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后,我和美国老公自愿丁克:收养三个中国女婴,帮她们寻找亲生父母(组图)
口述:兰妮
我叫兰妮,今年50岁,是一名美籍华人。
2004年,我远嫁重洋,从广州移居到了美国。
我的家庭情况比较特殊,老公是美国人,三个女儿都是从中国福利院领养的孤儿,一家五口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但我们之间比亲人还要亲,如果家庭也有幸福指数排名,那我家保准能排前几。
2006年,我们一家人在登山时的合影。
都说亲情是无私的,我和老公向来把孩子们当亲生的看待,一个挣钱养家,一个相夫教女,日子过得悠哉悠哉。
我从来不跟女儿隐瞒她们被收养的事,还让她们看领养时的录像。
也许是年龄太小,她们在六岁之前从未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慢慢懂事后却有了身份认同的困扰,特别想知道自己的根源在哪。
于是,我决定帮她们寻找亲生父母。
我已经十几年没出去工作,当完全职妈妈又当家庭主妇。
01
我总觉得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某些事好像注定会由某些人来做。
帮女儿寻亲,对我来说就是如此,像是在重新改写自己的童年——小时候的我和女儿们一样,也曾离开原生家庭,被别人领养。
我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父母都是生活在广州郊区的农民。
当时重男轻女比较严重,为了传宗接代、养儿防老,没有几家不想生个男孩。虽然我家穷得经常连下锅米都没有,但爸妈还是“搏”了一次又一次。
结果,我妈连生了六个女孩,在最后一个孩子因病夭折后,才因为伤心体弱不再生育。
我家的老房子,当时满满当当住了一家七口。
村里人都知道我们家有“五朵金花”,一些人见到我爸总开玩笑,说你生那么多女儿不如过继一个给我。
也许是因为实在养不起,同时还想再“搏”个儿子,爸妈曾先后把我大姐、二姐和我送人。
大姐被过继给我爸在广州城区的一位好友,后来她不小心打死一只鸭子,怕养父母怪罪,死缠着我爸要回家,到家就再也不愿意回去了。
二姐被送养的人家要去新疆定居,来我家领人时,二姐听说以后不能吃米饭只能吃窝窝头,哭着闹着不肯走。
爸妈又一次心软了,没舍得送走她。
我们姐妹几个的合影,大姐出嫁后很少能和我们聚在一起。
我小时候懵懵懂懂,只听说两个姐姐曾被送人,却一直不知道自己也被送养过。
直到上了中学,我发现隔壁班的一个班主任总盯着我看,回家跟我妈说起这事,她才告诉我这位老师曾经收养过我。
那是在我出生后不久,老师找到我家说想要个女儿,爸妈觉得老师家庭好,就让他抱回去了。
过了几个月,我爸找到老师商量能不能不改我的姓,人家不同意,我爸本来也有点舍不得,就又把我抱回了家。
我早已忘记当时听到这番话自己是什么反应,成年后再和父母谈起这件事,倒一点不怨恨他们,只觉得父母用心良苦。
童年熬过的那些日子实在太苦,所以我很能理解父母把我们送人的初衷:不是不爱,而是希望孩子有一条更好的生路。
我后来早早踏入社会打拼的经历,恰好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1987年,在广州打工的我。
02
由于家里条件不好,17岁那年没考上重点高中的我决意弃学,独自离开家乡来到广州城区。
没有文凭和工作经验,我处处碰壁,最终还是在父亲好友的帮助下进入一家酒店做服务员,月薪只有120元。
为了改变生活,我只能努力追赶,下班后经常要走路半个小时或挤公交车赶去夜校,上各种各样的职业学校班来充实自己。
年少轻狂的我也曾经迷茫过,不知何去何从。
我曾换过好多份工作,打字员、电话接线员、电脑输入员,文秘......
1996年,厌倦了工作的我重新走进校园。
那年学外语比较流行,我在中山大学报了一年制的日语班,想着以后可以当一名日语翻译,毕业后,却阴差阳错地做起了生意。
我拿着跟亲友借来的几万元,在旅游区开了家工艺礼品店。
后来发现来店里经常有欧美人光顾,其中有很多是来中国收养孩子的家庭,为了能和他们交流,我又自学了英语。
1996年,我在中山大学校园里的留影。
我现在的老公,就是礼品店的顾客之一。
他那时订了张油画肖像,寄货的时候我们互留了邮箱。
之后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邮件,他说自己要和美国朋友来中国参加义工活动,知道我会英语,想请我当临时翻译。
这是善事,我很爽快地答应了。
我在工艺品店的照片,当时雇有两名店员,所以我的时间比较自由。
交流中,他告诉我此行来中国是因为了解到福利院没有空调,所以和其他国外收养家庭一起来捐赠。
我当时挺不理解,孩子都领走了怎么还管福利院缺不缺钱,这些外国人也太善良了吧?
聊着聊着,这个美国男人还坦然地跟我谈起了他和前妻的婚姻故事:
他们俩都认为地球人口过多,对环境造成负担,所以共同决定不生孩子。
三十多岁时,他自己跑去医院做了节育手术,和妻子一起到中国领养了一个九个月大的女婴。
因为观念不和离婚后,他又独自收养了第二个女婴。
相处中,我了解到他的为人,也理解了外国人在养孩子和做公益上的观念,心里很是敬佩。我们之间的陌生感越来越小,不经意间陷入了一段浪漫的跨国恋爱。
为了追求我,他每隔两个月就从美国飞过来一趟,好几次大早上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前,让我很感动。
认识他的时候我已经32岁,三年前就靠自己在广州买了房。当时追我的男生不少,却都是擦肩而过,我这个人在感情上又比较执着,本来已经想好孤身一生,结果他的出现让我改变了主意。
2003年,热恋中的我们在云南泸沽湖旅游。
03
2004年,我跟老公在美国举行了婚礼,回国探亲时还是会一起去福利院做义工。
有次我们在一家福利院参加捐赠,院长组织孩子们表演唱歌,其中一个小女孩唱的是《小燕子》。
我觉得她好可爱啊,不理解她为什么三岁多了还没被人收养?
当时我就动了心思,想带她回家。院长劝了我,说这孩子有癫痫病。
我和老公都觉得没什么,坚持走完领养手续,2005年把孩子带回了美国。
幸运的是,后来她一次癫痫也没犯过。
为了让老三和她的两个姐姐了解自己的身世,每年,我都带她们参加领养家庭聚会,和其他小孩一起过中国春节,让她们知道自己根在中国,身体里流淌的是炎黄子孙的血脉。
三个女儿在放风筝,我告诉她们,“无论你能飞多远,都别忘了你来自何方。”
稍微长大一些后,她们意识到肤色和身边人不一样,甚至和自己的爸爸也不一样,特别想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老三的反应最强烈,有一天她突然很生气地跑到我面前质问:你为什么把我丢在福利院?
你知道被抛弃在福利院是什么感觉吗?听到她的伤心责问,我才知道原来孩子误解得这么深!
她对领养没什么概念,还以为是我丢了她,后来又把她领回家。
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要帮三个女儿寻找亲生父母,哪怕只是见一面,看看彼此长得像不像也好。
老三的捡拾证明上写的是她是在民政局门口被发现的,我联系上了福利院的院长,却没能得到更详细的信息,后来又想办法联系上老三曾经待过的一个寄养家庭。
那家人如实告诉我,孩子是他一个亲戚的女儿,当年听说孩子去福利院会被外国人领养,将来能上好大学,他才瞒着老三的亲生父母悄悄把孩子送了进去。
寻亲途中,我在村子里张贴的启事。一听我在找他们,那对夫妻立马同意见面。
和老三相认的时候,他们哭得很厉害,解释说当年是因为没生出男孩又不想结扎,只能把孩子送到亲戚家,后来被送去福利院的事压根不知情。
老三虽然没有哭,但很理解他们,她终于明白了自己当时并不是被故意抛弃,回到美国后整个人自信了很多,也变得更爱笑了。
直到现在,我们一家还和老三的亲生父母保持联系,每个月都会约时间打视频电话,聊聊最近过得怎么样。
孩子们中文不太好,我就在旁边一句一句翻译。
看到老三找到父母,老大和老二也有点眼馋,寻亲心情更急切了。
可惜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结果,离成功最接近的一次,我通过DNA比对发现了老二的一个表姐,偏偏那个女孩也是被领养的,所以找到她也还是找不到亲属。
我带女儿们(前排左一至左四)参加领养家庭群体举办的夏令营活动。
有寻亲想法的,不只是我的三个女儿。
1992年中国开放涉外收养渠道后,很多福利院儿童都拥有了海外家庭。
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也都想知道“我来自哪里?”,渴望见到亲生父母。
有些外国领养家庭听说我在帮女儿寻亲,而且既懂英语又懂中文,就把孩子的领养资料发给我,托我帮他们打听。
最开始找我的都是领养家庭团体里的熟人,虽然我也有想到寻亲很难,但还是想帮他们,反正也要回去给女儿寻亲,顺带帮忙看看也没什么,我就都答应了。
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我(右三背包者)去了很多山村走访,向村民打听弃婴信息。
04
2004年,我第一次帮别人寻亲。
求助人是一个被领养到美国的江西女孩,按照收养材料上的地址,我找到了一位住在村里的老人,收养材料指明就是这位老人捡到的孩子。
见面之后,老人跟我说了实话,孩子其实就是他的亲孙女!原来当年他是因为想要男孙所以把孙女送去了福利院,假装是自己捡的弃婴。
这之后,我手里又攒了六七十个江西地区的寻亲线索,第二次回国寻亲,我竟然成功找到4个。
当时很意外,帮别的家庭团聚也没想象的那么难嘛。后来我就知道自己错了。
因为国内很多人根本不理解我在做什么,沟通起来太难了。
记得当时帮一位在西班牙的中国孩子找到了父亲,那个男人情绪很激动,说当年明明是隔壁村的哥们说亲戚要收养个女儿,他才把孩子抱给对方,怎么可能会到西班牙?
他一直在质问我,好像是我卖了他女儿,怎么解释都不听。
报纸上的弃婴认领公告,除了身体原因,还有很多是送养之后被转手送进福利院。
我接触到很多中国父母都是这样,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孩子已经被外国人领养,即便找也是在国内找,这就像在淡水湖找一条海鱼,怎么可能找得到呢?
很多父母知道DNA,但实际上了解有限。
他们不知道的是,即便两个样本只有第一代表亲、第二代表亲关系,国外的一些机构也能检测出来,而国内大部分机构仍然只能进行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直接配对,和海外的数据库也不相通。
所以我经常要说服父母一方做DNA采样,再送入海外库进行比对。
万一孩子的DNA已经在库里,一下不就对比上了。
寻亲途中,我陪领养家庭一起在医院找线索。
为了确认孩子在不在国外,我简直把自己锻炼成了侦探。
听说福利院在送养孩子之前,都会给孩子刊登一份寻亲公告。
找到这些信息说不定能帮到忙,为此我走过全国19个省、3个直辖市,去各种报刊杂志上“寻宝”。
我每年回国两三次,每次回国待五个星期,除了和家人短暂相聚,剩下的时间几乎都用来做这件事。
哪个地区有领养儿童到了国外,我坐火车、转汽车也要去。
老公留在美国照顾女儿没办法陪我一起,每天要打七八个跨洋电话,就怕我遇上危险。
皇天不负苦心人,十几年跑下来,我收集记录了十几万条信息,回美国后再亲手输入到电脑上建了个数据库。
里面详细记录着大量弃婴的出生年份、失散年份、地区、身体特征等等。
虽然这些信息不一定完全属实,但如果能找到某个孩子,确认他的出生年份、入院时间和捡拾地区,再对比有相似经历的海外弃婴,我还是可以推断出孩子被收养到国外的可能性。
我收集到的报纸,上面登满了弃婴认领公告。只要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可能在国外,我就会给父母一方寄去DNA采样容器,他们只需要吐口唾沫,再封好寄给我们等待配对结果就行,连邮费都不用出。
这笔钱也不是我来出,而是成百上千个海外收养家庭在分担。在美国,几乎每个地区都有收养家庭团体。
为了支持寻亲事业,他们每年都会通过募捐的方式筹集资金,一家捐几美元到几十美元不等,聚少成多。
然而,即便有这笔钱免费支持寻亲,要说服一些父母配合做DNA也很不容易,他们有的失望过太多次,有的是被骗怕了......
05
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我说的,有的不听完就认定我是骗子,直接将我拉黑,还有的甚至要报警抓我,真是气得我没话说。
前不久,我又一次被寻亲者删除好友,他认为我在冒充华人。
今年6月,我帮浙江衢州的一位父亲找到了失散25年的女儿。
她女儿生于1995年,而我接触的几位来自衢州地区的弃婴也都是同一年份出生的,所以判断她们极有可能是同一批被领养到美国。
一开始这位父亲怎么都不信我说的,坚信自己孩子在国内,他觉得多年前就已经做过DNA,没必要再做一遍。
我反复劝了七个月,又发动已经寻亲成功的人现身说法,他才同意重新做DNA采样送入海外库,没想到几天后就配对成功。
原来三年前,他的女儿就因为对自己根源感兴趣,将DNA入了海外库,但当时并没有和亲生父母相认的打算。
配对成功后,我花了很长时间讲述她父亲的情况,她最终同意和父亲视频,还计划疫情之后见面。
七个月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我打心眼里为他们父女高兴。
这是衢州本地媒体采访我的画面截图。
十几年来,我总共帮助了近200个海外弃婴和中国家人团聚。
寻亲成功后,经常有人发红包给我,我一概拒绝,告诉她们我是义务寻亲,不收费。
有人以为我特别有钱,或者嫁了个富豪老公,所以才做志愿者。
其实并不是,我一直在家当全职妈妈,老公只是一家公司的普通职员,每个月工资4000多美元,养活一家五口,我们完全是普通家庭。
这些年做下来,我也会累,经常疲惫不堪,心情总是不自觉地跟着寻亲进展“坐过山车”,时而哭时而乐,导致常年失眠,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有时候我都问自己:干嘛要做这个,图什么呢?
老公和女儿觉得我和他们相处时间不够,经常把我的手机藏起来,他们支持我做这件事,就是觉得我花费的时间精力太多。
我试过强迫自己一个星期不看手机,却从来没有坚持到底,因为每天都会收到一些家庭的寻亲信息,总忍不住要回复。
我在后院开辟的小菜园,现在得从繁忙的寻亲工作中挤出时间才有空打理。
以前,我是个热爱户外运动的人,现在几乎变成了“宅女”,还不得不放弃外出工作挣钱的大好机会。
我经常和女儿开玩笑,说你们三个都比我都有钱。
孩子们一边上大学一边在饭馆兼职,一小时能挣14美元,现在经济独立且都有自己的存款。而我因为常年做义务跨洋寻亲,完全没有收入。
我也想过像常人那样出去工作,做一份自己喜欢同时又能挣钱的事业。
但心里始终放不下寻亲这件事,因为我不做,那些家庭可能永远不会团聚。
虽然没有金钱和物质回报,但我还是收获了满足感和成就感。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相信有些东西远比金钱宝贵,所以我还会继续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