际观察表明，越是发达富裕国家，如日本、北欧国家，人民生活朴素，甚至出现“断舍离”的社会时尚。这是一种返璞归真的趋势。

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发展，将使人的需求模式发生深刻改变。需求模式的新变化意味着物质生活资料、物质财富的占有欲望降低。从社会整体来看，由于人们需求的改变、价值观的变化，精神性需求逐步超越物质性需求，这就使得在不需要付出更多自然资源、物质财富的情况下，社会价值得到了增强放大——分母减小了，分数就增大了。后现代社会通过价值观和需求的改变，来实现社会的富裕、物质的丰富，进而增加幸福感。这可以看作是现代社会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

（二）从一元到多元，社会治理将面临自由化挑战

后现代价值观，或曰个性化高峰体验、多元化价值观，对于推进人类社会的公平与和谐，解决人类社会冲突的效率与公平矛盾具有积极意义，具有“正能量”。然而，后现代价值观也会对传统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产生巨大挑战。

传统社会政治制度、治理模式是以社会主流价值观和行为统一模式为条件的，因此社会需要建构与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相契合的主流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阳德阴法、德法相依，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结合，是古代社会长治久安所依据的政治哲学和治理理念。这一整套国家哲学和国家治理理论体系形成于汉初，定型于汉武帝。从古至今，施行社会治理首先要建构社会叙事、社会论述，建构主流价值观，进而形成民众行为的规范。这一规律中外概莫能外，如果说西方国家是由宗教部分地承担了主流价值观的建构责任，而中国古代则是通过官方教育系统，包括运用科举制度来固化这一治理体系。

现代社会治理也需遵循这一模式。价值认同、文化认同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前提和保证。换而言之，任何一种国家治理体系都需要与主流价值观、主流文化相契合。然而，未来社会将面临的问题是，如果后现代价值观成为一种趋势，人们日益追求个性化的高峰体验，它必将形成对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统一的主流价值观的解构。随之而来的结果是：人群和社会也会因价值观差异而分化，因个性化、多元价值而分离，进而整个社会和人群的道德观、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都会发生相应变化。

道德标准、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是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之上的。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做出过论述。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则更直接地指出：宗教是一种政治设施。宗教为欧美社会的工业化提供了共同的价值观。同样地，中国古代社会的孔孟之道、当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在不同的时代为社会道德提供了信念支撑。人之所以要遵守道德，即有所“敬畏”，是因为道德行为的形成本质上并非因道德律令的条框约束，而是人们遵循道德律令背后价值观的结果。人们因价值观、因敬畏终极价值而遵守道德规范，并约束自身行为。

然而，后现代价值观是多元的，其核心是追求个性化高峰体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西方向工业化社会迈进之际发出“上帝死了”的呼喊，而后现代社会，人人皆可给自己创造一个自己喜欢的“上帝”。构成道德观、道德标准以及行为规范的价值观基础一旦分崩离析，整个社会就从根本上失去共同的价值基础，进而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也将失去精神与道德的支撑与维系。秉持不同价值观和追求个性化高峰体验的人们将变得难以相互理解和接受，甚至会变成陌路人。伴随着后现代价值观革命的发生，越来越多的人将不认同主流的价值观体系，转而生活在个性化的世界里。

首先，价值观体系分散化趋势的出现，将对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结构乃至政治权威和社会权威形成挑战。如果道德背后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成为一种个性化的、多元化的价值观，那就会对社会权威产生消解，进而人们也就很难遵守或服从社会权威了。这种社会变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民粹主义的泛起。瑞典的“环保少女”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法国的社会运动、香港的社会运动，都可以看作是后现代冲击的先声。后现代价值观的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别管我，我做主”，不遵守社会的行为规范，不服从道德律令，也不服从行为管制，每个人成为了自己世界的主宰：我有我的世界，我活在我的世界中。

其次，在后现代价值观滋长的背景下，继续维持社会主流价值观，维持一个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价值观，将逐步成为中国小康社会面临的迫切现实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建立在追求共同富裕的共同理想之上。换言之，追求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基础。价值观体系成为社会运转的指挥棒，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制、机制以及法律、政策等国家治理体系也逐步构建和完善起来。当人们认同共同价值观，服从“指挥棒”时，便在自发自觉中加入了时代潮流。反之，人们的价值体系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甚至不认同主流价值观体系，拒绝进入主流阶层，社会治理就会面临极大的挑战。

当前中国工业化进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正处于关键时期，伴随着小康社会的建成，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思想领域也将产生转折效应。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产生出新的激励机制，促进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流动。进入工业化转折期和小康社会后，原来呈几何级数增长的社会大流动所产生的巨大空间会趋向于饱和，高速发展的社会大流动则会进入平缓期。后现代社会将会出现利益多元化、价值多元化趋势，社会群体的自我意识上升，并随着后工业化时期社会流动机会的相对减少而导致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社会舆论和社会情绪也有从积极和正面转向消极和负面的趋势，这些变化都会对中国的社会稳定带来现实挑战与冲击。在未来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治理中，正确引导社会思想、社会舆论和社会情绪将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中国未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最为重要的保障条件之一。

当然，现在这一切尚在酝酿、发酵之中，还没有成为普遍的社会现实与常态。但越来越多的现象和个案表明，这种趋势正在形成，正在来临。问题是中国有所准备吗？中国准备怎样看待、怎样对待、怎样迎接后现代社会的来临？

（本文作者为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房宁和华北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丰俊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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