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警告、谴责、解雇,港版国安法下,香港教师如履薄冰(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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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港版国安法的实施,那些在香港通过走上街头或在社交媒体上力挺示威者来支持当地反政府抗议活动的学校老师遭到谴责,一些老师甚至因此被解雇。
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香港有着自由式教育和批判性思维的传统,许多观察家表示,他们担心上述传统会被中国式的亲政府课程和对政治话语的压制所取代。经过一年的抗议活动之后,北京于6月底在香港强制通过了新的国家安全法,自此以后压力变得越来越大。
这项法律赋予了中国政府更大的权力,可以对这座城市进行监督,并惩罚那些被控有颠覆行为和支持分裂主义的人。警察迅速采取行动,压制异议,执行该法。
一个强大的新安全机构迅速在香港建立了总部,北京当局任命了一位在应对抗议活动和媒体方面有斗争经验的官员担任新安全法的主要执行者。当地公共图书馆已下架了亲民主人士的书籍。
法律要求加强对学校的监督和管理,其中包括连续数月警告学校教师,让他们不要和学生讨论政治观点,或是参加抗议活动。
在去年的一次抗议活动中被捕的杨子俊说,他已被告知,他任教四年的拔萃女书院将不再和他续约。杨子俊说,他在1月份的一次集会上说教师应该有政治立场,此后校方开始对他进行调查。
该学校没有回覆记者的置评请求。
杨子俊是一名通识科老师,2009年香港将通识教育设为必修科目,旨在扩大学生对时事的认知,并教他们进行批判性思考。在过去一年间,中国和当地的官员批评这门课程将年轻人政治化。
因为新国家安全法的实施,“我们可能就不敢提到中国的维权运动、一党专政,甚至连天灾人祸也不敢说,”杨子俊说道。
政府官员指出,在过去的一年中,约有100余名和抗议运动有关的教师被捕,另有3,000多名小学、中学和大学学生被捕,官员们称学校助长了不满情绪。
在本月举行的一次教育峰会上,香港地区最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Carrie Lam)说:“我们不禁要问,香港的教育出现了什么问题?” 她接着说:“我希望《国安法》也是让教育回归教育、让学生的学习重回正轨的转机。”
官员们说,自抗议活动爆发以来已经接到222宗关于教师的投诉,截止目前完成了180次调查,并向26人发出书面警告或进行谴责,另有一些人收到“劝喻”或“口头提示”。约有一半案例仍在调查中。
香港学校监察机构教育局的一位发言人称,投诉得到了公正处理,没有老师因任何“特定的政治观点”而受到惩罚。 她补充说:“但我们的确强调,教师不应诉诸仇恨言论或暴力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她说,教育局没有未得到续约教师人数的数据。
由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选出的民主派议员叶建源说,老师们都“战战兢兢”,课程、作业和考试都会被学生家长审查,他们还可能会向教育局举报老师。
叶建源说:“凡是小小的错误都会被放大。”他指出,教师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可能会因教学,或是在私人社交媒体账户上的言论而受到投诉。
新的国家安全法将分裂国家、颠覆、恐怖主义和与外国或外来势力勾结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定为犯罪,还要求对学术机构、互联网和媒体实行更严格的管控。在大陆,北京当局对这些领域拥有绝对控制权,但在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这些领域已经自由发展了几十年。
教育局已经禁止学生拉人链,不准他们通过这种广受欢迎且和平沉默的方式传达民主主张,同时也禁止学生唱抗议歌曲、喊宣扬独立的口号。此后,教育局还要求学校检视所有教材,并剔除所有可能“煽动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活动”的内容。
一个为中小学生提供免费书籍的暑期阅读项目今年受到来自希望香港享有更大自治权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指责这个项目推荐的书籍多出自和北京当局有关联的出版商,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文化和一些弘扬中国伦理道德的话题。
在接受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6月份调查的1,185名受访者中,有92.4%的人表示感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其中80.3%的人表示他们避免在课堂上讨论敏感问题,以及91.8%的人表示他们对香港教育体系前景持负面看法。
该协会会长冯伟华说,由于投诉增多,教师面临更大的压力。他批评教育局在调查处理此类匿名投诉时显得很“随意”。
冯伟华说:“教育不能只是说正面的东西。”他补充说,他担心香港的课堂会越来越像大陆的课堂。
与杨子俊不同校的另一名通识科教师田方泽(Fong Chak Tin)现正在准备有关新安全法的新教材,并对其他教材进行检查,同时他尝试从新闻机构获取一系列参考资料,以确保向他的学生展现不同的看法。
他说,安全法如此宽泛,因此很难知道其究竟涵盖了哪些内容、有哪些是不可接受的。他说一些同事计划只使用政府颁发的材料,以确保不会意外越线。他说:“这是一种自我审查。”
另一位只透露了姓黄的中学老师说他也没能续约,因为有人举报他“画了一些不恰当的插画”。
他的学校收到匿名投诉,指称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政治漫画。黄老师说,官员们要求他说出他是否对这些图负责。
在征求教师工会的建议后,黄老师对这宗投诉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他直到6月才得到回音,他的合同没有续签。他说学校告诉他是预算问题。
“每一个老师都非常担心、非常害怕。”黄老师说,究竟那一条红线会到哪里,这是我们教育界都还没摸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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