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无依之地》获大奖 反映出奥斯卡的政治极限（组图）

由赵婷所导演的《无依之地》（Nomadland；台译《游牧人生》，港译《浪迹天地》）在本届奥斯卡拿下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等大奖，可说是最大赢家。不过，就在网上一片关注赵婷在领奖时说了什么，以及她过去的“辱华”争议之余，更值得了解的或许是《无依之地》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以及奥斯卡选择颁奖给它的意义。

《无依之地》描述的是一群在美国居无定所、四处打零工、以露营车为家的“现代游牧民”的故事，这群游牧民几乎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他们因为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的冲击，一夕间失去了原本稳定的工作与住房，不得不搬入露营车和拖车中，开始过着在美国西部的广袤国土上流浪打工的生活。

《无依之地》的女主角芬恩，因为2011年美国石膏公司关闭内华达州帝国镇的工厂而失业，加上丈夫去世，让芬恩决定离开家乡，成为游牧大军的一员。电影聚焦在芬恩在旅途中遇到的其他“游牧民”，和他们创建了或深或浅的情谊，尽管有游牧民找到了房子定居下来，并邀请芬恩一起住，但芬恩最后仍然选择在露营车上过着浪迹天涯的生活。

《无依之地》的优点是以温柔同情的眼光，细腻地呈现了芬恩等游牧民日常打零工、睡在车上到处移动的生活，并对芬恩在旅途上经历的人事物，看见的奇异美丽的风景，用很诗意的画面呈现，也令人对芬恩和游牧民的生活方式有了某种理解和体会。

但是，《无依之地》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只讲了一半的故事。亦即，只描述这些贫穷的美国老年人变成“游牧民”的结果，却没有呈现他们变成“游牧民”的过程和原因；只放大“游牧生活”的自由和美好，却忽略了这种生活的代价，是要把所有家当塞在露营车生活上，到处打零工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独自一人过活而无任何保障。这部片用个人主义式的选择，掩盖了真实存在的社会矛盾，以及“游牧民”生活的艰辛、痛苦和不便，乃至许多游牧民都渴望回复稳定工作、长久定居的事实。

在片中，我们看到芬恩时而在巨大的亚马逊（Amazon）仓库中工作，时而在餐馆打杂，时而又去采摘甜菜，时而又担任露营地的管理员，这些全部都是短期工，不但“用完即弃”，且薪资低工作又繁重。然而，尽管片中有芬恩在仓库中重复理货的画面，却没有任何她感到怨怼、疲惫或心酸的镜头，仿佛这是一件值得珍惜的工作。这和电影改编的同名原着中，“游牧民”认为在亚马逊工作犹如“奴隶”一样备受剥削完全不同。

在美国非虚构作家洁西卡‧布鲁德（Jessica Bruder）采访“游牧民”写作而成的原着中，清楚地交待了这些平凡的美国人沦为“游牧民”的原因，是因为房租不断上涨，薪资却停滞，也看不到退休的可能，导致美国的中产阶级美梦破碎，于是开始搬进露营车和拖车式活动房屋，过起游牧的生活。也就是说，这样的生活方式有着明显“不得不”的原因，更凸显了经济制度的不公，但是电影却把社会性、结构性的原因模糊化了，转而强调芬恩和其他“游牧民”是出于个人际遇（如罹患癌症、丈夫去世）才踏上“流浪”之旅。

片中唯一稍稍触及“经济制度不公”的段落，是芬恩到妹妹家作客时，和身为房屋仲介的妹夫起了小争执，妹夫讲到房地产事业，结果引起芬恩当面质疑：“你们鼓动大家花掉一辈子的积蓄、背上贷款，就为了买一幢他们消费不起的房子？”妹夫则反驳道：“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一样）抛下一切上路。”在这里，原本显露出的金融房地产霸权和底层人民之间的矛盾，却奇怪地失焦于某种是要选择“固定住房”还是“游牧生活”的生活方式之争，使得真正的问题被掩盖了。

更关键的是，尽管片中芬恩有过许多机会可以重返定居生活，但是她都拒绝了，而坚持独自过着流浪的日子，片尾甚至向“游牧民”致敬，将其歌颂成为一种浪漫的自由选择。这种把“无家可归”的贫穷老人的处境，美化成是“四海为家”的吉普赛式的流浪生活，不仅背离了原书所指出的种种社会问题，也在意识形态上完成一种自我消解。

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偏好政治味”的奥斯卡奖的政治极限，也就是可以同情下层阶级，可以美化下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但是不能拍出导致阶级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根源，也不能拍出下层阶级反抗的希望。

回顾上一届奥斯卡的最佳影片，颁给了韩国的《寄生虫》（台译“寄生上流”），该片深入批判了韩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压迫问题，但是那检讨的毕竟不是美国。如果奥斯卡真有胆量做出突破，对自身的社会问题做出彻底的反思，那么本届奥斯卡或许更该把最佳影片颁给另一部入围的《犹大与黑弥赛亚》（Judas and the Black Messiah），该片讲述了美国黑豹党在1960年代和警察的斗争，展示了黑人运动者反抗美国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压迫的理想，比起《无依之地》来说，或许更为进步、也深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