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制剧变2020：至关重要的历史转折之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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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后修例时代的第一年，这一年注定将成为香港政制演变的重要分水岭。

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可以视为香港回归以来各种社会矛盾与不满情绪积聚，并在一个偶然的社会热点诱导下呈现剧烈爆发的社会事件，它对香港社会秩序产生剧烈的冲击。

同时，这一事件也促使香港和北京更清晰地意识到香港管治的危机，尤其是在反思“一国两制”实践层面上的——反修例运动被外界炒作为“一国两制”实践失败的象征，其实就是基于这一逻辑。

于是，2019年秋，中共率先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释放信号：“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必须做出应时的改变，它从来不是禁锢的“教条”。在如何发挥这一“创造性”的制度设计上，可操控的空间本来就不是从一开始即完全限定的，而是可以而且需要不断丰富、改进、完善的。

事实上，从2020年新年伊始已经退居“二线”的骆惠宁突然被“非常”任命为香港中联办主任开始，甚至更早前，北京的动作便已开始。在北京的积极介入下，“一国两制”在“一国”方面被赋予了更积极的意义，而“两制”的香港“一制”则同样在悄然生变——而且，这也大约只是起步阶段。

这一年，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不再是面对汹涌的反修例骚乱一退再退，而是“重拾信心”。在11月份接受媒体采访时，林郑自称当时在“不应有的压力下”以及外界对她的家人“人身攻击和恐吓”下失去信心，但她现在已恢复自信。她并坚信比以往更有决心，发誓“不会让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缺口”。

但是，伴随着林郑的争议和质疑不会就此消失，当然，这甚至都并不完全只是林郑个人的问题，而是作为新生事物的“一国两制”在现实实践中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香港特首，并且如何使之“行政主导”制度设计合理、有力的问题。

早前，香港政制之改革多聚焦于特首的产生办法——这当然是积极重要的，但是也同时要思考，香港特首产生以后怎么履职？为什么香港特首明明已洞察系统性的危机迫近，日积月累的矛盾在滋长，却难以有所作为？这实在是一个深思的制度设计问题，而不仅仅是今天林郑是否重拾信心的问题。

特首之下，整个香港管治团队都在动作。

鉴于事实上香港公务员团队中已出现突破“政治中立”原则的实情，香港特区公务员事务局于2020年10月发出通告，要求所有在2020年7月1日或之后加入特区政府的公务员宣誓或签署声明，作为聘用条件的一部分。公务员事务局会在短期内公布有关要求现职公务员签署声明的具体安排。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3,000名新入职公务员参加了宣誓仪式，“确认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12月16日副局长和政治助理宣誓仪式，全体12位副局长和14位政治助理参加；12月18日，常任秘书长、部门首长和属首长级薪级表第6点或以上的公务员参加……

这当然并不仅仅是“象征仪式”那么简单，背后是“拨乱反正”——特区公务员并非一般劳务雇员，而是具有政治属性的公务人员。

这一年，香港新一届立法会选举被延期至少一年，动荡却最大。持续不断的“揽钞”让整个立法会陷入瘫痪，反对派势力在北京的介入下或被捕或主动请辞，基本被逐出这一届立法会。一度有消息称，鉴于反对派的“斗争策略”已触碰底线，北京将做出反击，甚至让香港民主化进程倒退回10年前甚至更早，重启稳健的保险的民主化路径，以打击并最终逐出持激进“港独”主张的反对派力量。

尽管这一传闻未有结果，但事实上它反映了一个现实：原来的立法会需要改造，规则需要改变，香港若无力落闸阻挠“港独”登堂入室，那么北京则会动手。

事实上，最为棘手的是香港司法体系所遭到的冲击。因为殖民地传统，它曾经自认从不隶属于任何政治势力，也以超然的姿态扮演着裁判角色。不过，这种自我身份定位以及在反修例运动中的作为早已引起北京的不满，更显而易见的是与当下香港社会的管治现实不相匹配、难以适应。

外籍法官聘任制度虽然只是枝节的——当然其严重性并非微不足道，但已很能说明问题。当英国外交大臣威胁香港因为港版国安法的问题而将考虑不再让英国法官担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时候，这就暴露出了一个关键逻辑悖论——原来所谓香港司法的超然地位是虚幻的，因为外籍法官的存在，它随时可能沦为国家间进行要挟的政治工具。

归根结底，香港当然惯性地希望继续殖民主义时代的管治秩序，“一国两制”虽然承诺继承其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全盘接纳”。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没有什么是完美的，既然有改进的空间，为什么要故步自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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