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欧和疫情夹击下 英国能承受得起与中国对抗吗（图）

英国前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政府开启了中英关系的“黄金时期”，直至港版国安法颁布之前，英国在与中国合作时都本着去政治化的理性态度。比如：顶着欧盟和美国的压力，坚持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允许华为在英国建设5G基站；在疫情初期坚持不断航中国等等。但是随着中国颁布港版国安法，中英关系立刻迎来了一个巨大转折。英国政府宣布将为大约290万持有英国海外领土护照的香港人提供成为英国公民的途径。甚至有两名英国下议院议员建议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把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放进英国的制裁名单中。紧接着，约翰逊（Boris Johnson）政府决定推翻此前允许华为在英参与建设部分5G移动网络的决定，宣布全面禁用华为5G，并威胁将停止向香港派驻英国大法官。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对此评论称：“我们希望成为英国的伙伴，我们希望与英国进行合作，但是如果英方坚持把中国认定为一个有敌意的国家，那么英方需要承受相应的后果。”中英双方政治人物都感受到了两国的关系正在逐步紧张化。

英国在脱欧之后一边需要中国在气候变化，全球健康，以及国际贸易中的支持，一边又要在香港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同时又要插手中国的新疆内政。这种对中方忽冷忽热的态度，使得英国的商业领袖们苦不堪言，他们更希望看到英国政府能够给出一个始终如一的态度，以方便他们做出最终的商业决定。在美国政府连番鼓动、游说下，港版国安法的颁布给了英国一个理由追随美澳盟友放弃华为。英方认为港版国安法严重违反了香港回归条约，无法继续保障香港的权利和自由，为未来中英关系铺设了不详的预兆。

如果说英国政府打击华为的逻辑是为了回应港版国安法的颁布，那么这个逻辑将无法适用于广泛的中英贸易。英国无法照搬上一个因为意识形态不同而全面打击苏联的经验，因为苏联和英国的贸易额无法与中英贸易额比拟。中国占到了13%的世界总出口额，18%的全球市值，并且是亚洲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中国是英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紧跟在美国和欧盟之后。中方更是以精准打击、反制具有政治意义的出口商而闻名：挪威的三文鱼出口因为诺贝尔和平奖被颁发给了反政府人士而惨遭打击；澳大利亚因为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发后呼吁对中国进行国际审查而牛肉和大麦出口受阻。如果中国想将矛头对准英国出口商，那么中方将有大面积的产品和产业来选择，包括苏格兰威士忌，捷豹路虎汽车等。这些品牌在华的贸易额约占到各自总贸易额的20%左右，汇丰银行约有30%的利润来自中国大陆，渣打银行约有50%的利润来自中国香港。而这两家银行为了躲避中国的制裁，已经明确了对港版国安法支持的态度。

英国的盟国美国在港版国安法颁布后已正式签署香港自治法案和行政令，结束了香港与美国间享有特权的特殊贸易地位。这项新的法律将会制裁任何实施港版国安法的官员，以及为这些官员提供便利的银行。但是这对中国经济造成不了太大的损失。一方面因为香港的GDP仅占中国GDP的3%，相较于1997年回归之时的18%已经大幅下降，中国大陆的经济在1997年之后增长了15倍之多。另一方面因为，资本家们不喜欢政客们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游戏，现实世界还是利润优先，商业利益早已深深的陷入了香港的政治结构中——更有甚之英殖民时期。香港现行政治体系自1997年回归来赋予了公司在1,200人组成的行程长官选举委员会中很大一部分投票权。香港立法会的相当一部分席位是倾向商业利益的功能界别选区。香港行政长官的顾问机构以及执行委员会总是挤满各个商业集团的代表。国际投资者长期受益于香港健全的法律，货币，监管制度，紧靠中国大陆的地理优势以及大量的专业人才吸引了超过1,500家国际公司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

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港版国安法颁布后，英国最高法院院长罗伯特·里德（Robert Reed）威胁将停止向香港派驻英国法官，因为他认为国安法将影响香港特区法院的独立性，目前香港仅剩一名现任英国法官，就是Reed法官本人。英国向香港派法官是1997年回归前中英双方达成的协议，英方认为他们是在履行捍卫香港法治的承诺。但是英国停派法官并不会影响特区法院的独立性，因为还有很多英联邦国家法官在港工作，而且外籍人士只能担任非常任法官，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必须由无外国定居权的中国公民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也明确声明，香港国安法不会影响香港司法的独立性以及终审权的问题。

摆在英国政客面前的问题是复杂而痛苦的：与中国关系的疏远将使英国逐渐失去领先于欧盟各国的优势，不仅如此，中英政治人物间的矛盾将使两国丧失未来新兴领域的合作机会， 也会给中国民众造成一种英国政府屈服于美方胁迫的负面形象。也许目前看来英国放弃华为的缺点还不明显，但是英国落后的步伐正在一点点的积攒起来，在经受了脱欧、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后，英国还能承受得起与中国的对抗吗？这个问题还要留给英方回答，约翰逊首相需要思考清楚是务实求发展重要，重新建立起与中方之间的信任，还是继续沉迷在殖民帝国的幻象中，持续不断的在香港问题上找存在感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