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官员：21世纪历史将在中国崛起和美中关系间书写（图）

博雷利说，“白俄罗斯是一个钾肥出口大国：25亿美元。一切都要经过波罗的海国家。这很容易控制，如果你真想这么做的话”。他说，“我们也可以想象，通过白俄罗斯境内抵达欧洲的俄罗斯天然气，终究会进入欧洲。但如果通过另一条管道，白俄罗斯将失去过境权，这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他续称，“劫持一架欧洲飞机以逮捕一名乘客，对此需要作出强烈反应。我们（在事发后）对（涉及白俄空域的）航空旅行当场作出决定，其将造成伤害。但欧洲领导人提出了更多要求。如果我们现在不运用权力来说事，那就证明我们不想这样做。”

博雷利说，“欧洲人对经济制裁总是犹豫不决。但这一次，我们真的需要采取让卢卡申科先生感到压力的措施。如果我们想如此，我们可以迅速地做到这一点”。他将为定于6月21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下一次欧盟外长会议提出具体制裁卢卡申科政权的建议。博雷利坦言，对卢卡申科政权的制裁也会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白俄罗斯普通民众的生活，并称“想不打鸡蛋来做煎蛋是不可能的”。在来自美欧多国的压力下，卢卡申科近日则访问俄罗斯向总统普京寻求支持。

博雷利说，“（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非常糟糕。自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以来，双方关系的情况越来越糟，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必须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时刻。”他说，“普京正处于对抗状态，在国内变得越来越独裁。但我们必须小心。不存在将制裁放在首位的问题。我们需要更精细的分析”。他强调，“我们需要欧盟的团结，以便能够在俄罗斯违反国际法时将其阻止。否则就是一种幻觉”。他续称，欧盟也需要适当的与普京对话，双方在能源供应和叙利亚及利比亚问题上能找到对话的共同点。

记者说，问题是，普京拒绝与欧盟代表交谈。他不承认欧盟，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的会晤中残酷地告诉您这一点。博雷利说，“很明显，俄罗斯更愿意与它感兴趣的欧盟国家进行双边交流，因为我们一起则更为强大。欧盟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糟糕的交易。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我们的联盟来应对俄罗斯”。他续称，“不幸的是，这并不总是发生。每个成员国都有自己的利益，都有单独行动的诱惑，觉得（那样做）自己的处境会更好。”

记者追问，“有可能在成员国捍卫其利益的情况下制定共同的欧盟外交政策吗？ 我们能有一个反对德国利益的共同外交政策吗？”博雷利说，“条约明确规定，欧盟的外交政策仍然是成员国的权限”。他说，“欧盟委员会希望扮演地缘政角色，这很好，但它在外交政策方面不具备能力，在国防方面也不具备能力。这就是现实”。他说，“为了建立一个共同的外交政策，我们必须找到我们所认同的要素。如果没有共识，那么就没有（欧盟）共同的外交政策”。

博雷利说，“对外政策是关于价值观和利益。欧盟的条约规定的很清楚：我们必须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否则我们就不是欧盟的成员。但我们并没有分享我们的利益。作为共同外交政策的设计者，我非常清楚，在许多领域，共同利益并不存在。”他说，“由于也需要（成员国）一致同意，我更倾向于采取即使不是一致同意，也代表强有力的多数的立场，而不是寻求毫无内容的共识”。他续称，“与其像在中东和几乎所有的事情上都陷于一致要求的囚徒而一言不发，不如表达26国的立场”。

博雷利说，“中东问题是我们分裂的典型例子。但目前我们停滞在关于香港问题的声明上”。他说，“外交政策必须跟上世界的步伐。但不幸的是，我们花了太长时间来作出决定。但世界并没有停滞不前。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天都呼吁各成员国迅速作出决定。有时它是有效的。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上有存在的、不可逾越的分歧”。他补充说，“显然，如果我们有一个合格的多数（决策体系），那就更好了”。他还提出，“但这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欧盟）要有一个共同的外交政策，你必须对世界有相同的看法。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记者问，“欧盟有多大的可见度？”博雷利说，“如果我们是一个联邦国家，权力会加以落实。如果我们是一个专制国家，像中国或俄罗斯，国家会采取行动。但我们甚至不是一个国家”。他说，“因此，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共同的世界观，那么假装有一个共同的外交政策便是乌托邦（的想法）”。他说，“我们在战略指南针方面所做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建立对世界的这种理解，分析威胁并了解我们准备如何应对这些威胁。也有必要在实践中工作。每个月都会宣布一项新的战略。但团结是在行动中形成的。正是在行动中，我们将找到自己。”

博雷利说，“在某些时候，欧洲人将不得不问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法治和贸易之外，还应该如何行事”。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要成为一个全球参与者，你必须最好地利用你所拥有的工具，并能够在军事安全方面迅速采取行动，这个领域对欧洲来说是一个问题”。他举例称，“今天我们正在为未能阻止巴尔干战争而付出代价。当时宣布，欧盟将有能力在当地部署不少于5万名士兵。谁还记得这个承诺？现在我们减少到五千人，有人还说这太多了。”

博雷利说，“在我上任时，利比亚还没有土耳其人或俄罗斯人。他们不在那里。 我们正在为我们的分裂付出代价。今天，由于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协议，出现了停火。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停火也不是欧盟干预的结果。再一次，是俄罗斯和土耳其，它们各自利用了对方”。他说，“欧洲没有能力部署军事能力。在萨赫勒地区，有一个国家这样做，而不是欧盟。每个国家都管理着自己的外交政策。法国管理其外交政策，这样做是没错的。但萨赫勒地区是欧洲的问题，法国无法独自解决。”他续称，“解决方案不仅是军事问题。在马里，如果我们不赢得和平，我们就不会赢得战争。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公民治理结构，建立一个国家”。

博雷利说，“欧盟的外交政策面临三个问题：我们的许多伙伴没有治理机制或治理失败；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的新帝国，这些组织良好的专制国家有扩大其权力的野心。还有全球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全球应对，如气候变化或大流行病”。记者问，“您如何看待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平等还是附庸关系？”博雷利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有很大的分歧。有些国家将始终与美国的立场保持一致，有些国家则有更自主的愿景”。他说，“每次我谈及战略自主权时，都有成员国说'你想让我们与美国保持距离，你想削弱北约'。但这与此毫无关系”。

博雷利说，“有时我感觉到，一些国家对与美国的伙伴关系中的依赖状态感到更加放心”。他说，“但没有选择。在欧洲的领土防卫方面，除了北约，没有其他选择。有些问题，我们欧洲人应该能够提供一个泛欧洲的解决方案，因为北约和美国都不会处理这些问题”。记者问，“在华盛顿和北京的对抗中，我们应该如何定位自己？”博雷利说，“21世纪的故事将是中国的崛起和其与美国的关系。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并将变得更加强大”。他说，“中国如何将自己融入全球治理体系，将对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中具有决定性意义”。

博雷利补充说，“同样，很明显，我们与美国共享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我们都是民主国家，（虽然）并不完美，但我们相信一个允许公民选择政府的制度，因为存在政治竞争”。博雷利说，“中国则已经建立了另一个系统，即一党制，并且无意改变它。我们有一个市场经济。他们有一个非常被（政府）管理的市场经济”。博雷利说，“很明显，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更为密切，但我们在所有问题上的利益并不一致。我们必须能够捍卫我们的利益”。他说，“我们有办法。我们只需要有意愿去做。如果欧盟想成为一个全球参与者，其必须能够面对中国时能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需要美国的赞助”。

博雷利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与中国结盟反对美国。真正的问题是欧盟有能力成为世界一极”。他谈到，“很明显，俄罗斯正在越来越多地向中国倾斜。我们不需要很用力，（他们）就能形成一个新的专制国家联盟。这将是非常不平衡的关系，因为中国占世界GDP的20%，俄罗斯占世界GDP的2%。但他们有利益关系，可以相互更为接近“。博雷利说，“欧盟必须成为世界一极。在条约中写到，欧盟必须向政治联盟和共同防御能力迈进，人们可以想象一个国防联盟”。不过，他坦言称，“但我们离这一目标距离很远。各地对此的热情也并不一样”。

另就美国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及该国的未来问题，博雷利说，“拜登总统已决定撤军。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了”。他说，“这是一个好的决定还是一个坏的决定是值得商榷的。但拜登决定，20年已经足够了，已经流了太多的血和花了太多的钱，他们要离开。”他说，“前一届美国政府与塔利班进行谈判，不问盟友的意见就自以为是地代表他们”。博雷利说，“拜登本可以说'不，我们不走了'。但他很清楚，他与塔利班的战争会比越战的新春攻势更糟糕，他不想付出这种代价。既然欧洲人不能独自留下，他们也要离开”。

博雷利说，“我对将会发生什么并不十分乐观。对我们欧洲人来说，有一个问题，就是把尊重这20年来所赢得的社会和妇女权利作为我们继续援助阿富汗的条件。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必须停止一切援助”。他说，“我们需要对解决方案进行总结。我们问自己如何管理我们的存在。如果我们想保持最低限度的欧洲存在，我们必须确保一个医院和机场的运作。我们必须继续存在，但不是用军事手段。这是不可能的”。他续称，“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达成协议的能力如何，还有待观察。不可能是乐观的。战败时就是战败”。

记者最后开玩笑说，“这一切是不是很令人感到鼓舞？”博雷利回答说，“这不是一份适合很快就会气馁的人的工作。它更适合一个顽固的人，这个人必须相信历史是有意义的，我们必须向前迈进，即使是一小步。我便如此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