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香港丧失政治信任 亟待与北京重建互信良性互动（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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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表示，自针对修订《逃犯条例》所引发的社会动荡而制定“港版国安法”起，中央已不再掩饰对香港丧失了政治信任。一波又一波的“整顿”，令萧瑟寒意持续笼罩着香港社会，有人自怨自艾，有人怨天尤人。接受过最基础教育的人都应该懂得，这种消极负面的态度无助解决问题。中央用强硬手段促使香港社会正确认识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特别行政区所应服膺的政治伦理，港人纵使百般不是滋味，却也无法否认大家对“一国两制”的想像偏离了正轨。摆在眼前的现实是，香港必须务实地看待中央在香港的角色，共同重构彼此的政治信任，更应看到“整顿”只是香港社会改革的起点。

中央出手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消息，近月伴随着关于“爱国者治港”的讨论而逐步明朗化。上周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晨在大会首次全体会议上作出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决定草案的说明。代表小组会议将于本周跟进草案具体审议工作，按照既定会议日程，应该是先在本周一（3月8日）上午审议草稿初稿，再于周二（3月9日）下午审议修改稿，最后则在周四（3月11日）闭幕的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正式表决通过《决定》。

“爱国”包含同胞互信认同

文章表示，根据王晨说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必要性，在于近年社会乱象揭示现行机制存在隐患。为了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在香港依法施政和有效治理，以及“一国两制”实践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中央有需要通过今次的《决定》来做到“爱国者治港”、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及维护宪制秩序，其具体内容是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规定的香港行政长官及立法会选举制度，并为香港政府对本地法例作出后续的相应修改提供基础，而修改主要方向则是扩充选举委员会的规模和职能，以及为相关选举建立一套全流程资格审查机制。

显而易见，“爱国”是贯穿今次中央《决定》的最重要关键词。王晨前后十多次提及“爱国”，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总体要求，也是“从制度机制上全面贯彻、体现和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确保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港力量手中”，在同一场合发表的《纲要》亦指出，要“增强港澳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在确保大多数港人符合“爱国”标准之前，北京自然很难信任这个曾经多次发生反中央示威的边陲城市，并且采取强硬措施扼杀各种可能威胁其管治权的风险和隐患。

与此相对，一些港人总是批评北京“爱国”标准飘忽不定，甚至强行将它跟“爱党”等同起来，但事实上，前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已提及“爱国”教育基本内容之一是“实现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不懈追求。要加强祖国统一教育，深刻揭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增进广大同胞心灵契合、互信认同，与分裂祖国的言行开展坚决斗争”，反映北京认定“爱国”包含了在同胞之间的“互信认同”上跟“港独”一类分离主义思想“割席”。

今次《决定》出炉，象征央港互信陷入新低，过去几年的社会动荡，让北京感觉不少港人难以信任，故此要将安全系数收紧到相当保守的程度，透过近乎倒退的政制改革安排来约束“反中乱港势力”。可是，事情之所以会发展到如此地步，除了有北京及香港当局长期误判本地民情的因素外，香港的泛民主派也需要负上很大责任，因为他们始终不肯与破坏繁荣稳定的“揽炒”与推翻中国主权的“港独”明确割席，北京因而担心他们也成为了“反中乱港势力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本港的从政者日后必须汲取教训，表明自己属于遵从国家主权安全底线的“爱国者”，藉此重新建立跟北京的政治互信。

《决定》源于央港互动恶化

另一方面，这次中央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基本思路乃是希望“形成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情况、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选举制度”，其实这种有“香港特色”的选举概念并非首次出现。早于2015年5月，时任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就在本地报刊发表题为《以制度自信推进有香港特色的普选》的署名文章，指出“香港的一些政治力量和人物也才能知所趋避，逐渐调整政治立场，以实际行动寻求与中央政府的政治互信和良性互动，从而谋取自身发展的更大空间”，可惜，这种呼吁未获香港社会及反对派的正面回应，导致央港关系变得愈来愈僵。

回想上一次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规定的行政长官与立法会产生办法作出修改，是2010年时任特首曾荫权提出的“起锚”政制改革方案。那年在立法会表决通过附件的“修正案”一个月前，民主党、终极普选联盟及民主民生协进会多位成员先后与时任中联办副主任李刚等就政改方案进行“破冰会面”，当时李刚还直接表明“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在《基本法》的框架下，理性讨论，坦诚沟通，凝聚共识。对抗只能适得其反……我们愿意与任何理性、有诚意、负责任的香港政团进行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最终双方这种良性互动成功缔造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由香港本地推动的政制改革。

文章指出，对未来的香港社会来说，如何重启跟中央政府之间像十年前那样的良性互动，肯定会是一大议题。在中央表明要大力打击“反中乱港势力”的当下，想让央港互动返回良性正轨无疑会有极大难度，但这绝不代表港人可以撒手不做任何事情。既然激进抗争已经证明并不可行，香港各界必须回到沟通、妥协之路，拒绝“逢中必反”或用各种阴谋论来理解阐释北京政策，更要思考可以怎样重启与中央的良性互动之门，别再拘泥“跪低”或“投降”一类非理性的指摘，而这亦是“香港01”近年一直倡议从政者站出来表态反对激进极端民粹思想的最大理由。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近年央港互信遭到破坏是无可否认的既成事实，港媒称，仅能乐观期盼和努力争取修补跟北京的政治关系。从全国政协副主席、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上月底在全国港澳研究会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可知，中央仍旧判定“香港社会绝大多数中国公民是爱国的，站在爱国者对立面的是那些少数反中乱港份子”，“港版国安法”生效以后，相关犯罪行为大幅减少，估计亦足以佐证此点属实。不少香港人心中还是真诚拥护国家主权和认同保持本地繁荣稳定、长治久安的重要性，而在此一基础上筹划重建跟北京的政治互信和良性互动，自是刻不容缓的事。

“治理”与“整顿”并轨而行

香港的从政者对此尤其要作深刻反思。对于中央出手改变香港选举制度，建制派纷纷拍手称好，但在盲目附和的氛围之中，有内地学者当头棒喝：“中央不要忠诚的废物”。这是一矢中的的诤言。在中共的语境里，“治理”与“整顿”绝不是相互对立，而是并轨而行，甚至可以说，“治理”、“整顿”二者最终都只是想为持续的改革创造条件，推动社会发展。《纲要》与《决定》同时出现在人大议程，就是对此最好的提醒。

文章指出，表面上看，修改选举制度旨在令香港泛民主派“拨乱反正”，担当不背离应有政治伦理的“忠诚反对派”，但若以为这就符合了“繁荣稳定、长治久安”的要求，只可说是自欺欺人。上周六（3月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接见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时，在重申“爱国者治港”的大原则之余，强调香港必须着力搞好经济民生，切实有效地解决深层次矛盾。这些话语其实都不“新”，但呼应了中央在关乎国家大策的《纲要》里提出的大原则，既要在经济发展上取得新成效，也要令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归根结柢，就是要求治理者持续改革、提升效能。这恐怕才是中央对“爱国者治港”最根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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