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环入狱27年： 谁制造了中国时间最长的冤案（图）

张玉环案震动中国社会，如今虽然获得释放，但从26岁入狱到53岁出狱，张玉环从一个青年熬到了中年，妻子改嫁，双子已婚，母亲寄居在破败的老屋，外面的世界也已面目全非。这场冤狱之灾不仅毁了他的27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未来他的社会融入也必将是艰难的。

张玉环虽然只是个案，个中充满各种偶然性的因果，包括当年可能的确有大量的刑讯逼供情节的存在。但是正如中国原最高法副院长沈德咏所说，“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事实上，他的经历让人们再度意识到了一次错判可能对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社会造成怎样的严重后果。近年中国已先后平反了数十起轰动全国的冤假错案，而从官方到民间对造成这一个个恶果的政法改革的呼声也愈发强烈。

9,788天，打破已知最长蒙冤纪录

1967年出生的张玉环是中国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凰岭乡张家村农民，农闲时做木匠。这场跨越将近27年的冤案源于1993年10月24日同村两名男童的突然死亡。

据媒体复盘，当年10月24日，同村6岁的张某荣和4岁的张某伟突然失踪，次日被发现死在附近的下马塘水库内。当时警方的法医鉴定结果认为，二人是在遇害后被抛尸水库的，年纪稍大的男孩是绳套勒致下颏压迫颈前窒息死亡，另一名系扼压颈部窒息死亡。

随后警方对全村61户村民进行逐一排查，最后根据“抛尸现场有一个麻袋和张玉环穿过的工作服，且都为黄麻纤维。又因张玉环左右手各有一道伤痕，而怀疑是男童遇害时挣扎留下的”等线索，将张玉环锁定为犯罪嫌疑人。

当地警方根据张玉环在11月3日、4日所做的两份有罪供述认定其为该案杀人嫌犯，尽管这两份有罪供述在作案地点和作案手法上表述前后不一致，但警方仍然认定，“张玉环在1993年10月24日夜里其当时的妻子宋小女睡着后，趁天黑下雨，独自拖板车去晒场收谷之机，将两具尸体装入从自家檐廊上拿走的一条旧麻袋内，拖至晒场后再背往下马塘水库实施抛尸。”

1995年1月张玉环案一审，尽管张玉环辩称冤枉，称是公安局逼打招认的，但最终在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被南昌中院判处死缓。随后张玉环提出上诉，同年3月份，江西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一审判决结果要求南昌中院重申，直到2001年南昌中院再度以“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做出终审判决，张玉环则由进贤县看守所转至南昌监狱服刑。

张玉环入狱后对其家庭影响甚巨，其妻子宋小女一人带着两个尚年幼的儿子为了逃离乡邻的的目光远走他乡打工，最终在1999年改嫁福建。不过，包括张玉环、宋小女在内，他们一家自始至终从未放弃申诉机会。据称，在此期间，张玉环寄出去的上诉信至少有上千封，其经常求救监狱内有文化的狱友帮忙起草然后自己再抄写一遍寄出去。

又是刑讯逼供

转机的出现实在是一种偶然。中国内地一名记者的采访对象张幼玲是当年发现两名男童尸体上有人为伤害痕迹并劝说男童家长报案的那个人，也是与张玉环有血缘关系的同村医生。张幼玲2012年从自己的同事（当时曾因案与张玉环同在南昌监狱服刑）处得知，张玉环在监狱中一直到处鸣冤，觉得很蹊跷，于是出于良心的纠结试图弄明白事情原委，求助这名记者。

这名名叫曹映兰的记者将张玉环案的资料传送给当时代理过多次弱势群体案件的律师王飞。王飞以专业角度判断此案疑点重重，法庭判决过于草率，于是到2017年3月第一次去南昌监狱见到了正在服刑的张玉环。

这是一次转折性的会面。王飞事后回忆说，第一次见张玉环时，他特别激动，说话几乎语无伦次，说“20 多年了，没有人来过问我的案子，今天终于有律师来找我了”。面对质问，张玉环发毒誓两个小孩之死绝对与他无关。

在提到两份至关重要的认罪供述时，张玉环说，“我真的受不了，我当时是被刑讯逼供的”。他讲述当时6 天 6 夜的审讯中，他被电击，蹲马步，戴飞机铐，“他们还放狼狗咬他，咬他的下体”，令人触目惊心。当时办案人员还威胁张玉环说，如果还不承认杀人，我们会把你老婆也抓来，让她也经历这样的审讯。最终，张玉环只能选择认罪。

同年9月份，在王飞等人的帮助下，张玉环向江西高院申请提交刑事申诉书。两年后的2019年7月份江西高院决定再审，直到2020年8月4日做出张玉环无罪释放的判决。

张玉环案虽然获得平反，江西高院也做出道歉，迟到的公平也是公平，一切似乎都获得了圆满的解决。但是，当真如此吗？人们应该追问张玉环蒙冤27年仅仅是偶然的吗。

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院公开再审宣判张辉、张高平叔侄强奸案，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

这一冤案因为当地警方在刑侦过程中采取暴力威胁等手法造成，直接导致二人被错误羁押长达10年之久。

张氏叔侄案平反后，1996年发生的安徽省于英生杀妻案亦发生逆转，于英生在父兄申诉十余年后于2013年8月份被“宣告无罪”。

接着，2014年12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强奸案获得平反，只是当时呼格吉勒图早已在1996年“伏法”；

2015年7月份，安徽张云、张虎、张达发、许文海、吴敬5人1996年杀害17岁少女案，5人最终以警方刑讯逼供被判无罪；

同年12月份，2002年发生的钱仁凤投毒案（又称巧家县幼儿园投毒案）被证实为一起冤案，钱仁凤狱中申诉13年终获无罪释放；

2016年2月，海南杀人放火案（1992年12月25日发生）陈满蒙冤10余年获得“平反”；

2016年12月，与呼格吉勒图强奸案极为相似的河北聂树斌案最终也获得平反，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审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可惜聂树斌本人已无法等到这一天到来；

2018年4月20日，吉林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1990年吉林省东辽县刘忠林杀人案原审被告、服刑25年的刘忠林无罪，彼时刘忠林据称已双手十指指甲坏死变形，右脚趾因坏死截肢……

2019年2月份，中国最高法发布《中国法院司法改革白皮书》，披露2013 年以来，各级法院纠正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张氏叔侄案等重大刑事冤假错案 46 起，涉及 94 人；

2014 年至 2018 年，各级人民法院共依法宣告 4,868 名被告人无罪，依法保障无罪者不受追究。

对于张玉环案，其代理律师王飞在反思该案时认为有罪推定观念“造成”了这场冤案，“那个年代，人们头脑里可能都是满满的有罪推定论，只要一个人到了法庭，他就怎么看怎么像罪犯。他所有的辩解都被认为是狡辩，是在推卸责任”，于是忽略最关键的证据。

当然，王飞之说也没有错误，但这仍然是对中国司法体制最客气的批判。事实上，造成这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关键几乎莫不与“刑讯逼供”这一突破公安执法权力的滥用有关。

事实上，早在2004年中国公安部（时任公安部长周永康）提出“命案必破”“限期破案”之时便引起了舆论的疑虑乃至恐慌。当时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对命案侦破工作一抓三年，争取到2007年底，实现全国命案发案数下降、命案逃犯数下降、命案破案率上升目标。

但是高破案率甚至是近年各地涌现的100%现案破案率，早已引起人们对破案率与公安警察绩效考核挂扣所导致恶果的恐惧。我们虽然不能就此认定二者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破案率当然也是代表一个地区社会安全的重要依照，但是警察滥权也是一个最危险的社会猛兽，必须限定在权力的笼子中。中共目前启动政法改革试点，8月份公安部长赵克志刚刚赴黑龙江、吉林警告将紧盯“执法管理领域滥用职权和贪污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