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美国堕胎权依旧如此脆弱的原因（组图）

目前，最高法院保守派拥有6比3的绝对优势，虽然同为保守派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为保持平衡更多地与自由派站在一起，但他的摇摆票已不能再起关键作用。而另外五位保守派大法官都主张限制堕胎权，其中四位曾在去年判决中支持路易斯安娜州的限制性堕胎法案，尽管该法案将导致该州仅剩的三个堕胎诊所减少至一个。新上任的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更是曾反对“按要求堕胎”（abortion on demand），认为“生命从受精起的那一刻开始”，也即坚信需要捍卫受精卵的生命权。

再看密西西比州的15周堕胎禁令，可谓是专为挑战“罗诉韦德”先例而设计。1973年的“罗诉韦德”案判决确定了重要的“可存活性”（viability）原则，即当婴儿到了脱离母体可以存活的程度（最早在怀孕23周至24周后），由于州政府存在“迫切的利益”（compelling interest）保护孕妇健康和保护潜在的生命，因此可立法限制堕胎。

但密西西比州指出，“可存活性”不适合于鉴定堕胎法律是否合宪性，因为胎儿15周已形成了各种器官，能感受到疼痛，该州因此有“迫切的利益”去保护这个未出生的生命。而一旦最高法院藉该案废止了“可存活性”原则，其他保守州势必会纷纷跟进，将大大侵害女性的堕胎权。

以私隐权保障堕胎权之失

那么，为何美国的堕胎权保障会如此脆弱？这还要归咎于最高法院1973年通过“罗诉韦德”案保障堕胎权时，未能解决堕胎的核心争议。

关于女性堕胎权，通常支持一方以女性自主权为旗帜，反对者以保护胎儿生命权为大旗。但最高法院在“罗诉韦德”案的标志性判决没有解决以上两个核心，而是通过扩宽“私隐权”（right to privacy）的含义去保障堕胎权，它未回答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要多，也引起了无穷无尽的法律挑战。

首先，“私隐权”及其蕴含范围本身就是法官疑似“创造发明”的结果，美国宪法中并未明确提到该词，而最高法院为解决现实问题，则将宪法第14修正案中“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一条中的“自由”（liberty），引申出私人生活不受侵扰的“私隐权”。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自由派当道的最高法院，通过一次次判决将私隐权保障范围扩展至婚姻、生育、避孕、儿童抚养等领域。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曾在1972年裁定未婚伴侣有权使用避孕工具时著名地问道，“我们难道允许警察搜查神圣的夫妻卧室，寻找使用避孕工具的蛛丝马迹？”

出于同一思路，最高院在“罗诉韦德”案中将堕胎权也纳入私隐权范围中，这一从避孕到堕胎的延伸看似顺理成章，但是未切中要害的。因为私隐权被创造出来的主旨是保障私人领域的自由，是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力的争斗，但这份自由显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在涉及到一个不断动态成长的潜在生命时。政府越能证明自己拥有“迫切的利益”，例如保守派州常饱含情感地论证胎儿在第几周有了心跳、第几周可以活动手指等等，就越可能冲击私隐权的保障。

而堕胎权的核心问题，除了不受政府干扰，还有女性对自己身体存在多大自主权、能否与男性一样平等地拥有生殖自由。已故的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在她1984年的论文中就强调，“堕胎并不仅仅是胎儿的利益和怀孕女性利益之间的冲突，也不仅是政府和怀孕女性争夺怀胎九月的控制权，还要考虑的是女性对于她整个人生的掌控权，她在男性、社会和国家面前的独立、自主和平等权。”

当然，由于美国宪法明显存在“女性缺席”的情况，旨在保护性别平等的《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EPA）至今也未通过，最高法院当时选择运用私隐权来保障堕胎权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反映出“以宪法为本”的巨大局限性，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女性在生育问题上的“自主权”和“平等权”失焦了。此后法律战往往演变为政府权力范围的拉锯，加上最高法院无法去解答生命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难题，也留给保守团体无穷阐释空间。

而随着保守团体对限制堕胎权愈发狂热、堕胎权演变为政治问题，最高法院的政治属性越发明显，曾经在捍卫堕胎权上展现的进步性，就逐渐被削弱了。

最高院政治属性愈浓

在1973年“罗诉韦德”案刚通过时，最高法院对堕胎权的保护是最严格的，由于最高法院已通过判决将“私隐权”上升至与言论自由一样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fundamental right），因此规定政府只有在经过“严格审查”（strict scrutiny）、存在“迫切的利益”时才可以限制堕胎权。

最高法院还为此设定了孕期三段线，规定政府在孕妇怀孕首三个月完全不可干涉堕胎，第二个阶段可以规管（但不可禁止）堕胎程序，只有在最后三个月，也即达到胎儿可以体外存活的阶段——此时堕胎既对孕妇健康构成巨大风险，又伤害了胎儿的生命权——政府才存在“迫切的利益”可以立法禁止。这迅速地拆除了各州对于堕胎的种种壁垒。

不过在堕胎权可能成为社会共识之前，该议题就被高度政治化了，促使堕胎权争议在激烈党争间保有长久生命力。首先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逊（Richard Nixon）为吸引基督徒的支持，在1972年竞选时将反堕胎立场纳入政纲。原本支持放松堕胎限制的列根（Ronald Reagan）也在1980年竞选时转变态度，承诺会提名反堕胎立场的大法官，他最后在八年任期内提名了四名保守派大法官，使得最高法院气氛急速逆转。

最后在保守派与自由派7比2的情况下，最高法院在1992年的“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计划生育中心诉凯西”（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案判决中，为政府加强干预堕胎权开启了潘多拉的魔盒。虽然在三名保守派大法官的临时反水下，最高院巩固了“罗诉韦德”案的基本原则，但也致命地指出“孕期三段线分割法在实践中低估了各州对潜在生命的利益”，并将政府出台堕胎规管法案的“严格审查”标准放宽至“不当负担”（undue burden）标准，也即只要政府限制性堕胎立法不对女性堕胎构成实质性障碍即可，抛弃了孕期前三个月不可干预的铁律，为各州限制性立法提供了广泛的模糊空间。

自那以后，多保守派州打着保护潜在生命的由头，通过实施手术前24小时等待期、父母同意条款、不必要地严格规管堕胎诊所以致其被迫关闭（例如要求诊所手术室面积和走廊宽度达到一定水平；要求诊所地址靠近医院，以便堕胎者出现并发症后转移）等方式，逐步侵蚀女性的堕胎自由。

小布什时期的国会还在2003年通过了《部分分娩堕胎禁令》（Partial-Birth Abortion Ban Act），以耸人听闻的文字描述部分分娩堕胎（即医生将胎儿身体完整取出后再粉碎）的残忍之处，将医学问题道德化和政治化以迎合反堕胎阵营，而最高法院也因在堕胎问题上立场摇摆的保守派大法官肯尼迪（Anthony Kennedy）的观念转向，在2007年以5比4裁定该禁令并不构成“不当负担”。

等到特朗普上位后，多个保守州更趁东风推出了一系列赤裸裸违反“罗诉韦德”案先例的法案，密西西比州的15周堕胎禁令就是其中一例。在特朗普成功在最高法院塞入三名立场足够保守的大法官的情况下，他们对于堕胎权的判决，比起说是捍卫女性或胎儿权益，更像是检验忠诚度的试金石。在本身法理基础有缺，最高法院又越发政治化的情况下，美国堕胎权在得到保障近50年后反而越发地位不稳，与全球整体走向堕胎权解放之路的大趋势背道而驰，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