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20万给顾佳放烟花的花炮厂老板，日子并不好过（图）

《三十而已》大结局了。一家浏阳花炮厂蹭了一波热度，为女主角顾佳放烟花应援，6分钟花了20多万元。这一营销事件甚至比电视剧大结局本身更热，登上了各大热搜榜。

当所有目光都聚集过来后，这家花炮厂的总经理说：“目前，烟花行业遭遇发展瓶颈，在更加安全环保的基础上，我们希望借助新的平台和方式，为烟花谋求新的发展出路。我们紧跟热点，只是希望为烟花正名——它可以更好！”

若不是顾佳老公做烟花设计，我们已经忘记这个行业很久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浏阳花炮曾引起过一波讨论，2012年伦敦奥运会浏阳烟花占了四分之三也曾令国人倍感骄傲，后来每逢盛典，烟花能排列出的复杂图形、文字越来越多，每一回也都能引起大众关注。

但绚烂背后，是这一行业被唱衰为“夕阳行业”的尴尬。如同烟花本身，浪漫只是一瞬，冰冷才是永恒。

一

花炮行业头上一直悬挂着两把剑：环保和安全。这两把剑的松紧程度决定了行业的发展状况，影响着以花炮为支柱产业的市县。

湖南浏阳、醴陵和江西上栗、万载四地被誉为我国“花炮之乡”，这四地共有约4000家烟花爆竹相关企业。

这些市县都有一个特点——花炮是传统主导产业，县域经济与花炮产业捆绑极深。

以浏阳市为例，民国时期浏阳从事花炮行业的就有30万人，有“十家九炮”之说。上世纪90年代，浏阳花炮企业最多时达2万多家。

经过多年发展，浏阳已成为全国花炮行业龙头，据2019年浏阳官方数据，浏阳烟花爆竹的产能占全国总量的70%，花炮内销占全国的50%，出口占全国出口的60%。

花炮产业是浏阳市的税收主要来源，2003年至2007年，行业税收收入占整个浏阳市税收收入的一半左右。[1]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江西万载县，2001年，万载全县财政收入为1.2亿元，其中花炮行业税收达6000万元。[2]

图源：《浏阳市烟花爆竹业地方税收负担的调研报告》。作者：谭水淋

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门槛较低的花炮行业也是解决当地就业问题的抓手。民国时期就有这种说法：“闻昔日浏阳金刚白市上粟等处，平时不见乞丐，荒年绝少饥民，是皆爆业所赐也。”

2002年，江西全省烟花爆竹产业总产值达14.5亿元，总税收3.5亿元，从业人员近20万。

据2014年数据，浏阳、醴陵、上栗、万载等主产区，共吸纳70多万花炮从业人员，年发放社会工资达200多亿元。浏阳当地约30万农民从事花炮产业，另有10万农民从事与之相关的包装、物流等产业。花炮及其相关产业每年为浏阳农民带来的务工收入大约80亿元。2013年，浏阳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1035元，位列湖南第二。[3]

但欣欣向荣的数据背后是黑色的现实。

2007~2011年我国共发生烟花爆竹事故503起，造成998人死亡；其中较大事故86起，死亡372人；重大事故8起，死亡107人；特别重大事故1起，死亡37人。[4]

每到年关花炮销售旺季，也是事故高发之时。一次事故一次整肃，成了花炮行业的“节奏”。老板们都提心吊胆的，不知道哪天政府就一纸“停产整顿令”，一切停摆。

另一种黑色是空气中弥漫的粉尘。其实从1993年开始，行政就在劝退花炮行业，表现为不断出台的“禁放令”，1993年至2005年，是“全面禁放”，2005年之后才有些松动，改为“局部限放”，花炮企业又能稍微喘口气，并以2008年奥运为契机，名利双收。

但2012年PM2.5概念出世后，雾霾成了花炮行业的新紧箍咒。

购买实名制、将违规燃放纳入个人信用记录等措施相继出台，城市对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再次收紧。截至2018年1月，全国共有803个县级以上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923个城市限制燃放烟花爆竹。2019年，北京规定五环内禁放烟花，许可烟花爆竹零售点数量降至37家。2020年，北京实名登记烟花爆竹最小包装产品，青岛市从“限放”转“禁放”。

花炮的销售失去了城市市场，开始向农村转移。2016年上半年，城市与农村销售量比为2：8。但近两年，烟花爆竹的“禁限放”已经开始由城市向农村蔓延，农村市场也快保不住了。

花炮行业就这样随着政策的指针而摇摆。

这令人联想到另外一个行业——煤炭。2000年左右黄金高峰，2008年后灰暗退场。同样是政策强相关。

退出和转型也伴随着花炮产业的发展。那些花炮厂的老板们无法逃脱一个词的魔咒：夕阳产业。

二

“夕阳产业”的命运都是相似的。

从2009年开始，山西的小煤老板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将煤矿卖给了国企和大企业，退出历史舞台，大型民营煤企被列为整合主体，开启新的时代。

花炮行业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2002年，江西决定在两年内全面退出花炮产业。其直接导因是2001年12月30日发生的万载爆炸事件，造成14人死亡，61人受伤。2000年，上栗县一家私人爆竹作坊爆炸，造成33人死亡。

2013年年底，安徽省政府出台“45号文”，要求一年内关停全省所有烟花爆竹企业。

2015年3月，山东下发《关于推进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加快退出的通知》，明确从2015年开始全省行政区域内不再新上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于2016年底前有序退出。

2016年，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46家花炮生产企业遭关停。

截至2015年2月，全国已有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等16个省（区、市）完全退出了烟花爆竹生产。2016年，浏阳当地有近200家花炮企业申报退出，且自2016年起，三年内不再新批烟花爆竹企业。2020年，全国花炮制造业企业数量不到6000家，浏阳花炮企业仅存有774家。

大多数企业选择了“软退出”，高危行业发证门槛越来越高，监管越来越严，仅安全整改一年就要投入几十万，许多企业在证件到期后选择停产。

煤老板们拿着以亿计的钱退出了行业，手上的钱不知道该怎么花，于是纷纷投入了能钱滚钱的房地产行业。花炮厂的老板们命运就没有这么好了。

安徽出台的补偿政策是：无论企业规模大小，省政府每家补偿80万元，剩下的由各地解决。湖南祁东县政府只赔地上房屋的30%。山东省财政拨付了6000万元给退出企业，仅以持有生产许可证的29家企业算，平均每家能获得206万元补贴。

因补偿远低于企业资产，企业主开始了和政府的博弈。并不太懂法律的小企业主们通过律师终于明白了“行政复议”的含义，然后他们联合起来先提行政复议，再向法院起诉。

最终，安徽企业主们收到了安徽省政府的《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祁东企业主们得到的最终判决是：已超过复议申请期限。法律程序在走着的同时，政府的关停也在继续。

花炮厂的老板们站在十字路口，风雨飘摇。停产后，他们有的转型做养殖，有的开挂面厂，如何将厂区利用起来，是他们转型的关键。

不仅是企业主，产业的衰落还波及到了那些”螺丝钉”们。

2017年，“箭厂视频”做了一期《最后一个花炮少年》，采访了浏阳市花炮专业的一名学生。2000年，花炮行业正处在上升时期，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湖南省石油化工技工学校开办了全国首个花炮专业，后来连学校名字都改成了“浏阳市花炮学校”。花炮专业曾红火过，学生们冲着这个专业来，无非是图毕业后能在当地找一份稳妥的工作。

这名叫朱海斌的少年在父亲的建议下报了这个专业，但没想到入学3年后，花炮行业急转直下。记者去采访时，花炮专业已经停止招生，教花炮班的老师说：我现在改行去教计算机了。

早早地就走上资本市场的熊猫烟花倒是来了个“华丽转身”。熊猫烟花2001年8月在A股上市，是浏阳唯一在国内上市的花炮企业，曾是北京奥运的烟火供应商，其实控人赵伟平被称为“烟花大王”。行业收紧后，熊猫烟花一面布局海外，一面玩转资本。

2009年，熊猫烟花先后进军房地产、酒店行业，2014年宣布进军影视行业，拟以5.5亿元估值定增收购华海时代影业传媒有限公司100%股权，不过收购最终搁浅。2010年左右影视市场虚热，不只是煤老板，资本都往行业内挤，当年就有投资人调侃：“中国养猪的、做乳制品的、开餐馆的、做金属管材的、卖五金的、放烟花的都变成了影视公司。”此后，赵伟平又涉足了互联网金融和新能源行业，把“熊猫烟花”改名为“熊猫金控”。2018年，新能源收购计划告吹，2019年，熊猫金控暴雷。熊猫金控的主收入又回到了烟花上，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16亿元。

这次给顾佳应援的那家浏阳花炮公司，创立于1976年，是浏阳市最早从事烟花行业的企业，也算是成功度过了几波风雨。

搜索这家公司的相关信息可以发现，它承接的业务多为沙特阿拉伯焰火表演、电子烟花绽放、国庆70周年等，从中可以看出以它为代表的花炮企业的转型方向：创意、技术导向的大型烟花、焰火表演正在替代粗放的传统烟花爆竹。

那位总经理所说的“为烟花正名”，可能恰是想以此摆脱“夕阳产业”的印象。只是，一次营销或许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