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澳洲华人的跨文化跨族裔婚姻（组图）

除她之外，ABC中文的《直播澳洲》节目还邀请到了两位不同背景的华裔女性及一位华裔男性，一同分享他们的跨文化族裔婚姻。

专门研究华人跨文化婚恋的王盼博士在一份即将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新移民倾向于选择同种族、同文化的人结婚。

很有意思的是华人女性嫁不同背景的男士的比例远高于华裔男性娶非华裔女性的比例。

王盼博士说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很多跨文化通婚是再婚，尤其是有孩子的人士。这些女性在中国可能会受到歧视，而外国男性却不在意这一点。”

她说在很多西方男性眼里，亚裔女性的刻板印象是温柔、贤妻良母型的人，因此受到青睐。

“还有就是在中国文化之下，男性是一家之主，不应该轻易离开故土。甚至有些中国男性是大男子主义，西方女性受教育相对要高一些，收入高一些，性格又开放一些，性方面又相对开放，那么中国男性在西方女性面前，他会感到一些压力。”

她说中国男性在西方媒体描述中缺少一些男子气概，又没有西方男性的高大、强壮、经济条件好的预设，可能无法驾驭“独立、强势”的西方女性。

但是，近些年来，中国男性娶外国女性的比例也在逐步提高中。

“真正幸福的婚姻是不存在文化差异的”

“我觉得王盼博士说的西方女性比较独立、强势，真是这样。我的老公就特别指出了这一点，认为和中国女性相比，我是非常与众不同的。”

白丽莎说最初她不存在非华人不嫁的心态，只是缘分让她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半。

他们两个人一个从美国，另一个从澳大利亚到中国，用白丽莎的话说就是两个起点不同的人，旅途的终点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南京。抵达中国，在机场转机时二人相识了，之后就相恋、相爱了。

“聊了之后，我们发现彼此有很多相同点。关键是他人高马大，又很帅气。老实说我是被他的外表深深吸引的。”

她说虽然两人都能流利地讲对方的语言，也都有在彼此文化中生活的经历，但是文化差异还是少不了。

白丽莎特别谈到送礼这个习惯。

“我老公每次去见我的父母、朋友都要带着礼物去送给他们。其实人家根本没有这样的期待，反而觉得有点儿奇怪。”

东西方文化对对爱的表达也很不一样。

“我的先生就会给我买喜欢吃的东西，不擅长讲出来，[而是]做出来。”

陈丹波在2013年与同是“1.5代移民（即：很小就移民澳大利亚）”的印度裔澳大利亚人马晓龙（Shannon Martias）喜结良缘。对她来说，起初让自己坠入爱河的是马晓龙这个人，而不是他是否来自非华裔背景。 

“刚开始我觉得会比较困难，因为我们两人除了文化、背景不同之外，还有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但是我们交往一个月之后就觉得自己找到了另一半。”

“这就是缘分吧。不论你是哪里的人，在哪里出生，文化背景和父母是谁，你在哪里读书，其实缘分就是上帝给你的。”

“就是因为爱上了那个人，而不是因为他是印度人，刚好我老公也符合我妈妈对我找对象的要求，他有三个硕士学位。”

王盼博士说缘分其实就是相同婚姻观、爱情观和价值观的完美体现。

目前，已经是三个孩子妈妈的陈丹波因为龙凤双胞胎的降生而搬回父母所居住的墨尔本。疫情之前，她的先生每两周驾车从堪培拉回墨尔本一趟，但是由于疫情爆发，马晓龙已经六个多月没亲手抱过自己的孩子了。

然而，陈丹波说两地分居其实并没有让他们越来越疏远，因为三个孩子是他们关系的纽带。

她说自己与丈夫同属于“1.5代”移民，在澳大利亚成长的经历让他们有共同语言，更容易培养感情，分享生活体验。

“我们的想法都很澳化了。思想、文化都很相近，而且了解彼此在想些什么。”

正是因为有着相同的经历和类似的文化习俗，她说他们夫妻二人都十分看重双方家人的认可。

王盼博士认为华人是否选择跨族裔婚姻和他们个人因素是有密切关系的。其中包括了英语能力、年龄、教育水平、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家庭背景和家庭对跨国婚恋的态度，例如，父母是否支持、以及社会环境等。

多年来一直活跃在政坛的台湾移民杨千慧也嫁给了一位非华裔老公。她说跨文化通婚与同文化婚姻都是一样的，人们必须以真诚相待的心态去面对对方，不可能一辈子演戏，扮演你本来不是的角色。

杨千慧说在与丈夫相识，成为男女朋友一年之后，她先生就被检查出了罕见的晚期淋巴癌。这对她来说是晴天霹雳。她说患难之中见真情就体现在了她的婚姻上。

“现在回想起来，也没有机会想太多，没有时间想太多。就是一个想法陪他度过这道坎，接受治疗。”

幸运的是，她的丈夫从病魔手中挣脱了出来。几年后他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并生下了一儿一女。

“说真的，这段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日子，人们无法伪装自己，对方看到的就是最真实的彼此。在最脆弱、压力最大的时候，人是装不出来的。看到的就是最真实、完整的对方。”

她说她与丈夫也没有明确分工，比如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当然，夫妻之间总会有不开心、拌嘴的时候，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刻意地想太多。谁是否做出了牺牲，而是觉得要面对未来，朝前看规划下一步。这才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

澳大利亚华人社区跨文化婚姻的情况一直都是一个研究课题。

十几年前曾任职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口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高级研究员的邱少燕（Siew-Ean Khoo）博士撰写了论文《异族通婚、融合、多元文化主义》（Intermarriage, Inte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这篇论文指出，一般来讲，移民定居澳大利亚代数越多，与其他民族融合、结婚的比例就越高。

她以华人社区为例介绍说：第一代华人移民，只有10%到20%与异族人士结合。然而，到了第二代，这个比例有了急剧的增加。第二代华人移民的异族通婚率达到40%到50%。

邱少燕博士曾表示让她感到更为惊奇的是，定居澳大利亚第三代或是更多代的华人，他们与其他民族的通婚率与欧裔旗鼓相当。

目前任职墨尔本澳华历史博物馆首席执行官兼董事会副主席的王兴乡先生是澳大利亚第四代华裔。他的妈妈是第三代，而爸爸则是第一代。在婚姻问题上，他的爸爸曾极力反对他与澳大利亚人结婚。

“我认为那些对自己文化很自傲的人认为跨族裔婚姻会稀释原来文化，我父亲就曾告诫我不要与我的太太结婚，因为她不是华裔。”

但是他说自己与澳大利亚人在一起才不会感到有隔阂。

“在我小时候，我从来没和华人在一起过。我在墨尔本上小学，一个900人的学校里，我是唯一的华人。我那时从来没见过与我同龄的华人。我在一个西方社会长大，在我小的时候，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华人。与华人结婚是很困难的事情。”

他说他的婚姻只能说是跨族裔通婚，而不是跨文化通婚。

他说，自己的兄弟听从了父亲的要求，与在[昆州]汤斯维尔出生长大的华人结了婚。因为他们双方都是在澳大利亚长大的华人。

王盼博士认为王兴乡一家的例子不特殊但也不多见，可以说是少数华裔在移民国同化过程的一个结果。

邱少燕博士的研究还发现，异族通婚生下的后代对澳大利亚的人有着更强的认同感。他们经常用澳大利亚人来形容自己。

她发现随着移民澳大利亚代数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认定为是澳大利亚人。特别是异族通婚家庭里的子女，当他们的家长有着不同的民族背景，数据显示这些混血儿更倾向认为自己是澳大利亚人。

她说语言保持能力与民族认同感随着时间的变迁，逐渐地被淡化了。第三代移民虽然还有保留着民族认同感，但是他们的民族语言的表达能力几乎没有了。第三代以后的年轻人有着更为广泛的与不同种族人士接触的空间。

王兴乡先生说多元文化主义应该体现在人的层面上。

“现在，世界越来越融合在了一起。不同文化的我们都通过跨族裔通婚融合在了一起。我的女儿与意大利男子结了婚。我的小外孙刚刚出生。我的外孙有着意大利、华裔、波兰、英国血统。” 

澳大利亚华人跨文化跨族裔通婚史

澳大利亚华人跨文化跨族裔通婚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的淘金潮时期，当时大批华人来到澳大利亚淘金。

王兴乡先生说当时的异族通婚原因很多：

第一，当时华裔女性不多。他说在淘金潮及之后的时期，华人妇女没有来澳大利亚生活是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他们需要在中国照看他们的家庭。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在1853年，维州当时只有三名华裔妇女，却有2.5万华裔男性。

第二，那时，这些华工不是移居澳大利亚。他们只是到这里来打工，并把赚到的钱寄回国，最终很多人选择回国。他们没有计划拖家带口定居澳大利亚。与现在全家一起移民的情况迥然不同。

第三，那时华人有三妻四妾的想法。他们可以在中国有妻子，在澳大利亚也有妻子。他们也许在中国已经有家庭了，也想在澳大利亚有家庭。在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中，这是可以接受的。他的曾祖爷爷就曾与非华裔女性有过恋情，但是还是从中国娶了华裔女子来澳大利亚结婚。

他说，之所以华人多与爱尔兰或原住民女子结婚是因为那时在社会阶层的分级上，爱尔兰人、原住民和华人同属于低阶层人士。而英国人及其后裔则属于更高的社会阶层。低阶层人士之间的交集相对更多，在城市中，华人与爱尔兰女性结婚，而在乡村地区，例如西澳或昆士兰，更多的是原住民与华人跨族裔结合。

那时，华人的后裔（包括混血孩子）遭受了和他们祖辈一样的歧视，但是程度更轻些。那些华裔混血儿如果长相看起来像欧洲人的话，则可以生活得不错，这种种族歧视一直贯穿白澳政策时期（1901-1975）以及之前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