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战火炙烤两国模式，巴勒斯坦以色列能否土地换和平

围绕巴勒斯坦这片土地，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打了五次中东战争，巴勒斯坦人对抗以色列占领的起义、武装冲突和袭击更是数不胜数。

这些战争和冲突至少说明：在当今世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都不可能把对方彻底驱逐出巴勒斯坦地区。既然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和谈就摆上台面。巴以和谈的核心是土地换和平，概括地说就是 以色列把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后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的土地交还给巴勒斯坦，换得巴勒斯坦放下武器，巴以互相承认，巴勒斯坦民主建国，实现两国共存。

然而两国方案这个思路，从1979年戴维营会谈提出，经过1993年的奥斯陆协定，再到2000年的戴维营会谈，其间联合国安理会多次形成决议，历经40多年但始终不能突破。

难以逾越的障碍首先来自国界的划定。巴勒斯坦要求以色列遵照联合国242号决议，从它在1967年的中东战争中夺取的土地上撤走。这些土地，包括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以及加沙地带。但以色列却表示，它不会返回到1967年的边界上去，不会从东耶路撒冷撤军，并将驻守约旦河谷。

第二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是东耶路撒冷问题。巴勒斯坦认为，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的土地，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以色列则坚持说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以色列拥有完整不可分割的主权。为何双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如此执着和针锋相对，因为耶路撒冷承载了太多的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历史，文化和宗教的传承和印记，而且这些印记互相交织，难以分割。例如圣殿山既建有伊斯兰教的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山下就是犹太第一圣地哭墙。

历史上，巴以这种矛盾的解决只能是强势的一方通过战争把对方彻底赶走，但这种方式在当今世界已不可能。然而在当今条件下，要通过谈判归还土地，划定国界同样是极为困难的。

以色列曾出现像拉宾和西蒙·佩雷斯这样的积极推进巴以和谈的政治家，但他们受到右翼的极大压力。拉宾直接死于犹太极端分子的枪下。以色列右翼势力，如果不能说是扼杀了，至少也是极大的削弱了以色列内部开明的寻求与巴勒斯坦和平共处的政治力量。

以色列右翼的政治家，或受犹太民族主义的钳制，或主动利用犹太民族主义，都抗拒来自联合国的压力，反对土地换和平，确保以色列对西岸的控制。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沙龙和内塔尼亚胡政府不顾联合国决议不断扩大以色列在西岸地区的犹太定居点，增加犹太移民，并以反恐的名义大建隔离墙，一步步蚕食巴勒斯坦控制区。联合国人道事务厅（OCHA）指出，以色列在加沙边境围墙设立的 “禁区”的宽度可达500米，在“高风险”区域甚至达到1500米；极大地缩小了加沙的农耕土地面积，破坏了加沙自给自足的能力。据2017年美国中情局数据，西岸有213个合法的犹太人定居点和132个非法定居点，在东耶路撒冷还有35个定居点。

以色列的扩张和压迫必然导致巴勒斯坦人的仇恨和极端势力的增长，以色列的死对头哈马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87年成立的。哈马斯的最高纲领是要把以色列赶出巴勒斯坦。相比较事实上承认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法塔赫），哈马斯反以色列更坚决。哈马斯在组织巴勒斯坦人民和引导巴勒斯坦舆论上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

以色列右翼和哈马斯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你要扩大犹太定居点，我就组织各种报复性袭击，有的是针对平民的自杀式炸弹攻击。以色列内部和巴勒斯坦内部的极端势力又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各种势力结合，使得形势更加扑朔迷离，巴以矛盾几乎无解，每一次争端结束的同时又孕育着下一次更大的争端。

接下来扼要地回顾一下这次加沙冲突因何而起以及如何演化成一场短暂而激烈的空袭作战的。

第一个起因是东耶路撒冷的 谢赫·加拉（Sheikh Jarrah）居民点房屋的产权问题，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西耶路撒冷，使得不少当地的巴勒斯坦人逃难到约旦控制的东耶路撒冷。

1967年，以色列进一步占领了东耶路撒冷。从此之后，不断有犹太人宣称他们的祖先早在19世纪奥斯曼帝国时期就购买了东耶路撒冷的一些街区的土地。这些犹太人要求生活其中的阿拉伯人搬走，或者交租金。巴勒斯坦人对此拒绝，这导致一系列法律诉讼和许多巴勒斯坦家庭的被迫迁移。

今年4月以来，谢赫·加拉街区6户巴勒斯坦人的房产案已经从当事家庭的纠纷演变成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民族纠纷的焦点。双方都不让步，情势剑拔弩张。

另一件事是以色列处理前往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祈祷的巴勒斯坦信徒的问题。每年的4月到5月的伊斯兰斋月时期，大量阿拉伯人都会到伊斯兰教的第三圣地耶路撒冷老城的阿克萨清真寺朝拜祈祷。以色列警方往往以安全为由严格控制45岁以下的穆斯林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因此冲突经常发生，这历来是巴以矛盾的一个焦点，也牵动着亿万人的伊斯兰世界。

有评论认为当权的内塔尼亚胡右翼政府在处理谢赫·加拉房产案和阻止巴勒斯坦信徒前往阿克萨清真寺朝拜这两件事上，故意保持强硬姿态。今年3月以色列选举后，以色列议会各党派票数接近，需要组成跨党派的联合政府。内塔尼亚胡此时用强，挑起民族主义情绪，将自己打造成以色列利益坚强捍卫者的形象，有利于争取连任成功。

4月到5月期间，以色列全境高度紧张。凡有巴勒斯坦人居住的以色列城市都发生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警察和犹太人的冲突。以色列警察连续数晚冲进阿克萨清真寺强行将做礼拜的年轻穆斯林驱赶出去。5月7日，以色列警察使用震爆弹、催泪弹和橡皮子弹阻止了7万名前往阿克萨清真寺的巴勒斯坦信徒。5月10日，是以色列庆祝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的纪念日，这对巴勒斯坦人当然是一个悲伤的日子。以色列警察和巴勒斯坦人在阿克萨清真寺区域再次爆发严重冲突。造成几百人受伤和逮捕。

面对大规模的冲突和逮捕，哈马斯绝不会放弃代表巴勒斯坦向以色列还击的角色。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镇压和立即放人，否则将向以色列发动攻击。哈马斯说到做到在5月11日向以色列发起火箭弹攻击，以色列立即发起空袭，摧毁哈马斯的攻击能力。

毫无疑问，哈马斯在军事上毫无胜算。那么哈马斯为何还是要发起攻击呢，西方媒体把哈马斯发起攻击的目的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哈马斯也是为了选举。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已经15年没有选举了。哈马斯急切希望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击败放弃武装斗争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法塔赫）。通过对以色列的攻击，哈马斯希望形成这样一种舆论，既巴勒斯坦的希望在于哈马斯。

第二，当前的加沙战争，可以看成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代理战争，或者说是一次军事情报搜集行动。在伊朗的支持下，哈马斯能够组装比过去威力更大的火箭弹。以色列铁穹导弹防御系统击落了哈马斯90％的火箭弹，这为伊朗提供了评估铁穹系统的绝好机会。伊朗控制的黎巴嫩真主党拥有超过1万2千枚导弹和火箭，其中一些射程达到250公里，能携带250公斤的炸弹。

第三，2020年以色列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苏丹和摩洛哥签订了《亚伯拉罕协定》。加沙的军事冲突和以色列使用暴力阻止巴勒斯坦穆斯林朝拜清真寺的做法必然煽起整个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反以色列情绪，从而抵消《亚伯拉罕协定》的影响和功能。

第四，巴勒斯坦人的力量植根于他们长期抵抗的意愿和动员国际舆论的能力。哈马斯在最新这一轮的冲突中有效地利用了这两点，以色列的国际声誉受到重创。美国民主党的左派对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进行了强有力的批评，在伦敦，悉尼等西方大城市爆发了反以色列的抗议游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平民发起致命袭击可能构成战争罪。

这次加沙空袭战可以说是一次巴以双方权力机构内部为了赢得选举的政治宣示，也是一次地缘政治重新洗牌的试探。美国拜登政府整体上是想和伊朗达成新的核协议，减少美国在中东的力量配置。以色列，伊朗，巴勒斯坦和其他国家都在观望，试探中东的新格局。在这种情况下，这次加沙冲突要比2014年的加沙战争规模小的多，那次战争持续了50多天伤亡2200多人。以色列这次加沙战争的确想突出打击哈马斯，同时避免更多的巴勒斯坦平民伤亡。以色列担心大规模杀伤将引起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公愤。因此战争只持续了11天，而且以色列没有派遣地面部队攻入加沙。

但短短的11天战争必将把巴以双方的民族主义强硬势力推高到新的高度。民意调查显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中，仅有40％支持两国方案，以色列犹太公民同样如此。大部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犹太人都对两国方案失去了信心。就巴勒斯坦方面而言，不仅居住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居住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控制下的西岸地区的新一代巴勒斯坦人也增加了对哈马斯的支持。过往相对温和的持有以色列公民身份近2百万阿拉伯人 也因为房产，宗教和各方面的歧视而加剧了与犹太人的矛盾。一些以色列媒体惊叹以色列发生了内部战争。

穆娜·库尔德（Muna el-Kurd）是东耶路撒冷谢赫·加拉居民房产案的巴勒斯坦家庭的一员。她的抗争使这名23岁的年轻人成为社交媒体明星，在Instagram上拥有超过一百万的粉丝。 她说抗争使得居住在加沙，西岸和以色列区域的巴勒斯坦人团结起来，这是1948年以来从未有过的。穆娜对记者说，“我们希望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所有巴勒斯坦人都说，这儿从来没有叫做以色列的国家。”

最新的消息是内塔尼亚胡可能会下台，美国和伊朗的互动，以色列的新政府能给中东带来新的希望吗？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