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示威年末不散 印度的三农问题与中国有何不同（组图）

自印度政府9月通过农业改革法案以来，农民示威便越演越烈。愤怒群众由旁遮普邦一路涌向德里，参与团体除农民工会外，也扩及运输工会的卡车司机们。继年初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动乱后，年末的印度再现大规模示威，莫迪（Narendra Modi）的第7年执政由此笼上阴影。

此次骚乱起于农民对三项农业改革法案的不满。政府在提高农民收入、活化农业市场的考虑下，规划了新交易平台，让农民直面消费者、免去中间商盘剥与税赋、打破邦际农贸壁垒，并辅以电子化交易系统，松动了过往的农产品市场委员会（APMC）与农业平台（Mandis）交易局面，引入了市场化力道。

然而这般信息传到农民耳中时，成了“政府将要废除Mandis制”、“Mandis所衍生的最低采购价格（MSP）制将不复存在”、“未来若有纠纷，农民个体在法院无法战胜大公司”等负面标签，政府尽管频频解释“Mandis制不会废除，只是让农民有更多选择”、“MSP仍会存续运作，但新制让农民有机会以更高价格成交”等，农民怒火仍从四面八方涌向了莫迪政权。

如此发展，一来受政党斗争格局影响，毕竟除了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JP）与Jannayak Janta党（JJP）外，多数政党皆支持农民上街抗议；二来莫迪此番改革动摇了多数富农、地主与中间人（arhtiyas）利益，更冲击各邦固有的农业保护主义，而对长年受剥削的农户而言，其已根深蒂固认为市场化为农民之大敌，双方因此一拍即合，促成此次示威。

截至12月30日，示威农民仍在印度首都周边扎营，并提出撤回农业改革法案、另立新法彻底落实MSP制、确保国家的常规采购系统不变、中央将农权归还与下放各邦等要求，明显是在农民示威的躯壳下，暗渡了地方邦、Mandis、APMC、MSP共构的政经权谋。农民团体虽于30日与政府展开第7轮谈判，却仍坚持己方要求。

印度身为世界第二大产粮国，可耕地面积高于中国，米麦年产量却仅有前者的三分之二，每公顷粮产量更不到中国二分之一。缺乏活力的大规模农业下，寄宿着大量贫困人口，折射出印度工业化程度缓步不前、高技术人口外流的窘境。莫迪此次虽想冲破结构束缚，却因中印在历史上的迥异发展，而注定要受重重掣肘。

土改的有名无实

综观中印近代农业发展，两国的首要差异，便在土地改革的实践上。

中国在近代有过三次“平均地权”的相关改革，分别是1950年至1953年的土改，1978年至1984年的“大包干”，以及1997年至1999年的“三十年不变”延包政策，其中土改更以极大的暴力化程度，完成了地权的平均化。根据统计，1950年土改初期，人口占比4.75%的地主掌握全中国近38.26%的耕地；1954年土改结束后，人口占比2.6%的地主仅有2.2%的耕地，人口占比52.2%的贫雇农，则握有全中国47.1%的耕地。

而土改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在于，其首先瓦解了农村行之有年的地主结构，进而大规模改造了中国的下层生态，不仅税赋与政令得较过往畅通，中央亦在“统购统销”与“集体化”的骨构下，自农村提取积累，推动了工业化进程。60年代起，政府又以“自留地”、“拾边地”、部分开放集市贸易等方式，逐步放宽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使其自集体化中渐次退出，并在80年代后，借农村的收入与市场崛起，带动了中国的生产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

然而印度虽也在冷战时期受苏联资助、推动土改，却未如中国般收效。1947年，印度自英国殖民下独立，国大党随即着手推动土地改革进程，于1953年成立了土改委员会，又于1959年1月通过土地限额制，意欲瓦解地主阶级。然而国大党此举首先就遭到了支持者拒斥，毕竟其成员本就以上层知识分子、殖民精英官僚、富农、地主居多，可谓从血统上就注定了土改难以贯彻。

其次，印度看似为统一大国，实则是独立性极高的各邦聚合体，中央政令推行极难贯彻地方。以1959年的土地限额制为例，各邦的土地限额规范互不相同，甚至还与中央反向而行，自定义例外条款，将诸多农场划为不受土改规范的化外地，不少地主甚至控告政府征地，诉讼经年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结果印度推行土改多年，最终只在名义上废除了英国殖民时留下的柴明达尔制（Zamindar system），看似打击了由中间人层层剥削底层农民的转租制度，实则是以补偿金形式，取消其在自有地外的征收权，但又允许其以“自营”名义保留大量耕地，使其维系了在农村的实质统治地位。

到头来，地主与富农的影响力仅被土改略为削弱，印度至今仍有86.2%的农民以面积不到2公顷的土地维生，不到人口1%的富农与地主却手握人均10公顷以上的阔野，坐拥几百公顷耕地的超级地主则成了农村之王，不仅有私人武装维持地方秩序，甚至保留行使初夜权的骇人旧习。莫迪此次改革虽未涉及土地分配，却引入了市场化力道，欲让农民略为挣脱各邦地主、中间人、富农的共同宰制，形同变相削弱了既有权力结构，自要遭遇抵制。

贫困人口成为工业化阻碍

而在农村转型上，中印的发展路径更是有所不同。

中国农村早期扮演了国家的发展后盾，既以己身喂养了工业化进程，更在城市化遭逢挫败时，化身蓄水池承接多余的回流劳动力，1960年代前后的“知青下乡”即是此一力道的时代反射。

然而经历80年代的乡镇企业就业、90年代的民工潮后，中国的城市改革逐渐停滞，农村过剩人口已难转移，但城市仍不断提取农村剩余。而相较过往的纯粹工业化，如今的中国农村还面临金融化过度榨取的新威胁，例如2019年的山东“合村并居”争议，其根源便是地方的严重债务危机，迫使政府借由征收耕地转为房产建设来缓解。与此同时，市场对农业主产品的需求亦同时下降，价格波动由此加剧，中国农民因而面临土地、收入的巨大压力。

但印度的农村困境却是另一种样态，那便是连推动国家工业化都有问题。印度虽有MSP制度，但其只保证了23种农作物的价格，且在现实生活中，其实践正如当年有名无实的土改，仅保障了6%的农作物售价，各邦之间又有农贸壁垒，多数农民仅能被迫承受区域内的大规模剥削。故在此次改革中，其展现了对市场化的极大反感，并要求政府立法彻底落实MSP制度。

此外上述现象导致农村底层极度脆弱，农村人口出生率又相对居高，无地无雇的农民数量因而飙升，贫困人口只能不断涌向都市，最终衍生出一片片黄赌毒蔓延的贫民窟。印度的现代化进程因而卡在两头压力间动弹不得：农村贫困人口众多，耕种方式仍有“人犁”这般原始途径，农产量增长缓慢，能供工业化提取的剩余自然就少；城市的贫民窟一来难以化入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来其占据了铁路、公路、河道旁的城市公有地，致使政府诸多工程窒碍难行，城市化与工业化可谓遭受双重围堵。

对中国而言，历次改朝换代多发自农民革命，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当是立国之本，在12月28日至29日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席习近平便强调“解决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更提及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落实耕地保护制等重点；于印度来说，农业改革应是推动国家现代化的第一步，然而印度受限历史遗留的结构障碍，这条改革之路，势必要走得更为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