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压榨的中国互联网员工：只是大机器上的螺丝钉（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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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一家游戏公司任职IT工程师的王先生，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一个名为 “第三只眼”的监控软件上。公司将该系统安装在每个同事的笔记本电脑上，实时跟踪他们的屏幕，记录他们的聊天记录，他们的浏览活动和他们编辑的每一个文档。

在市中心的高楼里工作，这家创业公司的数百名员工无时无刻不感觉到自己处于第三只眼的注视之下。该软件还能自动标记“可疑行为”，如访问求职网站或视频流平台。每周都会生成“效率”报告，计算他们浏览网站和APP花费的时间。

“老板会定期检查这些报告。”王先生说。甚至，这可能会影响员工晋升和加薪的前景。他补充说：“当公司想要解雇某些人时，这些报告也可以作为证据。”

这种监视给员工带来了无形的压力，就连王先生也没能幸免。王先生说，包括他办公室在内的整个楼层都安装了高清监控摄像头，一名接待员每天都会查看录像，以监测每个员工在午休时花了多长时间。

两年后，不堪重负的王先生最终辞职。

先进的技术应用给人们带来了轻松、便利的生活，但随着公司将提高生产力的工具带入日常办公生活，技术带来的效率不是被引导到休闲时间，而是被引导到从员工身上榨取更多价值。

被监控的员工们缺乏隐私保护

一些学者警告说，有些做法可能是不道德的，侵犯了员工的隐私，并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工作量和精神压力。

北京安捷律师事务所专门从事个人隐私保护和网络安全的律师杨先生表示，虽然中国已经着手起草法律，以防止科技公司广泛收集其用户的个人数据，但对其员工的隐私几乎没有法律保护。

他说：“立法方面的挑战是确定什么样的工作监控应该被认为是合理和必要的。”在西方，随着公司对远程工作的效率越来越焦虑，员工监控已经逐渐流行起来。在中国，它是由竞争驱动的。

随着科技巨头在从电子商务、短视频到在线金融、社区团购等更多领域的竞争，员工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压力来自公司和他们的同行，为此他们要付出额外的时间工作。

虽然利用技术手段来管理工人有很长历史，但机器学习等相关科技的发展早已让这种现象更胜以往。s随着城市内的很多工作由线下变成线上，工作监控已日益成为常态。

“立法的步伐很难与技术的发展相匹配。”杨说。在国外，大多数国家都允许监控员工，包括他们的工作设备，以保护公司资产和敏感的商业信息。KCL(伦敦国王学院）教授Srnicek说，很少有法律和法规专门保护工人的隐私和自主权。

虽然美国联邦法律禁止雇主故意截获雇员的电报和电子通信等隐私物件，但如果雇主能够证明这样做有合法的商业目的的话，此行为是被允许的。在欧盟，雇员则享有更好隐私保护：雇主若要收集他们的个人信息，就需要得到他们的同意。

同时，在中国，使用这些技术进行持续的、低水平的监控越来越普遍。

中国最大的在线监控平台供应商深信服科技的网站显示，其5万多个企业客户中包括阿里巴巴、字节跳动、新浪、小米和中兴等。

根据《日经新闻》获取的销售材料，这家位于深圳的公司销售的服务，一旦员工的手机连接到公司的Wi-Fi，公司就可以访问他们的移动浏览历史和应用程序使用记录。该服务不需要用户的事先批准，可以屏蔽被认为对工作有反作用的特定移动应用，如类似推特的社交网络微博。

除此之外，该系统还根据“低效工人”在被认为与工作无关的应用程序和网站上花费的时间进行排名。它还通过分析员工在求职网站上的浏览活动和转移类似简历的文件，来识别那些辞职概率高的员工。

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算法开始代表人类做出决定。谁被雇用、谁被解雇、谁被晋升。据美国科技新闻网站The Verge报道，2019年，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因使用计算机系统自动解雇数百名被系统认为生产力低下的仓库工人，而受到批评。

去年，日本相机制造商佳能的一家中国子公司佳能信息技术公司，在北京发布了一个新的工作空间管理系统，只允许微笑的员工进入办公室和预订会议室。佳能表示，该系统采用了所谓的“微笑识别”技术，旨在为后大流行时代的办公室带来更多的欢快气氛。

该软件已在其北京办公室使用，并正在新加坡的公司中推广。然而，许多工人认为使用这种技术是一种干扰。一个用户在微博上说：“所以现在公司不仅在操纵我们的时间，也在操纵我们的情绪。”该公司没有回应关于这一问题的评论请求。

无处不在的监视

当阿里巴巴仓库里的员工和美团的外卖骑手被困在算法里时，某些地方的白领也正受到软件驱动的管理和监控对他们职业生活的影响。

北京一家软件公司 “终端通”开发了一款用于工作汇报的移动应用程序，要求员工在一定时间内到指定地点签到，并通过该应用上传周围环境的照片作为证明。

据新华社2018年报道，这种实时跟踪应用程序的使用导致北方城市沈阳的一名销售经理被罚款200，因为他被发现在午休期间到住房公积金中心办理个人事务。在另一个案例中，定位非常准确，据新华社报道，山西省的一名员工因在公司厕所里刷微博10分钟而被处罚。

撰写科技工作者劳动权益的博主李艾伦（Alan Li）说：“虽然大多数科技公司没有严格的考勤时间，但有些公司使用办公室摄像头来计算员工的大致工作时间。其中许多应用程序都会跟踪员工是否在某个区域（例如厕所）停留的时间过长。”

李先生也是中国一家顶级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他说这种信息使公司在处理劳动纠纷时对工人有很大的议价能力。他说：“对于互联网行业的工人来说，他们与公司的关系与骑手和送餐平台的关系没有太大区别。也就是说，全职技术工人的劳动权益保护，几乎不比外包工人好，因为他们也缺乏在劳动纠纷中保护自己权利的资源和权力。”

顶级互联网公司的员工都意识到了这种讽刺。他们经常戏谑地称自己为 “大厂人”。

在一些更有争议的案例中，包括远程传感器在内的技术被用来监测员工在厕所里的时间。去年，短视频平台快手科技被发现在其办公室的每个厕所隔间上方安装了一个倒计时器，从而引发了网络热议。该公司在网上回应，安装这些计时器是为了测试，并已被拆除。

阿里巴巴还开发了一个联网的智能厕所系统，该系统安装了红外探测器来监控每间厕所的占用情况和气味。开发人员表示，该系统将提高空间使用效率，因为它会自动触发排气扇，并向清洁工发送清洁请求。

虽然这种激进的做法引发了公众的激烈批评和员工的抱怨，但对投资者的情绪没有什么影响。拼多多的股价在一位22岁员工的死亡消息发布当天，最初下跌6%后，第二天股价又飙升了12%。

投资者被该公司不断改善的业绩和效率所鼓舞。拼多多在去年第三季度首次实现了季度盈利，并在中国竞争残酷的电商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年轻的“螺丝钉们”前仆后继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收入报告，互联网行业从业人士在2020年以177544元的平均年收入位居榜首，比前一年增长10%。这一数据超过了金融业从业人士的年均收入，并且是房地产行业从业人士收入的两倍。

长期从事互联网公司猎头工作的肖淼（音译）说，人才的供应远远不够。这些公司，尤其是新加入的公司，必须积极地从对方那里挖走有业绩的人才。尽管有大量的工作申请，但要找到一个合格的候选人需要巨大的努力。肖说：“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如果他们不能让这些人多工作，那就太可惜了。”

这些候选人被认为是教育界的精英，他们毕业于顶级大学，必须通过严格的筛选才能得到这份工作。

最近从一家初创公司加入中国科技巨头腾讯控股的杨女士，在得到这份工作之前经历了六轮测试和面试。竞争是如此激烈，以至于即使是硕士毕业的她也不得不花费8000元人民币上了一个私人辅导班，这个辅导班旨在教候选人如何通过互联网公司的工作面试。

“大多数科技公司会问你是否介意在面试时加班。如果你表现出一点犹豫，你就会失去机会。”杨女士说。

在互联网大厂里工作的员工们，都努力地过着“996”的生活，以公司食堂的免费午餐和晚餐为“燃料”。

一位互联网大厂员工说：“我们所有人都有强烈的危机感，我们不可能永远这样写代码。会有更年轻的人能够更快地学习新技术，更愿意加班。”

根据脉脉2020年的报告，中国排名前20的互联网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甚至不到30岁。

那大厂们是如何控制员工时间的？腾讯采用了一种评分机制，每半年对员工进行一次评估，得分最低的人将被解雇。新兴公司的工作时间甚至更加残酷。字节跳动允许其员工每隔一周才有一个完整的周末，称为 “单双休”周末工作制度，以双倍工资作为补偿。短视频平台快手也是如此。

据脉脉的几位用户称，在拼多多一些新员工被要求每月至少工作300小时。拼多多早前否认存在这样的要求。

字节跳动的前工程师杨先生在“单双休”工作制下度过两年后辞职。他每天从上午11点工作到午夜，并在系统出现问题时全天候待命。

除了字节跳动快速扩张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工作量外，杨先生的压力还来自于他的高期望值。

他说：“这个行业里有太多白手起家的故事。这种氛围让你想往上爬。当你发现同龄人站在那么高的位置，而你还没有达到，压力就很大了。”

虽然字节跳动为员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但杨先生说他根本没有时间去。他说：“只有时间是一种稀缺资源。”

经过短暂的休息，他加入了另一家互联网公司。他仍然很忙，但与字节跳动相比，工作节奏没有那么紧张。

他说：“每个人都告诉我们互联网行业很有问题。但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我找不到任何行业可以为我这个年龄的人提供这样的回报。”不管知不道互联网行业有没有问题，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员的涌入互联网行业。

临界点是什么？

讽刺的是：许多工程师加班工作的原因是为了创造更强大的工具，而这些工具又反过来压榨了工薪阶层的劳动。不断增长的工作量也开始吓跑了有职场经验的人才。

两年前，于先生收到了一份来自拼多多的工程师工作邀请，这份工作比他之前得到的工资高出一倍多。这家成长中的电子商务公司还为他提供了股票期权。

然而，这位27岁的年轻人决定拒绝，因为他发现，除了13小时的白班和单双休制的周末班之外，他每个月还要上几次夜班，监测系统错误。

他也不同意应用技术来追求效率和利润，而不是通过员工福利的方式（激励员工）。

于先生说：“当通过算法实现了超高的效率，我们知道会有额外的成本。而这些成本必须由某人来承担。”虽然资本可以帮助提高效率，但这种改进也有局限性。

于先生称，在现实中，很少有公司会主动将人文关怀纳入其产品的算法中，因为这样的设计往往会降低系统的效率，并损害竞争力。

像他这样的程序员只得到了不断迭代系统的指示，所以客户的需求可以被更准确地定位，并在更短的时间内得到满足。他说：“我们就是这些工具。”

在三家互联网公司度过五年时间后，孙先生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实在是不值得。他决定远离互联网公司，转而成为视频分享平台B站的全职博主。

孙先生说：“这么多人涌入这个行业，现在升职越来越难了，为科技公司工作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因为大多数公司已经上市，这意味着员工的经济回报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丰厚。”

他最后强调：“除非你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否则我们都只是一台大机器上的小螺丝。”

本文编译自《日经新闻》，原文链接如下：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The-Big-Story/China-s-tech-workers-pushed-to-limits-by-surveillance-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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