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内七道争议性行政命令 显特朗普总统权力过大(组图)
美国疫情未止、救市措施已尽,当民主党与白宫在新一轮刺激经济方案上争持不下之际,特朗普8月8日就一连签下四份行政命令,以派发400美元额外失业补助(当中包括100美元由各州付出)、暂缓欠租逐离、暂缓预扣薪俸税、押后学生贷款偿还等四大项目补救,以凸显现已正式“放暑假”的国会无能。
对此,早在5月已在众议院通过3万亿美元救市方案的民主党人当然视之为不合宪法,毕竟动用联邦政府资金的权力在国会而不在白宫。对于特朗普的“越权”,几乎从无跟白宫唱过反调的共和党参议员萨斯(Ben Sasse)也出言痛批这是“违宪的烂渣”(unconstitutional slop)。
到了8月14日,特朗普也以《国防生产法》为由再签署一道针对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ByteDance)的行政命令,要求字节跳动在90日内卖清TikTok美国业务的所有财产和数据,并在卖盘后去除所有相关数据的复制本。
与8月6日分别针对TikTok和微讯(WeChat)及其母公司的两项命令一般,上述多项内外开弓、出于总统任期夕阳之中的政令,惹起重大争议,就给人白宫凭“圣旨”治国的印象,与美国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宪制原意似有出入。
特朗普多番签下备受宪法和实行层面争议的行政命令。(美联社)
难受制衡的独断
当然,总统的行政命令有其必要性,如果行政机关凡事也要国会过问,除了费时失事,行政立法分权也无从谈起。同时,行政命令虽有联邦法律的地位,但它也要受到宪法和国会通过的联邦法律限制,因此这种权力也并非无远弗届。
可是,立法与司法名义上的制衡要落实起来亦非易事。例如在国会共和党人不愿通过容许未成年非法入境者有入籍途径的法案后,前总统奥巴马2012年就签下“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DACA)的命令,以行政手段暂时达至法案的主要目的。然而,相关司法程序经年累月,连特朗普上任后企图取消DACA也困进漫长司法争端之中,至今DACA依然有效。
也许是出于行政命令的“方便”,历任美国总统也着意多加利用。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只用过八次行政命令,到了19世纪晚期,数百甚至数千项行政命令已渐成常态。自奥巴马总统任期以来,美国国内对于行政命令越权的讨论已愈演愈烈,可是传统共和党人曾一度以为会“拨乱反正”的特朗普上台以来却无改此势,甚至变本加厉。
本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以程序问题为由,阻止特朗普取消DACA,却没有争议行政机关有取消DACA的权力。(GettyImages)
行政权力不断集中
特朗普此次分别针对疫情救市和华企的七项行政命令,凸显出行政命令之所以如此“泛滥”的一大原因:国会多年来一直将权力送到行政机关手中。
除了“只要求部门研究对策”的暂缓欠租逐离令、“只暂缓而不减免”的预扣薪俸税命令等两项有名无实的命令外,特朗普的另外两项疫情救市命令也出自1988年通过的《斯塔福德法》(Stafford Act)。此法原意是希望联邦政府在自然灾害发生时可为各州及地方政府作出有秩序的救助。可是,当中何谓自然灾害的“紧急状态”、其中救助方式为何,却几乎全由总统独断,于是提供额外失业救济金、押后学生贷款偿还等也变成有可能算得上是对抗自然灾害的救助。
同样状况也出现在用词不清、使商界猜测甚多的TikTok与微讯禁令中。这些命令主要根据1976年的《国家紧急状态法》(NEA)和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简称IEEPA)。前者本意是规范化总统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可是法律发展至今,除非参众两院都有超过三分之二议员投票反对总统的紧急状态宣称,否则法例几近是一张“空头支票”。当中,就有《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赋予总统在面对“对国安、外交政策、经济的不寻常外来威胁”时管制几乎所有资金交易的权力。而特朗普早在去年5月已就资讯和通讯技术与服务供应链的安全性宣布了紧急状态。
有关微率的行政命令用词含糊,让人不知其影响是只限于与微讯有关的腾讯交易,还是所有腾讯交易。(美联社)
而特朗普针对字节跳动的最新行政命令,其所依据的《国防生产法》也给予了总统以国安为由,审查各种企业并购的极大权力。
近年掀动全球贸易震荡的中美关税战,也起自1974年的《贸易法》(Trade Act)第301条。该法将宪法给予国会的征收关税权力进一步交到总统手上。虽然此法要求总统在增加关税前要先进行调查,可是调查者正是由总统任命的美国贸易代表,因此总统几可“随心所欲”。
目前中美贸易代表原订于8月15日举行的会面既被无限期押后,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上周公布的调查,也指只有7%有中国业务的美国受访企业认为协议的利益大于关税的付出。
特朗普的四年任期无疑标志着美国政治的一个转捩点,未来转向可好可坏。如果特朗普的施政能引发美国人反思并修正过去数十年白宫权力不断集中的问题,这大概可算是特朗普对美国社会罕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