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荣枝涉故意杀人等罪案系检方快捕快诉！认为其主观恶意极深（组图）

1月28日，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田云鹏在作检察院工作报告时透露，江西检方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去年起诉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犯罪3769人，对劳荣枝等重大恶性案件依法快捕快诉。

据南都此前报道，1996年，法子英伙同女友劳荣枝在江西南昌杀害一家三口后，流窜多地作案。1999年，法子英在安徽合肥落网，劳荣枝遂隐姓埋名、使用多个虚假名字在全国多地潜逃，流窜于不同城市，靠在酒吧、KTV等场所打零工、短工为生。

逃犯劳荣枝归案。

潜逃23年后，2019年11月28日11时许，涉及多地、7条人命的命案逃犯劳荣枝在福建厦门市某商场落网。同年12月5日，厦门警方向江西南昌警方移交命案逃犯劳荣枝。

2019年12月17日，江西省南昌市检察院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劳荣枝批准逮捕。2020年8月31日，南昌检方依法对劳荣枝涉嫌故意杀人、绑架、抢劫罪一案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一天后，南昌中院依法受理此案。

2020年12月21日9时，劳荣枝案一审开庭。南昌市检察院公诉意见书认为，被告人劳荣枝为系列犯罪主犯，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其主观恶性极深，应当承担故意杀人罪、绑架罪、抢劫罪相应刑事责任。

参加庭审旁听的劳荣枝二哥劳声桥告诉南都记者，首日庭审中，劳荣枝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犯罪事实不认可，称自己当时没与法子英合谋，故意杀人、绑架以及抢劫不是自己的本意，因受法子英威胁无法摆脱其控制。

庭审中，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交大量证据，指控被告人劳荣枝与法子英（另案处理）在安徽省合肥市共同实施抢劫、绑架及故意杀人犯罪。并指出劳荣枝在法子英杀害受害人陆某明之前，前往旧货市场购买冰箱用于存放尸体，冰柜售卖人员与搬运工的证人证词也证明劳荣枝提前购买冰柜的事实。

经过2天公开审理，该案于2020年12月22日一审结束，法官宣布将择期宣判。

2020年1月28日上午，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田云鹏在该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田云鹏在报告中指出，江西检方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去年起诉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犯罪3769人，对劳荣枝等重大恶性案件依法快捕快诉。

劳荣枝890分钟庭审细节：看到被肢解照片 撇头尖叫

“有些人一辈子都活在太阳的照耀下，也有些人不得不一直活在漆黑的深夜里。” ———东野圭吾《白夜行》

逃亡20年后，46岁的劳荣枝终于在12月21日走上审判庭。

与一年前落网时流出的照片相比，劳荣枝脸颊臃肿了不少，脸色也多有憔悴。2019年11月28日，劳荣枝被福建厦门警方抓获。这一消息即刻引爆网络。在没有互联网的20多年前，她和男友法子英是令人胆寒的“亡命鸳鸯”。

1996年，劳荣枝涉嫌和法子英在南昌杀害一家三口后，流窜温州、常州、合肥等多地作案。1999年，法子英在合肥落网。劳荣枝躲过此劫，隐姓埋名，与过去一刀了断，以“洪叶娇”、“Sherry”等多个假名在不同城市潜逃。

以两人为故事原型改编的悬疑电视剧，在2000年播出广为人知。 20多年后，劳荣枝色诱男子，将他们骗至出租屋内，绑架劫财，和法子英涉嫌杀害7人的往事重提，以更为高效地方式占据流量热点。

关于劳荣枝的一切都被围观、被解构、被分析，种种旧闻、新闻、传闻，皆成猎奇谈资。 被捕时，她身穿军绿色外套，脸色淡然，毫无普通嫌犯的慌张和窘迫：微侧着头，目光轻柔，莞尔一笑。

看起来，劳荣枝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这张照片流传广泛，“如何看待劳荣枝落网拍照微笑事件？”仅在知乎平台就获得了10万浏览。

劳荣枝的家人、同事、邻居，都成为媒体采访对象。她的私生活也被挖掘。落网前的最后几年，她以“Sherry”之名在厦门一家酒吧工作，向客人推销酒水赚取提成，是“很受欢迎，业绩挺高”的“女神”。

即使与辩护律师起初会面，劳荣枝仍不想别人知道她的身份，“你叫我Sherry就可以了”。 在酒吧工作的Sherry，还结识了新男友，被身边人形容为温柔、开朗、风情万种、生活有品位的漂亮女人。

而“坐台女”、“杀人女魔头”等更具感官刺激的俗称，又将劳荣枝的人设指向另一个极端。这个中年女子留给人们的印象，粗暴且割裂。 

12月21日上午9点，劳荣枝涉嫌故意杀人、绑架、抢劫一案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理。这是劳荣枝被捕后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时代周报记者全程旁听了庭审。 

这场迟到20年的庭审前后横跨两天，累计持续了890分钟。劳荣枝在庭审上的一言一行，都经在场媒体的报道实时对外转播。大众关心“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的朴素伦理能否得到再次印证，案件审判能否公正进行。

关心这场庭审的人，也希望通过庭审画出一个真实的劳荣枝。

在890分钟的庭审中，劳荣枝多次辩称自己遭法子英胁迫，当庭抗议故意杀人罪，只承认犯了绑架罪和抢劫罪，还时有“不要离负能量的人太近”、“众筹赔偿受害人家属”等惊人之语。劳荣枝当庭表现被指“表演”。

受害人陆中明的妻子朱大红更当庭质问，“你的心是肉长的么？” 关键受害人皆已身亡，法子英早在1999年12月28日也已被执行枪决。在法庭上，劳荣枝的辩护人为劳荣枝作了轻罪辩护，认为部分案件细节缺乏证据，应“重物证轻口供”。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认为，劳荣枝与法子英杀人、绑架和抢劫属于共犯，均属主犯，其犯罪后果极其严重，手段极其残忍。

公诉人希望法庭公正判决，但没有给出量刑意见。 围绕劳荣枝案的争议和讨论，远没有平息。庭审前一天，劳荣枝的二哥劳声桥即已表明态度，无论结果如何，都将上诉。

沈凌秋

合肥是劳荣枝和法子英共同流窜作案的最后一站。在合肥期间，劳荣枝化名沈凌秋，法子英化名叶伟民。 

1999年6月21日，两人从杭州乘“依维柯”来到合肥。法子英入住安庆路的西海饭店，劳荣枝住在三孝口的红旗饭店。两家饭店的直线距离不到两公里。 

6月底，这对逃命鸳鸯看中了双岗路虹桥小学恢复楼二楼209室。这套房两室一厅，租金500元/月。7月1日，法子英付下三个月的租金，预谋再次绑架杀人。 

随后，法子英花费150元，以“关狗”为名定制了一个100厘米×100厘米×70厘米的铁笼，再花5块钱让民工踩着三轮车抬到了出租房。

据法子英供述，焊铁笼当天，劳荣枝下午4时到附近的旧货市场花500块钱添置了一台旧冰柜。“这两样东西搞成后，我和劳荣枝就开始物色被绑架对象。”法子英供述。

7月15日，“沈凌秋”成了夜总会“三九天都”的一名陪侍小姐。

说话软糯、长相温婉，很快获得了客人的青睐。时年35岁的殷建华，是“三九天都”的常客。他频频向“沈凌秋”示好，多次要求和她外出发生关系，均被沈凌秋拒绝。 

殷建华是合肥安吉达电气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出手阔绰，每次去“三九天都”夜总会，随手从身上掏出几包中华烟“啪”地扔在桌上。

在那个年代，殷建华属于“先富起来”的人之一。他成为了法子英和劳荣枝的绑架目标。 7月21日，夜总会前堂负责人陈瑾刚和殷建华吵了一架，“殷总要带沈凌秋出去，我不准他带沈走，我们有规定（不能带人外出）”。

第二天上午，妻子刘敏（化名）出门上班，殷建华还在睡觉。待妻子走后，殷建华在10点左右拨通了“沈凌秋”的呼机。接到信息后，“沈凌秋”给殷建华回了电话，把他带到了出租房。21年后，走上被告席的劳荣枝在庭审时回忆，在带殷建华上楼时，她也犹豫过。

这番说辞，真假难辨。即使的确曾有过犹豫，这个善良的念头，终究只是一闪而过。

进屋后，房门被迅速关上，法子英用刀抵住殷建华。“坐下。动，我就宰了你。”法子英拿绳子绑住殷建华的双手，把他推进放置在客厅的铁笼。

法子英用铁丝牢牢地扎住笼门，解开殷建华的双手。他和劳荣枝想把铁笼抬进卧室，太重，抬不动，最后“殷建华自己举着铁笼走进卧室”。

“我就是吃绑架这碗饭的。”法子英把枪拿来给殷建华看。

殷建华连忙回应，“我知道，我知道。”

“你出多少钱？”法子英开门见山。

“二十万。”

法子英没吱声。

殷建华又说，“三十万”。

“我之前杀过人的，你相信不？”法子英接着说，殷建华没吱声“你也不怕，等一会，我做给你看，你就相信了。对你我都有好处，可以促成这笔生意（指勒索）成功。”

接着，法子英再用绳子把殷建华的手、脚、脖子和铁笼绑在一起，并让劳荣枝看着，叮嘱“他如果叫，你就勒死他”。

走出恢复楼，法子英来到合肥市六安路，以家中有木工活为由，把木匠陆中明诱骗到出租房。

法子英用尖刀把陆中明当场杀死，肢解了尸体。陆中明才31岁，撒手留下妻子朱大红和年幼的三个儿女。

法子英残杀陆中明时，劳荣枝在卧室看守殷建华。劳荣枝与陆中明被杀害的厨房，仅相距3.1米。据劳荣枝在庭上的陈述，她全程听到了陆中明的惨叫，“声音给了我很大的感官刺激”“这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当公诉人向劳荣枝展示当时陆中明被杀现场照片，劳荣枝吓到尖叫，并将头别到一旁，不敢看照片。

为防止尸体发臭，法子英将身体和头颅分离的尸体存放在预先购置的冰柜中。

7月22日晚9点，法子英恐吓殷建华写下两张纸条，其中一张写着，“小刘，你好。我又给您添麻烦，我真对不起你。这几天我没法跟你联系，你回临泉想尽一切办法把钱搞到。我求求你，要不然，我就没命了。”

殷建华还打电话给妻子，嘱咐她准备好钱，二十分钟后到长江饭店与法子英见面。

刘敏按约准时抵达长江饭店，等待与“穿着黑色T恤、留小胡子的大哥见面”。法子英未能如约赶到约定地点，刘敏一直等到9点45分，未能见到法子英，就返回了家中。

晚上11点多，法子英再次命令殷建华打电话叮嘱刘敏，次日上午准备一万元，“见面再谈”。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法子英让殷建华再写一张字条。“写好后，我就叫劳荣枝看守殷建华并对她说，我如果十二点钟不回来，就被抓起来了。你就给我报仇，把他杀掉”。法子英供述。

这一次，刘敏见到了“操着标准普通话”的法子英。刘敏问怎么回事，法子英没回答，反问：“你怎么不关心你丈夫？”

法子英让刘敏请他到家中，刘敏说，“我请你去”。在路上，法子英掏出殷建华的钥匙给刘敏看，到家后，法子英掏出一把铁制转轮手枪给刘敏看，说“枪是真的，可以检查”，刘敏没有去碰枪。

刘敏声称要半个小时出去筹钱。在熟人处借得一万块钱后，打电话给法子英，“我拿到钱了，在（回家）路上”。

刘敏没有回家，选择了报警，迅速赶到的警方将法子英包围。双方对峙多时，警方遂向法子英躲藏的屋内投射了催泪弹。中午12时10分，法子英受不了熏人的烟雾，持左轮手枪向屋外逃窜，被警察开枪击中右腿后擒获。被抓时，法子英的枪中还有4发子弹。

落网后，法子英坚称自己叫叶伟明，拒不交代犯罪事实和同伙劳荣枝。这为劳荣枝的出逃创造了时机。

殷建华究竟被谁所杀？21年后，这仍是“劳荣枝案”庭审关键。

法子英曾供述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版本。其一为，法子英出门前对劳荣枝曾述“我如果十二点钟不回来，就被抓起来了，你就给我报仇，把他杀掉”；另一供述为，“（7月23日）上午10时许，我用老虎钳和铁丝拧殷建华颈部，致其当场死亡。杀死殷建华后，携带自制手枪及殷写好的字条去见殷的老婆”。

据时代周报记者获得1999年11月18日审判法子英的庭审记录，对这一关键细节也有具体记录：

“殷是谁杀的”。

法子英回：“我”。

“你是何时杀殷的？”

法子英回答：“公诉人说什么时间就是什么时间吧”

“用什么方法杀害？”。

“用刀，用绳子，什么手段都有。”

据劳荣枝在此次庭审时所述，7月22日晚十时，趁法子英让她出去买宵夜的间隙逃跑，否认杀害了殷建华。

法子英落网后，殷建华在哪仍是谜团。7月28日，楼下住户联系209室房东，租客不见踪影，屋里传出恶臭味。至此，警方才发现殷建华和陆中明的尸体。

法医鉴定，殷建华系被他人勒颈窒息死亡，陆中明系左侧颈总动脉、右侧头臂干和肺脏刺破急性大失血并头颅躯干分离。

合肥是法子英和劳荣枝绑架杀人作案的最后一站。

据劳荣枝落网后的供述，法子英喜欢冬天赖床，所以每次作案都选择在夏天或不冷的季节。当年12月28日，背负7条人命、恶贯满盈的法子英被执行枪决。

2019年11月28日，隐姓埋名20年后，劳荣枝在厦门警方“云剑行动”中落网，但拒绝承认真实身份。12月3日，警方通过DNA比对鉴定，确认了劳荣枝的身份。

“亲爱的”

恋人、同伙，相爱、胁迫——劳荣枝和法子英之间的复杂关系，缠绕交织，无人真正知晓。

劳荣枝说，她是在7月22日当天晚上离开合肥。当时，她给法子英留下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亲爱的，我走了，我在家里等你。爱你。”

劳荣枝解释说，写字条是为了安抚法子英，显示自己希望能够和法子英一起回到重庆的出租屋，进而保护家人。重庆是他们的“大本营”和“安全屋”，“我们在重庆不作案，我在重庆也不坐台的。”劳荣枝说，在重庆约定的地点没有等到法子英，最后独自逃往厦门。

从法子英案到劳荣枝案庭审，律师刘静洁一开始便担任朱大红的法律援助律师。她认为，对殷建华被杀前后两个版本的供述，互相矛盾，可见法子英有意为劳荣枝开脱。

刘静洁说，被警方抓捕后，法子英处处维护劳荣枝。1999年7月29日，法子英落网六天后才交代案件的地点等关键信息，这让劳荣枝有充分的逃跑时间。期间，法子英还曾一度供述出另一名“坐台女”的名字，称与她一起作案，混淆办案人员。

据时任法子英辩护律师的俞晞回忆，法子英不关心案情，询问最多的还是劳荣枝的情况。他最后一次见法子英是在他被执行死刑前。法子英向俞晞最后一次询问劳荣枝是否归案。在这之前，他已多次向俞晞询问，始终没有得到回应。权衡之下，俞晞告诉了他，“还没有”。听后，法子英笑了。这是俞晞唯一一次看到法子英表露情绪。

法子英曾告诉俞晞：“你不要看我这样，我也有温柔细腻的一面，不光是打打杀杀，那是个武夫。”

劳声桥记得，劳荣枝曾经对他说过，法子英对她很好，甚至愿意为她付出生命。

庭审现场，劳荣枝所描述的法子英，则全无温柔男友形象，而是彻头彻尾的恶魔。

劳荣枝说，与法子英相处的几年，自己先后为他堕胎四次，“我不是既得利益者，而是受害者”、“我一直受他胁迫，是法子英的性侵工具，也是他的赚钱工具”。

劳荣枝回忆，一起逃亡时，两人开销很大，一天要花费200块钱左右。法子英“人很懒”，冬天的时候常常躺在床上一整天，“所有的抢劫都是在夏天进行的”。法子英爱打麻将，常把劳荣枝反锁在屋内后扬长而去，打麻将一晚上就输一、两千块。

法子英不时掐着她的脖子，对她进行殴打，导致劳荣枝被打成颅骨凹陷，身上多有淤青。劳荣枝坐班的夜总会要求穿短裙，但因腿上常常是青紫的，她只能穿长裤上班。

不过，劳荣枝在庭审述说的部分细节还是能印证二人感情甚笃。

“我要分手他不肯，他要分手我又不肯。”庭审现场，劳荣枝说到这里，略微停顿，随即又补充说，“他经常打我、骂我，我没有任何自由。他还要接送我上下班，给我做饭，我说我打车去（上班）他也不同意。他允许我坐台，但不允许我在外过夜”。

独自逃亡后，她看新闻才得知法子英的结局，“我当时很开心，感觉是为民除害。”

公诉人在庭上出示的证据似乎也证实，二人间存在着某种更为复杂而紧密的联系。

公诉人称，1996年南昌案发后，在受害者熊起义的家中，劳荣枝不仅明知放任受害者死亡，而且担心指纹留在现场，还对法子英说“不如一把火烧了这个家”，但这一行为被法子英制止。

两人逃离案发现场后，法子英面露后悔神色。劳荣枝很看不起这种“做了又后悔”的态度，把法子英骂了一顿。对此，劳荣枝当庭辩解称，自己当时带着情绪，“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

这是二人首次作案。此后，两人陆续流窜广州、常州、南宁、厦门、东营、黄梅等地，每到一地，就由劳荣枝坐台谋生。

18岁的小学老师

庭审前，劳荣枝在南昌的看守所里度过了46岁生日。

1974年12月14日，劳荣枝出生在江西九江市。父亲是九江石油公司的消防员，50年代从一江之隔的湖北黄梅县迁入九江。劳家共两子两女，劳荣枝年纪最小，比二姐劳国枝小2岁。

那时，石油公司周围还是大片农田，厂区内部还有专为职工及子女设立的医院和学校。这是一个让外人艳羡的家庭。“每到过年，石油公司发的水果吃都吃不完。”劳声桥回忆。

这也是一个高度自给自足的生活环境，同事们住在一起，彼此熟识，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成为大家的谈资。

“我们一家人‘出了名的老实’，住在郊区，从来不到市区玩，生活很单调。”劳国枝说。

80年代中后期，劳荣枝的大哥、二哥相继参加工作。在二哥眼中，劳荣枝从小听话、懂事，学习成绩不错，“姐姐穿过的衣服留给她穿，她也从来不说”。

1989年，15岁的劳荣枝初中毕业，中考成绩足可以上九江市重点高中。“读高中，也不见得就能考上大学。中专出来当老师蛮好，包分配。那时候，（大学）录取比例很低。”劳荣枝听从了劳声桥的建议，选择了九江师范学校的幼教专业。

开学那天，劳声桥骑着自行车带着妹妹去报到，“她就坐在自行车前杠上，后座上放着被褥、脸盆和塑料桶”。

在当年同学们的印象里，劳荣枝长得漂亮、身材好，喜欢唱歌跳舞。邻居们评价，劳荣枝气质挺好，“也很阳光，喜欢打扮，挺时髦”。劳声桥则说，妹妹不爱化妆，也很少买新衣服。

1992年，劳荣枝中专毕业，顺理成章地进入九江石油化工公司，成为下属子弟学校的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每月工资两、三百元。

参加工作那年，她才不过18周岁。给学生上完课，她还时常被上级领导叫去跳舞，有时候要到凌晨一、两点钟才回家。劳声桥觉得，正是那段经历让妹妹的心思开始“活”了。

1994年，在一场同事婚宴上，劳荣枝偶然结识了比自己大10岁的法子英。当时，法子英已经成家，并有了女儿。好勇斗狠的法子英在当地“小有名气”，诨名“法老七”。

那次婚宴结束后，法子英骑着摩托车把劳荣枝送回了家。两人由此正式开始交往。

摩托车在当时还算是稀罕物，但劳声桥说，妹妹绝不可能受一辆摩托给诱惑。劳家的孩子都参加了工作，生活水平比一般家庭好上不少。

劳荣枝的姐夫就有一台花了七、八千块钱买的摩托车，很少骑，经常放在家里。俞晞说，法子英曾述，劳荣枝有“英雄情结”，很崇拜他敢于打打杀杀。

在旁人看来，法子英身材矮小，面相丑陋，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和劳荣枝不登对。劳荣枝的父亲曾让劳声桥去法子英曾经工作的单位打听，但也没探出个究竟。

那时，劳声桥有下海做生意的念头。据劳声桥回忆，劳荣枝曾对他说，法子英的姐姐是当地五交化公司的经理，他哥哥也认识不少人，可以让他们帮忙找个门面。

两人交往尽管遭到家人反对，但妹妹年纪大了，也不好干预过多。此后，劳荣枝回家的次数渐渐变少，家人常常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1995年，子弟学校将被撤销的传言满天飞。劳荣枝借着机会停薪留职。家人反对，反复劝阻，但还是没能改变劳荣枝的决定。临走前，劳荣枝告诉二哥，她和朋友一起去深圳做生意。劳声桥不知道妹妹口中的“朋友”，就是法子英。

“当年，我20岁出头。法子英诱骗我停薪留职的时候，我刚刚21岁，只知道外面的钱很好赚。”劳荣枝带着毕业证去找工作，法子英不让，而让她去坐台。两人去深圳，随身带的6000块钱一个月就花完了。法子英就让劳荣枝坐台赚钱。

“法子英控制、利用我，（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受着折磨。我忘记了我的家人，我对不起我的家人。”劳荣枝自称，“不想做这种龌龊的事情，瞧不起这些通过不正当手段挣钱的行为”。

劳声桥认为，自从认识法子英之后，妹妹的人生就被彻底毁了。

“可以说我不优秀，但不能说我不善良”

逃亡20年，劳荣枝自认循规蹈矩，除了炒股没有一件事做错，“可以说我不优秀，但不能说我不善良”。

庭审第一天上午9时，两名法警押送劳荣枝进入审判厅。受限于疫情防控需要，劳荣枝家属及受害人家属均在法院内通过视频观看了庭审过程。

12月的南昌，阴冷潮湿。劳荣枝穿着青灰色菱格花纹棉服、圆领黑色毛衣，全程佩戴口罩，鬓角已有些许白发。

劳荣枝声音细软，一开始还带着一丝怯生生的味道，全程表现得体礼貌。每次被审判员要求回答问题时，劳荣枝都会说，“你好审判长”；结束后，也会说，“我回答完了，谢谢审判长。”

庭审现场，公诉人代表南昌市检察院指控劳荣枝涉四起犯罪事实，分别是：在南昌、温州、常州、合肥与法子英共同实施故意杀人、绑架及抢劫犯罪。

与法子英1999年时所受的指控相比，劳荣枝所受的指控多出了常州绑架案。劳荣枝称，这是她主动供述才作的并案处理。

劳荣枝及其辩护人对所涉抢劫、绑架罪的犯罪事实未作过多辩解，但否认致被害人死亡的情节，否认检察机关故意杀人的指控。

劳荣枝只承认，在法子英的协迫下参与了对受害者的绑架和抢劫，但不承认曾与法子英合谋杀死受害者。她并不知道法子英最后是如何对待受害者的。一直到合肥案发，法子英在出租屋将陆中明杀害，劳荣枝才意识到法子英原来真的会杀人，并被要求配合推动装有陆中明尸体的冰柜。“我和他隔着一个冰柜的距离，我害怕极了，看着他，毛骨悚然”。劳荣枝说。

第二日庭审上午，公诉人将全部证据出示完毕。殷建华的死亡时间成为本案的最大疑点之一。公诉人和辩护人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次交锋。

据公诉人出示的尸检报告，殷建华死于7月24日左右，而法子英则在7月23日中午已被抓获。据此，公诉人指出，劳荣枝有杀害殷建华的重大嫌疑。

劳荣枝说，自己是在7月22日晚上10点左右，趁法子英让她出去买宵夜的间隙逃跑，但无证据表明这一行为。

公诉人则认为这个说法并不成立，一是没有其他人证、物证可以佐证，二是如果劳荣枝如果是22号逃跑，法子英不会老老实实待到23号，再去跟殷的老婆拿钱的，“未拿到赎金就杀人是不具备合理性的。”最后一点是，法子英被捕后，劳荣枝有杀死殷自保的杀人动机。

辩护人称，尸检报告显示殷建华死于7月24日左右，准确时间无法判定，且尸体腐烂程度受环境因素影响大。法子英案的判决书显示，殷建华是法子英用铁丝勒死的，但铁丝、老虎钳、铁笼已无实物存在，无法进行指纹鉴定。没有生物学证据可直接证明劳荣枝参与杀害受害人，这是这几桩案件中共同存在的问题。

案发时间久远，公诉人出示的证据均为照片，作案工具已无法进行重新鉴定。据此，辩护人表示，检方指控的事实存在证据瑕疵。尤其是对其故意杀人罪的指控，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

劳荣枝对多个关键供述当庭“翻供”。

在此前讯问笔录的南昌案部分，劳荣枝曾四次提到“不如一把火烧了这个家”、“我没有考虑到后果，我只是想消灭掉指纹”等话语。

在庭审过程中，劳荣枝仅承认说过一次“放火”，其他的内容则是在接受讯问时，受“杭州保姆纵火案”影响，“临时发挥的”。

除此之外，在合肥案中，劳荣枝否认了此前在询问笔录中自己说过“杀一个人给你看”等话语，“我是不会说这种话的，我平常是一个给人传播正能量，远离负能量的人”。

劳荣枝还否认在合肥购买了旧冰柜，而此前她对此曾予以承认。她说，自己已经不太能记得清是不是自己买的冰柜了，“证人（的证言）说买冰箱的人是小眼睛，而我是公认的大眼睛。”

公诉人当庭表示，劳荣枝对关键问题存在逃避行为，她的当庭辩解是无力的，“劳荣枝，你当时已经25岁，身背5条人命。你说你自己对冰柜和字条内容不记得，现在又记住了一点。劳荣枝，你是否还能记得起更多？”

南昌市检察院公诉意见书认为，被告人劳荣枝为系列犯罪主犯，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其主观恶性极深，应当承担故意杀人罪、绑架罪、抢劫罪相应刑事责任。

辩护人表示，目前，证据是有缺失和瑕疵的，没有过硬的证据证明受害人的遇难与劳荣枝有关，也没有证据证明劳荣枝致人死亡。

在庭审现场，劳荣枝极力辩解自己受法子英协迫。她多次谈到，自己热爱生活，向往正能量，如有合法身份，会有非常好的未来。

多名观看庭审的人士称，在890分钟的庭审中，劳荣枝表现出与自身教育背景不符的法律素养。劳荣枝提到，法子英一直在营造出“多人团伙作案”的事实。说到这个词时，劳荣枝停顿了一下，随即解释称，“虽然我没有受到过高等教育，但是我热爱学习”。劳荣枝自述，常州案为她主动供述，在法子英案中“没有并案处理”。

在最后陈述环节，劳荣枝从棉衣的左边口袋中拿出几张纸，准备进行发言。

审判长打断了她：“能不能不要念？”劳荣枝解释自己文化素质不高，这些内容都是自己口述的。审判长同意她继续念稿。

劳荣枝向受害者家属道歉，称自己的道歉是“迟到了20年”，“我对受害者家属表示哀悼和深切的同情，希望他们安息。”“我承认自己有罪，我也愿意赎罪。”

“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不敢想任何人求助，也一次次放弃了投案自首的机会。1999年，我才24岁，我对生活充满向往，同时我内心也很恐惧，我害怕面对，所以我选择独自逃亡”。

说到这里，劳荣枝再次向受害者家属道歉，“对不起，虽然现在说这些于事无补”。

劳荣枝称，她2010年患上宫颈癌，2019年归案后，一直心灰意冷。她在被捕归案的时候感觉得到了救赎，之前一直不敢向所有人诉说自己的经历。

说完这句话，劳荣枝情绪激动，泣不成声。

提及父母时，劳荣枝再次痛哭，“2005年，父亲去世，我没有尽孝。如今母亲已80岁，也从来没有赡养过。我在家只做过两顿饭。一顿饭，鱼没有煎；另外一顿，米没有放水。”

“我经常（凌晨）2、3点不舍得睡觉，总觉得每天都是最后一天。”最后，劳荣枝以“请给我一个赎罪机会，一个改革自新的机会，回馈社会”结束了陈述。

近日，劳荣枝辩护律师对外发声，称劳荣枝要求法援律师介入。起初，她更多关心外界和媒体的评价和报道，“哪怕判无期徒刑，我也要求判我死刑算了”。经过16次会面后，劳荣枝的心态开始改变，求生欲变强，日渐关心案件进展，并主动要求案件公开审理。

3万元存款和10多万元外债

20年足够改变一个人。同样是女人，劳荣枝用20年伪装自己，活成了别人眼中“温柔、开朗、生活有品位”的女人。安徽农妇朱大红用20年侍奉婆婆，独自抚养三个子女长大成人。

1999年7月，陆中明为给刚上学的儿女筹集学费，离开家乡长丰县，前往合肥打工。此去不再复返。

朱大红今年50岁，只比劳荣枝大4岁，白发丛生，留海挡不住额头的皱纹。她身高约1.5米，素面朝天，着黑色长裤和皮鞋，背着深蓝色皮包。身上青色短款大衣，是小女儿过年时给她买的。丈夫被害那年，小女儿才只有2岁，大儿子也不过7岁。

朱大红和代理律师刘静洁坐在四名公诉人的背后，参加了为期两天的“劳荣枝案”庭审。庭审全程，朱大红只发言了两次，每次听到丈夫惨死内容时都忍不住双手抹泪。

1999年，陆忠明的尸体从冰柜里被发现时，现场没有任何可以直接证明身份的证件。当地警方在报纸发布启事，20多天了还无人前来认领尸体。

一开始，朱大红家对丈夫的失踪并未在意。好几天过去，陆中明仍然音讯全无。朱大红和家人这才前往合肥报案，警方拿出陆中明遗留在现场的木工箱，家人一眼辨认出。

“他是个好爸爸，也是一个好丈夫，从来不让我操心太多事。我只管带孩子，什么事都是他扛着。”在庭审结束的当晚，朱大红回忆说。

陆中明和朱大红“情感很好，没有矛盾”。“陆中明很尊敬别人，对人讲话很留余地。每次回家都是笑眯眯的，遇到谁，他都笑，三岁小孩子他都不得罪。”朱大红眼中的丈夫是本份人。

这20年，朱大红“过得很不容易”，“这两个杀人犯害得我母子几个好可怜。没办法，遇到‘鬼’了，没有办法。”陆忠明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朱大红不得不顶上，就像撑住家里马上要倒的房子一样。

“第一次到她家里去时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刘静洁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墙上裂了一条很宽的缝，缝里塞满塑料纸挡风。后墙感觉马上就要倒了，是斜靠在墙上的粗木在撑着。”

刘静洁找乡政府申请了一些免费的砖瓦，将陆家的屋子稍微加固了一下。随后，刘静洁又找到媒体帮忙报道，合肥当地的一家企业愿意解决孩子的上学费用。1999年，她们已对法子英提出过民事赔偿，但由于法子英没有钱，因此“法院判决免赔”。

丈夫没了，如何拉扯三个孩子长大是朱大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农村生活特别不容易，种田全靠劳动力。如果家里没有劳动力，一个女同志你就干不了。”朱大红回忆，“就说种稻灌溉，灌田的水明明你家也有份，我家也有份，但我家就搞不到。因为家里没有男人，人家就欺负你。现实生活中真是残酷。”

在农忙之余，朱大红还要出门打工，就这样过日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孩子看到家里的状况，也帮我下地干活。不像其他人家的孩子有父母宠着，我家孩子才几岁就要跟我下地栽秧”。

“我的苦、我的煎熬，都能烧到头发梢子。”朱大红哽咽着说，“那些日子，天都是黑的，看不到亮。”陆中明的死更给朱大红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劳法二人给我家重重一锤，让我的家成了一个破碎的家庭。我的人生，包括孩子的命运都被彻底地改变了。”朱大红没想过改嫁，“父亲走了，我是孩子的母亲，如果再放弃孩子，就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

朱大红认为，法子英犯罪就是家庭的环境导致的，所以她“不能让孩子成为没人管的孩子”。

陆中明被害当年，三个孩子还小，但左邻右舍也会跟他们讲“你爸爸在合肥被杀了”。朱大红一直没有向儿女讲述过多情况，“讲多了会伤心”。2019年11月28日，劳荣枝被抓后，儿女儿们通过新闻报道得知了更多细节。

两个儿子现在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朱大红开始着急，“如果丈夫还在，这个心不要我来操”。

至今，朱大红还欠着十几万元的外债。“钱都是从亲戚那借的，小孩上学、我前年动手术、修房子，都是借的钱。两个儿子都是初中学历，小女儿读书多一点，高中学历。”

劳荣枝被捕后，刘静洁代表朱大红依法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劳荣枝赔偿陆中明的丧葬费、死亡补偿费和子女抚养费等，劳荣枝表示愿意赔偿，但她只有3万元。

“劳荣枝说只有3万块钱，怎么赔？”朱大红说。朱大红及其代理律师认为，劳荣枝对于陆中明的死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求民事赔偿，且拒绝调解。

丈夫去世后的头几年，朱大红每隔几个月就去问刘静洁，“刘律师，劳荣枝到底抓到没有啊？”后来，朱大红开始有些绝望，问询的间隔也变长，但在陆中明每年祭日，依然会雷打不动地询问刘静洁。

朱大红20年的日子“看不到亮”，劳荣枝在庭上也称这20年逃亡生活“暗无天日”。

这一说法没有得到刘静洁的认同，“她天天没事遛遛狗、弹弹琴、画画、品红酒，过着高品味生活，想过那被杀的七条人命吗？”刘静洁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想过冤死的陆中明，还有他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苦苦挣扎在贫困线上吗？”

刘静洁为朱大红喊冤：“她没用过化妆品，没有听说过养生 ，她这二十多年一直为老人孩子操劳，唯独没有善待自己。”

劳荣枝归案后，她在厦门的男友称，在两人交往期间，劳荣枝谈起自己的过去总是一带而过，生活注重衣着外表，喜欢弹钢琴、画画，“在酒吧维系客人有自己的方式，因此客人非常多”。

“劳荣枝说自己善良，愿意帮助所有人，哪怕是不认识的人。如果有心，为什么20年来没有暗中给过陆中明遗属分文赔偿？”刘静洁脸色愠怒。

庭审结束后，刘静洁认为劳荣枝有“高超的反侦查意识”、“强大的心理素质”，“把所有罪过都推到法子英身上”。“我没想到，她这么能讲，有这么强的表演能力。她在法庭上面滔滔不绝，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刘静洁说。

没有人能真正窥见劳荣枝的内心。20年来，背负令人战栗的罪恶徐徐而行，隐姓埋名的劳荣枝生活在皇皇日光下，内心却如同最深最黑的夜，没有人真正知道：她因何快乐，为何悲伤。

对劳荣枝的任何解读，都难免落入无知的困局。太阳底下无新事，《白夜行》里，女主人公雪穗说：“我的生活里没有太阳，只有黑夜，但是有亮光替代太阳。”

劳荣枝的太阳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