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老牌教育机构暴雷触发群体事件 谁该负责?
北京老牌教育机构优胜教育暴雷事件持续发酵。最新的消息是,北京朝阳区经侦分局已经刑事立案,优胜教育创始人兼董事长陈昊,以及多名高管已经被限制出境。但遭受损失的家长们,集体维权之后,依然陷入退费和复课无望的双重困境。
那么,谁该为优胜教育的暴力负责呢?首先,自然是优胜教育和其关联公司,以及创始人兼法人陈昊。虽然在10月14日,优胜教育进行了法人变更。工商资料显示,优胜教育的法人由CEO陈昊变更为唐芳琼,后者系陈昊母亲。
优胜教育(微博@优胜教育)
优胜教育的法人临时变更,目的显然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据悉,今年优胜教育集中出现了高达159起司法诉讼。因此,绝不能让陈昊“金蝉脱壳”计谋得逞,包括优胜教育在陈昊担任法人期间的资金流向,是否涉嫌诈骗,陈昊是否构成刑事犯罪等,需要公安部门调查清楚。
其次,教育以及工商部门等主管部门需要负起监管责任。2018年8月,中国国务院办公厅曾发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专项治理,绝大多数校外培训机构被纳入了监管之中。优胜教育就在其中。很多家长之所以选择优胜教育,也在于它有合法的办学资质。
但问题在于,教育以及工商部门在加强教育培训机构准入、审批、资质审核的同时,也需要更强力的监管。对于类似优胜教育变更法人,以及集中的司法诉讼,监管部门是否应该及时发现,作出预警,甚至采取相关措施,而不是等到爆发数千名受害者围堵优胜教育总部维权事件时,才后知后觉,开始介入。这是无疑是严重的失职。
更为重要的是,优胜教育暴雷背后,是中国中小学基础教育畸形发展状况和结构性矛盾的问题,更加需要政府部门正视。
一方面,教育部门不断强调为学生减负,全面发展,学校在学生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却越来越弱。以北京为例,中小学校一般下午三四点就放学,而这个时候绝大多数家长还在上班。曾经负责督促学生学习的老师角色不再,家长开始承担起老师的角色,“学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
2018年底,中国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简称“减负30条”),这被称为是第一个全面系统推进中小学生减负工作的文件,教育部门认为:明确了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家庭和政府各方的责任。但问题在于,美其名曰给学生减负,实际上增加了家长的负担。学生作业的批改,甚至都需要家长来完成,社交网络上很多中国家长抱怨,学校把孩子的教育都甩锅给家长,辅导孩子作业成为很多家长的梦魇。
另一方面,学生还是要通过考试来升学,以分数论高下。高考状元、中考状元都成为各个学校,甚至整个社会的卖点来宣传。面对这样的困局,家长们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求助校外辅导机构。这样畸形的现状和结构性矛盾,催生校外培训机构的野蛮生长,加上中国的教育等相关主管部门又疏于监管,培训机构暴雷自然是大概率事件。
10月19日,优胜教育北京总部被维权人群包围。(微博@每一寸光阴都拥有生命的质地)
政府部门应该调整思路,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尽最大可能解决中小学基础教育畸形发展现状和结构性矛盾的问题。这才是治本之策。否则,类似的优胜教育暴雷的事件还会不断发生。
据中国媒体《财经》披露,自2019年开始,中国国内就有32家教育机构“倒闭”、“跑路”。而这极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需要政府部门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