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中国女孩的自述：嫁给老外后，我经历了什么（组图）

维持一段“看上去很美”的跨国婚姻，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携手前行的路上，文化习惯、价值观、家庭观等差异，都是摆在夫妻面前的一道道鸿沟，有人顺利跨过，也有人失足坠下。本期中国人的一天，将在三位中国女性的自述里，体会跨国婚姻的悲欢。

△魏小彤和韩国丈夫老赵在海边游玩，女儿为他们拍下了这张照片。

讲述人：林瑜，1986年生，四川成都人。2008年嫁给美墨双国籍的丈夫，育有一子，因丈夫出轨感情破裂，于2015年协议离婚。  

2015年4月1号，愚人节，我记得那天发生的每个细节。那是个星期三，下班后我在家做了几道家乡菜，包括丈夫杨显博最爱吃的麻婆豆腐，“我们墨西哥人，就爱吃你们四川人的辣”，这是我们刚认识时，他常挂在嘴边的话。

吃过饭，我把7岁的儿子赶回自己房间，和丈夫坐在一张沙发上，僵了几秒后，我说出了酝酿已久的想法，“我们离婚吧”。

他脸上的表情凝固了，“这是你的愚人节玩笑么？”我摇摇头，“是真的，我想好了”。

话音未落，他把头埋进双手，哭了起来。

提出离婚那天，我在阳台上拍下这张照片，至今保留着。

2008年，22岁的我，和杨显博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

杨显博是美国、墨西哥双重国籍，生母来自墨西哥，祖父则是一名美籍华人。

他从17岁起，每年暑假来中国学习，不光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甚至能给我背几段诗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一个混血帅哥，成天开着车拿着一大捧玫瑰在楼下等你——在大学还没毕业的我看来，这简直就是偶像剧里的情节。

在他的追求下，我们很快在一起了。热恋不到半年，显博向我求婚几次，我都没答应。

我父母都是老师，观念传统，并不希望自己的独女嫁给一个外国人。我妈尤其反对，“吃又吃不到一起，想的又不一样，怎么能过到一起去？”

与杨显博热恋时，我们在颐和园上“踏冰”。

汶川大地震后，已退休的妈妈飞来北京陪我。这给了显博表现的机会，他对我妈嘘寒问暖，请假带她逛景点吃烤鸭，并且很聪明地强调，自己是中国血统，不算是老外。

于是，我妈的心也松动了。当显博远在美国的父母，飞来北京和我父母见面后，我们的婚事算是成了。

筹备婚礼时，我遇到了这段关系里的第一个难题：显博希望签署婚前协议。按照协议不管婚前婚后，他的所有财产都和我无关。用一句TVB台词来说，就是“离婚了一毛钱也得不到”。

面对这种“防人之心”的姿态，我感觉被羞辱了。他家确实很有钱，但我嫁给他难道是图这些么？

为此，显博认真和我解释，“我是百分百相信你的，但这是我们家族的传统，并不是刻意要防备你，请你相信我好么？”我没有别的办法——婚讯已公布，加上不愿让父母操心，我默默签了婚前协议。

我安慰自己，毕竟爱的是他的人，就当是入乡随俗吧。

婚后，显博建议我辞掉工作，“家里又不是养不起你，和我妈妈一样做一名全职主妇不好么？”

这次我坚决回绝了，“在中国，女性结婚了也要工作。我可能挣得不多，但是我必须要有自己的生活”。

婚后，我和丈夫短暂地在美国生活，图为纽约。

现在回想起来，我无比庆幸自己当时的选择，没有放弃独立的能力。除掉这些插曲，我们的婚姻一度很幸福。擅长表达爱意的丈夫，总会有各种“小手段”来哄我开心。

闺蜜都和我抱怨，说婚后老公明显对自己懈怠很多，可我从来没有这种担心。我感觉这场中西合璧的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更像一场无限延长的甜蜜热恋。

暴风雨总是来得毫无征兆。

“小瑜，我想我喜欢上另外一个女孩了”，说出这句话时，显博的神情像是一个在和老师承认作弊的孩子，而我则震惊到需要深呼吸好几次，才能听清他说的话。我一时间什么都说不出口，像是跌进了冰窖里，整个人都在发抖。

“你别难过，我还是爱你的。喜欢和爱是不一样的”，显博被我的反应吓到了，一边给我擦眼泪，一边安慰我， “我对她是喜欢，对你是爱，层次不一样。你能不能理解？” 

“我理解不了！”我可能一辈子都没这么和人说过话，一把推开他吼了出来。

在那一瞬间，我压根不想听他解释。我也第一次如此厌恶他西方式的坦率，甚至恨不得他能像其他出轨者一样，能藏着掖着骗人，不要让我面对这一切。

“这真的不算什么大事，你不用太在意”，他暗示他父亲也有类似的风流韵事，但是他母亲都视若罔闻。

我气极反笑，质问他：如果连这些我都不在乎了，我还要这段婚姻做什么？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我的价值观，都不可能允许我这样！

离婚后，日子一下子变得清净了。在一场歇斯底里的追问后，我知道了第三者是他的同班同学，是一个我见过好几次的南方女生。

在我的追问下，他还坦白了更多的细节。知道得越多我就越难过，可我完全控制不了自己饮鸩止渴的举动。

用尽所有的修养和理智，我总算没有完全崩溃，用最快的速度收拾好了东西，打车去了表姐家。

关上车门后，我哭得连目的地都说不清楚。

杨显博不想分手，每天在表姐家楼下蹲守着道歉，恳求我不要离婚。

在这样的纠缠中，我发现自己已怀孕两个月。离婚，变成了一件复杂得多的事。

父母闻讯飞来北京，但他们却没支持我离婚的想法，一是考虑到孩子的存在，二是认为离婚对女性伤害太大，尤其是在舆论上。在我父母面前，杨显博写了一封保证书，一式两份交到我和我妈手中。

这让我想起当初恋爱时，他为我写下的那些海誓山盟的中文情书，觉得滑稽又悲凉。最后我自己都分不清，是因为什么原谅了他。也许是为了孩子，也许是为了让父母安心，也许因为还爱着他。

接下来的几年，杨显博对我很体贴，对儿子更是爱若珍宝。

可时过境迁，我发现一切都不同了，再收到那些礼物，再看到丈夫精心准备的一切，我只会觉得虚伪和可笑。

我心里清楚，我已经很难像过去一样相信我的丈夫，相信这场婚姻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怀疑和猜忌，甚至会去翻看他的手机，我终于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最后让我下定决心的，其实是件小事。

2015年，显博为了工作单独回美国待了一个多月。

这一个多月里，我一边工作，一边独立照顾刚上小学的儿子。我发现，这样的日子虽然很累，心里却很轻松，为自己而活的感觉原来这么好。我也明白，这场婚姻早就应该结束了。

两个月后，我们签署了离婚协议。我获得了儿子的抚养权，显博则主动承担了孩子的全部教育费用。

站在2021年春天往回看，我彻底放下了这段往事。“我们还是朋友对不对？”

在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他像个孩子一样高兴。离婚6年了，显博早已再婚回美国定居。

我也回了成都工作，在父母帮助下抚养孩子。显博每年会在孩子生日时飞来成都看望，有时候还会带上自己现任妻子上门吃饭。我妈私下里拉着我说，“你看他们外国人，想法就是不一样。这种事我们哪里做得出来嘛！”我倒是对此完全不在意。

回顾这段婚姻，我想得非常清楚：嫁给一个外国人并不是我婚姻失败的原因，而是我并没有真正了解我的结婚对象，导致婚姻本身出了问题，信任没了，爱变了，这段关系也就维系不下去了。

讲述人：魏小彤，1984年生，河北石家庄人，2010年与大她8岁的韩国丈夫在北京奉女成婚，现育有二女。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双职工家庭，作为独女，从小深得父母宠溺，这也养成了我自由散漫，不被约束的性格。

当年军校念了一半，我退学去了韩国留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在北京的韩国公司，认识了现在的老公赵舜成。老赵当时是人力资源总监，在公司永远穿得西装笔挺，走路、说话、布置工作都是一板一眼，像极了我中学时的政教处主任。

我们的恋爱经历比较平淡，第一次约会看电影、确定关系、意外怀孕……

得知我怀孕后，老赵表现得很男人，拿我电话打给我妈，“阿姨您好，您女儿怀孕了，我想和她结婚”。    带着肚子里的孩子，我们火速举办了婚礼。

在石家庄，我们和亲戚朋友简单吃了顿饭，连仪式都没办，远不如韩国举办的婚礼隆重——老赵是家里的长子长孙，婚礼上他的爷爷辈、父辈、平辈和晚辈，几乎所有亲友都来了。

我保存的婚礼请帖。

几个月后，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在北京出生，我父母赶来伺候月子。

最开始我还担心老赵和他们处不来，可没想到过了几天，倒是我俩先闹崩了。

老赵看不惯我指使爸妈干活，还要挑三拣四。我坐月子时口淡，嫌我爸做的菜放多了盐，我爸没说什么，老赵先急了，一个劲地说我自私，“你怎么能对父母这个态度？”我也冲他嚷嚷，“这是我亲爹亲妈，我们习惯了有啥说啥，不用你管！”

冷静下来后，老赵向我解释，在韩国家庭，和爸妈说话都要用敬语，指责父母或者冲父母大呼小叫，都是不可想象的事。

我也告诉他，在中国不讲究这些，我和爸妈有自己的相处模式，希望他也能理解。

我和老赵平时在北京生活，春节回韩国过年。

2011年春节，是我婚后第一次去婆家，韩国全罗南道一个叫顺天的小城。

到达后第一晚，一家人睡得正香，忽然听到一阵拍门声，老赵一个激灵坐起来，紧接着我听见婆婆在用韩语叫我的名字。

我一头雾水地爬了起来，看了一眼手机，凌晨3点半。

换好衣服，我进了客厅，看见穿戴整齐的婆婆，正在整理经文，我知道她是一个佛教徒，但不知道她每天凌晨3点就要起床做早课。

奶奶给孙女去寺庙算来的名字以及百日礼的金戒指。

接着我被招呼进了厨房，婆婆没让我干活，只是让我在旁边站着，看她一个人在那忙碌。

看了几十分钟，我愈加困惑：大半夜把我叫起来，就为了看她干活么？两个小时后，婆婆做了一桌丰盛的韩式早餐：蒸鱼、酱汤、拌豆芽，还有六七种不同的韩式泡菜，她开心地对我说，“从我嫁进这家，已经忙了几十年了。现在终于有你来了!"

婆婆不顾我的反应，接着一个个介绍家里人的口味和作息。我只能深吸一口气，继续装傻和陪笑，提醒自己要冷静、不能反驳。

回房间后，憋了一肚子火的我，把丈夫摇醒了，“你妈妈想我每天三点起来陪她做饭么？我可做不到”，我越说越委屈，我也是上班挣钱的职业女性，并且还在哺乳期，已经够不容易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韩国咋还那么守旧呢？

“我妈妈不是针对你，我来和她解释吧”，老赵安抚我说，近一半的韩国女性，婚后都会放弃工作做全职主妇，在顺天这个小城，还在工作的已婚女性，可能连20%都不到，所以婆婆才会希望我接手家务。

两个女儿背影。

我也不想让老赵为难，作为妥协，提出由我清洗每天所有的碗碟，这也不是个轻松的活，韩国人做饭全是小碟装，一天也有好几十个。

接下来几天，婆婆果然没有再提过家务的事。我也和家里的男人们一样，每天睡到自然醒。临走时，候婆婆按照韩国传统，补给了我们女儿的百日礼：一个金戒指和100韩元。

几个月后，婆婆来北京看望我们。我带她去逛超市，她看到许多中国男性挎着菜篮在买菜，感到十分惊讶。我告诉她，我娘家平时都是父亲买菜做饭。老太太再次被震撼了，她拉着我的手，说了好几遍：“你妈妈运气真好！”

可当婆婆一回到家，看到儿子打算洗碗时，顿时又和天塌了一样，立刻抢过围裙系上，让一旁的我目瞪口呆，看来超市之行，并没有彻底改变她的观点。

在韩企里，上下级等级明显，特别强调尊敬和服从。再熟的人打电话、聊天，下级都要时刻保持敬语状态，态度恭敬。这种关系，也存在于亲戚间的交往。

我和老赵的同事交流时，他总提心吊胆，即使回个短信都对我千叮万嘱，生怕出错。

有一次他的领导发消息约我俩打高尔夫，我不管怎么编辑回信，他都觉得不够好，我干脆把手机塞给他，“怎么样你都不满意，那你自己来把！”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也体现在了对子女的教育上。

老赵上韩式爸爸学校后给未出生女儿写的信。

老赵非常看重孩子们的教育。老大还没出生时，他就专门去上韩式的爸爸学校，学习怎样做一个合格的父亲。我每晚睡前会给两个女儿读读唐诗，或者用中文讲自己编的童话故事。

老赵则坚持把孩子送到望京的韩国国际学校，身体力行地进行韩国爱国主义教育，比如“身土不二”，家里用的都是韩国制造：车是现代，电器是三星和LG，老赵甚至会给孩子们推介自己小时候爱吃的韩国零食。

我尊重老赵的教育方式，也告诉他，孩子有必要了解父亲成长的环境和文化，但她们在中国长大，自然是接触中国文化更多一点，她们现在是韩国国籍，按照法律，她们在18岁时可以再次选择，作为父母，我们要充分尊重她们的意愿。对此，老赵也表示了默许。

老赵向女儿演示怎么一把抓吃零食。

说到将来，老赵一本正经地表示，自己准备好了给老大的成年礼物——他居然保存了我们当年约会时还没使用过的避孕套，和我的验孕棒，“我想等女儿成年后送给她，告诉她，就是因为这些产品出了意外，她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老赵这个举动，再次震惊了我。

老赵保留的避孕套和验孕棒。话说回来，我和老赵在生活方式、性格、文化都有着巨大的差异，想法也各有不同，很多人觉得我们不合拍，但我认为，我们还是挺合适的。  

讲述人：薛晴，1984年生，湖北武汉人，自由职业者，与瑞典男友相恋八年仍未结婚，目前定居上海。

我是个不婚主义者。我认为婚姻保障不了感情，它也许能从法律层面给人安全感，但我并不需要。早些年爸妈闹离婚时，我没有难过，反而劝他们：“你们别互相折磨了，早点离更好”。

年纪大了一点，面对老家亲戚的催婚，我也纳闷：明明你们大多数人的婚姻都不怎么样，为什么还这么热衷让我去尝试？

我一直觉得经济独立是一切独立的基础，有能力养活自己，才有选择和拒绝的权利——这样的观点，被朋友笑话说是“女权”，我觉得如果坚持自己，不依附任何人生活也算女权的话，那我就算是吧。一直到27岁，我都没有正经谈过一场恋爱。直到2011年，我遇到瑞典人卡尔。

最开始，我只是抱着姑且一试的态度和卡尔网络聊天。我发现不管聊什么，这个瑞典男人都能接得住。后来，我从工作了七年的国企辞职，成为一名“无业游民”。

与家人的反对、朋友的担心不同，卡尔却问我：“你现在有空了，下个月要不要一起去意大利旅行？”

我承认，他这句话打动了我。

2014年，我们在罗马对镜自拍。

“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你应该去做的，只有很多你想去做的”，在这一点上，我和卡尔相当默契。

在他的陪伴下，我开始了自由职业生活。每在国内工作几个月，便飞到某地和卡尔会合——埃及，法国，美国，越南……不想结婚，不想成为贤妻良母，却有一个事事支持自己的人陪伴，一起寻找“诗和远方”，上天真的对我不薄。

我和卡尔最大的差异，是金钱观的不同。我相信“手有余粮，心中不慌”，手上必须有足够两年开销的钱——万一意外丢了工作呢。

我还给自己买了好几份商业保险做保障，全面覆盖医疗、养老和意外。

卡尔给家中爱犬拍照。

卡尔则更为洒脱，他几乎从没有过存款，只有在计划大开销时，才会努力存钱。我惊讶地问他：“那万一你生病了不能工作呢？或者你退休后怎么办？”

“政府会给我出钱啊”，卡尔一脸理所当然地回答。

原来在瑞典这种高福利国家，一年内个人在医院支付费用超出1100瑞典克朗（人民币约800元），政府将承担其余的治疗费用，“而等我到了65岁，政府给我的退休年金也够平时生活了”。

但我们也有一个共识：过硬的职业技能，是安身立命之本。

作为一名专业剪辑师，卡尔自信能在任何国家找到工作、独立生活；我英语还不错，在自己专业领域也算小有名气，这也是我成为自由职业者的基础。

2014年，我带着卡尔回了趟老家，金发碧眼的他，在湖北小县城里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在极具地方特色的接风宴上，卡尔被告知刚刚吞下的肉是公鸡睾丸时，他脸上的表情，我一辈子都忘不掉。妈妈暗示我，“年纪也不小了，有些事该考虑了，别的不说，高龄产妇多危险啊！”

我也索性趁这个机会，和卡尔坦率地聊了一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和你在一起很开心，但是我确定我不想结婚，不想被婚姻束缚，至于孩子，我还没想好。对此卡尔表示完全理解，他认为不结婚很正常，他舅舅和伴侣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也没有结婚。

另外，瑞典在签证及其它福利上，对伴侣和配偶的待遇差别微乎其微。聊到孩子，他坦言没考虑那么多，他皱着眉头说，相比担心孩子，“我现在更担心再吃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卡尔母亲准备70岁生日宴会。

2017年，卡尔因公司变故辞去了瑞典的工作，我邀请他来中国发展， 一方面我看好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也有私心，想离父母近一点。

没想卡尔一口就答应下来。我们生活在上海，他不会一句中文，很难跟人沟通；又对面粉过敏，无法在外就餐；唯一可以依靠的我还常常出差，不能陪伴左右。

我尽量帮助他适应在中国的生活，报名大学里的汉语班、教他网购无麸质产品、即使出差，也尽量每周末飞回上海陪伴他……

一个一个问题，被我们共同解决，虽然中间也有不少曲折和妥协，但我们从未为此吵过架。

卡尔在上海遛狗。

我们在感情上互相支持，在经济上彼此独立——不是生硬的AA制，而是在日常开销时，直觉维持相对的平衡。

刚来上海时，没有收入的卡尔因为瑞典的房贷苦恼，但他拒绝了我的借款，决定先回瑞典工作一阵，攒够了钱再回上海学习。

从那之后，他也意识到储蓄的重要，经常和我请教一下理财常识，甚至开始在瑞典购买基金，这让我惊讶不已。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回家给奶奶奔丧的我被困武汉，那几天，我收到了卡尔从上海寄来的500个3M口罩，我不仅感慨，“没白教他网购啊！”

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我立了遗嘱，安排好父母后，发现自己最放不下的是卡尔。

我告诉他，自己买了商业养老保险，如有意外，应该怎样去领取，“这对你也是一笔不小的钱，可以帮你还贷”。他立即打电话宽慰我，虽然翻来覆去只会说“没事啊，不会有问题，你想太多了”，但也让我踏实了许多。

经历疫情后的我，重新审视了很多东西，包括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在乎什么。

因为疫情，2020年卡尔在中国过的第一个圣诞节。

我回到上海后，卡尔面临学生签证到期，工作没有着落，无法继续留在中国的局面。我能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结婚，让卡尔以配偶的身份留下。

结果才讨论结婚没几天，卡尔就通过了一家公司的面试，顺利拿到工作签证。

我俩松了一口气——这是我们最接近婚姻的一次。我今年37岁，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因为我还在积极了解和探索这个世界，我也很开心这个过程中，有卡尔陪着我。

在瑞典海边小屋度假。

“结婚生子，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把生活过得更好。以后我不会结婚，至于孩子，我一直相信，世界是不停改变的，人的认知也在不停改变，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觉得可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