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地方政坛缺员严重 中组部面临怎样的挑战（组图）

本文转载自多维新闻，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8月中上旬，中南海高层依照往年惯例进入北戴河休假模式。不过中共政坛人事更迭的进程期间仍然在进行。比如陕西省委原书记胡和平7月被调入京后，于8月11日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被宣布担任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兼任中宣部副部长。

盘点近期省级地方常委级人事变动情况可以发现，中国大陆31个省级地方常委缺员明显，省市区地方党委常委满员应为407人，实有381人，缺员26人，其中11个是地方专职副书记一职。另一个现象是副省部级官员（包含但不限于省级地方常委）群体中从1965年前出生群体到1970年代后之间，出现了从1965年到1969年出生官员的“断层”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非比寻常的政坛现象？是中共对于自己官员系统的新老交替“另有布局”，还是专职党建与干部培养管理的中组部工作不够到位？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需要从中组部的用人标准以及其变化过程说起。

从“又红又专”到干部“四化”

中共建政之初，中组部提拔干部看重战功与战争年代工作资历。资料显示，1963年，大陆2,074名县市委书记中，76%参加过抗日战争，22%参加过第二次国共内战（1945年至1950年间）。

文革结束之初，中共官员年龄老化现象严重，复出的许多部门主官大多数已经是花甲老人。中共政坛呈现出“黄青不接，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一边推行废除干部终身制，一边将年轻官员的培养视为关系到“亡党亡国”的重大问题。最终演变为“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求。所以，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至中共十七大（2007年）之间，推行“干部年轻化”一直是中组部的重要目标。

在此期间，因为改革开放要努力推进工业发展，技术型干部开始受到器重。官员队伍中，有学历有文凭占比很快得到提高。到1988年，中国大陆各地方政坛1,655名正厅局级干部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的占56%，已超过半数；5,597名副厅局级干部中，这一比例更是达到64.6%。他们中的很多人被中组部选中，进入了后备干部名单，其中的佼佼者后来甚至成为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

20多年后的2009年，恰逢中共建政60周年，当年4月有统计数据显示，当时的中国省部级官员中“60后”逐渐增多（出生于1960年代的官员当时介于40岁到49岁之间），“60后精英”的说法在中共政坛出现。当时的河北省省长胡春华、湖南省省长周强等都是“60后精英”的典型代表。

数据还显示，从1982年到2007年，整个大陆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分别下降了8.4岁、6.8岁、5.7岁。同时，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机关干部占到88%，比1978年提高了78%。

“唯年轻化”被强行“刹车”

在干部队伍年轻化政策为中国改革开放注入巨大活力的同时，中共在年轻官员的培养选拔上的缺陷和弊端也开始被发现：干部年轻化在一些地方被演变为“低龄化”，一些年轻干部缺少基层历练，成从了家门到校门到机关（指政府机构）门的“三门”干部。官员选拔过程中违规用人、暗箱操作时有发生，跑官要官、拉票贿选、买官卖官屡禁不止。

这一负面趋势日益明显，引发中共高层的警觉。2010年12月17日的中国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批评：近几年，一些地方特别是一些县乡对官员任职年龄搞“一刀切”，45岁、50岁就要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不利于发挥积极性，也造成官员资源浪费。

习近平中共十八大上担任中共总书记之后，开始着手打破延续多年的政坛“唯年轻化”倾向。2014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这是该条例时隔12年后首次修订。对比细节可以发现，2002年旧版条例中的“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一般应当从后备干部中选拔”，在2014年新版条例改为“注重使用后备干部”。后备干部作为班子成员来源的条规描述发生变化。

2014年的新版条例不仅增加了“以德为先”原则，还对干部提拔做出了具体的硬性规定。比如，晋升县长需要5年以上的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大学专科以上文凭，以及在党校接受过规定时间的培训。不过条例同时允许，因特殊情况在提任前未达到培训要求的，可以在提任后再补课；被认为是“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可以不论资历得到提拔。

在此期间，中国各地方大员调动不再延续“唯年轻化”倾向，不少濒临退休年龄或已超龄的官员得以继续留用，甚至得到升迁。2015年履新的9位新任省级党政主官，有7位是年满或即将年满60岁的“老将”，且多数具有中央部门任职经验。比如现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1955年12月出生），在2015年已届副部级官员退休红线60岁时，从中共国安委办公室副主任升任常务副主任，实现从副省部级到正省部级的升级，仕途得以继续并在2016年调任北京代市长进而成为北京市委书记。和蔡奇同龄的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1955年9月出生）也是如此：在2015年从中国国家海洋局局长一职专任海南省长实现从副省部级到省部级的跃升，并在2017年4月更进一步成为海南省委书记。

省级党委常委会中的“高龄常委”也纷纷出现，2015年一批58岁的干部跻身省级常委班子。例如2015年6月，时年是58岁的山东省副省长于晓明（1957年7月出生）、57岁的山东省德州市委书记吴翠云（1958年9月出生）分别转任省委秘书长、省委统战部长。

多维新闻曾在《地方常委“老龄化”加剧 中共年轻官员迎新机》一文中统计发现，从2012年8月至2018年7月近6年时间，省级常委平均年龄再次增加了1.3岁。也就是说，从十七大前夕到十九大之后，中共政坛的省级常委们不但没有继续“年轻化”，反而是平均年龄届届递增，“老龄化”趋势明显。”

这种打破年龄红线的人事任命方式，为维护十八大之后经历反腐风暴洗礼的中共政坛起到了很好的稳定作用。但是官员“老龄化”显然并非中共高层的调整人事任命原则的目标。

“老将再出山”和年轻干部全链条机制

2018年6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提出“大力发现储备年轻干部，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养锻炼年轻干部，源源不断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轻干部。”并将之称为“关系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任务。

2019年年底发布的《2019—202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则对从中共中央到省、市、县各级党政领导班子配备年轻干部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健全优秀年轻干部选育管用的全链条机制。

但是年轻官员的培养并非一日之功。所以中共十九大之后，政坛并未出现年轻官员批量升迁现象。中组部在选拔、培养接班人上，开始倾向于更重视那些有大局意识、有能力总揽全局的干部。

2019年1月14日至15日的中国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中组部长陈希强调“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对前一年即2018年的工作总结则是“突出政治标准，激励担当作为”。2019年9月3日的中央党校秋季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所称“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是对这种要求的另一种表述。

多种因素作用之下，目前的中共政坛，出现了前文提及的地方省级常委班子缺员，以及“65前”老将和“70后”新兴齐头并进的现象。

典型案例是2020年1月4日，卸任山西省委书记一个多月的老将骆惠宁（1954年10月出生）突然被宣布担任香港中联办主任。2月13日，卸任浙江省委书记已经两年的夏宝龙（1952年12月出生），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外界对此分析多聚焦于中南海为了调整治港思路破格启用政坛老将，但是政治定力以及解决问题能力则是这种反常人事任命背后的主要因素。

除了骆惠宁、夏宝龙这样的“老将再出马”现象，地方政坛“70后”副省部级的调动也开始频繁。数据显示，从2020年年初至今，地方政坛已经有至少23名“70后”进入地方副省部级官员序列，其中，出生于1976年5月的任维履新西藏政府副主席，刷新了目前最年轻的省部级官员纪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地方政坛的副省部级“70后”总人数应不少于45人，其中5人进入省级常委。

目前的中国，正处在内有经济发展下行压力过程中意外遭遇新冠肺炎（COVID-19）冲击，外有推行“一带一路”难以绕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联盟的抵制。面对这样的内外困境，官员是否有足够的政治定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这种需求或者说要求，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中共政坛目前现象出现的必然性。从前文梳理不难发现，中组部对于此种现象并非不够了解，也并非没有应对。

一个可以印证此说法的信息是。2019年11月26日，有香港媒体披露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谢春涛此前一周出席中国记协“新闻茶座”时未公开的讲话称，“完全不担心，领导人的平稳、有序地更替问题”。在这个引起不少人注意的对话中，公众忽视了谢春涛讲话中十分重要的一个信息，他说“中共在选人用人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好的制度，党内民主也能得到非常好的体现。”

谢春涛举例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产生，指中组部会对候选人进行考察，考察内容包括收入、住房、家庭成员从业等多方面，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都会失去进入中委的资格。最终没有作为候选人提出的人选计有150多人，“知道这个数字我震惊了，有的人可能有问题，有的人不一定有问题，但是可能被更优秀的人比了下来。”

可见，目前的中组部在干部选拔过程中，政治底线和责任担当这两条考察线，不会因为任何因素而放松，哪怕是目前的中共政坛出现了年龄断层和官员缺位现象。

本文转载自多维新闻，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