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岁日本老人独居武汉11年,疫情爆发不愿回国,遗产留给中国员工,他到底经历了什么?(组图)
当时日本政府工作人员曾打电话给一位老人,询问他是否有意愿要回日本。
这位老人,就是已经在武汉居住11年,如今74岁的岛田孝治。
接到电话的岛爷爷,意外又委屈:“为什么要让我回去?我是武汉人啊。”
连中文都不太会的岛爷爷说:“无论是困难的时候还是开心的时候,都想和武汉人民一起度过!”
岛田孝治在武汉的武昌区经营两家日式咖喱小店,这里是武汉几所大学的聚集地。
顶屋咖喱店面不大,但很温馨,饭菜美味料足又很实惠,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当年在日本的时候,岛爷爷结识了10位来自中国武汉的留学生,看他们人生地不熟,便热情招待。
后来,其中有一位留学生想回家乡武汉开咖喱小店,便邀请岛爷爷来做指导。
岛爷爷日本的亲友都非常反对,觉得他去中国一定会失败。当时已经退休一年的岛爷爷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武汉的旅途。
其实早在80年代,岛爷爷就曾来过中国旅游,他一直都很喜欢中国,更对武汉情有独钟,觉得这座城市非常像他年轻时故乡福冈的模样——人间烟火气十足,充满了温暖的气息。
岛田孝治身上有日本人的匠人精神,对待工作格外严谨认真,不能接受一点含糊,这种态度吓退了最初的合伙人,更吓退了很多员工。
比如,他坚持一定要做地道的日式咖喱,洋葱片一定要切成几乎透明的薄片,咖喱必须要用高汤煮上24小时,几乎把里面的蔬菜和肉都煮化了。
曾经的合伙人觉得这种做法效益太低,有的顾客还会因为觉得菜肉太少而给差评,岛田孝治却从不妥协。
他说,他来中国不是为了赚大钱。以客户为第一位,这是他的准则。
顶屋咖喱小店火了以后,他拒绝过很多运营公司开加盟店的合作建议,不愿意收加盟费赚大钱。
开店11年,他每个月只拿3300元的工资。要知道,顶屋咖喱的店员平均工资在5000元左右,店长的工资更是他这个做老板的三倍。
他的物欲要求不高,日常生活不怎么需要花钱,十年如一日地租着700元由车库改装来的单间,房间里连一扇窗都没有,阴暗的房间里,密密麻麻地堆满了各种书籍。
一件格子衬衫他穿了快30年,唯一比较大的花销是抽烟。
“如果我贪心的话,就会把生意做大,但那样人就会变得压抑,”岛爷爷说。
在他看来,贪婪,只会让人变成被金钱支配的傀儡,他想要只是简简单单的生活,知足但快活。
在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让岛爷爷坚定留在武汉的,是这里曾给予过他温暖的人们。
从开店到现在11年,每晚8点到9点,岛爷爷都会坚持在顶屋咖喱的小店里免费教授日语。
曾经有位在这上过课的高中生,在前往外地上大学之前,特意画了一幅画送给岛爷爷。
和年轻人待在一起,岛爷爷觉得自己也变得更加健康有活力。
他每年都会给认识的清洁工大叔发红包,原因仅仅是对方每次都会冲他笑,而不会像门卫一样悄悄地说“日本鬼子又来了”。
得知同条街上有店家打算卖咖喱饭,他甚至自告奋勇地上门免费教学,还说这样才能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菜市场卖鸡肉的女摊主接受采访时评价岛田孝治:“他人很好,照顾我生意,过年还给我发红包,一个人在中国生活不容易。”
听到翻译后的岛爷爷,就因为这简单的一句话感动到抹眼泪,觉得自己的善意有好好地传递到中国人心中。
顶屋咖喱的店长丹子,精通日语,她和岛爷爷的关系就像“亲父女”,会经常关心他的饮食起居,还会帮他剪头发。
疫情爆发后,就是丹子提议,让岛爷爷跟着她回武汉乡下老家住几天。这让不擅长用智能手机,又不太会中文的岛爷爷顺利度过一劫。
在农村生活的那段时间,岛爷爷觉得丹子一家并没有把他当客人,那感觉就像拥有了珍贵的家人。
他甚至看着山上的墓碑暗暗地想:“等我去世了,骨灰像那样成为这土地的一部分,那也不错。”
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愿意一直留在中国?
岛爷爷作了一个很美的比喻:“在日本生活是秋风清爽的感觉,但春风般的温暖只能在武汉体会到。”
可见,真挚的爱意可以跨越国界,即使语言不通,人和人之间依然能心心相印。
之前,岛爷爷的签证有效期只有两年,每次最多停留三个月,所以每三个月他就得专门跑一趟香港去盖章,当天再返回武汉。
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体力越来越差,他时常担心自己有一天再也办不了签证,回不了中国。
前段时间,岛田孝治收获了一份意外的惊喜,武汉警官在疫情期间帮他办理了绿卡,他终于获得了中国永久居留身份证,再也不用担心签证过期。
得到消息的岛爷爷激动地握住了工作人员的手,使劲地摇,眼泪几乎要掉下来。
如今74岁的岛爷爷,对“死亡”毫不避讳。人生已经快走到尽头的他,现在执着于在中国留下点什么东西。
通过这次疫情,他发现很多日本人并不了解中国,于是他开始动笔,写那些曾经来过武汉的日本人的故事。
尽管不怎么有机会发表,他仍然每天费劲地查看纸质书资料,一边思索一边书写。
他计划将遗产留给中国的店员们,希望以后丹子能将自己的遗体火化。
只要将他的骨灰洒在中国的大海,对他说一声“撒哟那拉(再见)”,这就很棒。
因为那时,他就可以和中国完全融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