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法“大扫除”是一次对人的“斗争”（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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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一次中国政法系统整顿动员会上下达一政治任务——两年之内（到2022年第一季度）完成全国政法系统的全面整顿。

从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逻辑来看，如果说2020年即将落幕的三年全国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是这一紧紧握有国家暴力机器的中共强力机关一次对系统外力量展示和震慑的话，那么眼下这场政治运动则完全可以视为中共政法系统一次“刀刃对内”的“延安整风运动”。

按照此次行动具体操刀者陈一新的说法，中共在此次行动中要完成四项任务，其中首要的即是清除害群之马，清查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两面人”，彻查黑恶势力“保护伞”，深查执法司法腐败……

中央政法委被称为中共的“刀把子”，是除“枪杆子”——即军队之外，中共所掌握的最具威慑力的实权机器。它的权力在1990年代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前不断扩张，不仅将公、检、法三大部门纳入麾下，对其拥有实际的领导权，甚至还控制着一部分武警部队，尤其是在周永康执掌中央政法委大权的时期更是如此，其甚至可以脱离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自成一体。

这为中央政法委将触角伸入普通人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垄断司法和社会维稳大权并进行个案干预提供了机会。2014年年初，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刚刚升格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曾痛斥关乎社会公义和民意最为不满的政法系统乱象，警告“老百姓无处伸冤，民间就会骚乱”，称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问题十分突出，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吃了原告吃被告”等等。

所以，中共十八大后反腐风暴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政法整顿，尤其是周永康时代余毒等“害群之马”清除上。

而有破就有立。事实上，中共一方面整顿政法委权力边界问题，要将其纳入“法治”笼子里，而另一方面对人事的布局也在悄无声息的进行。习近平将政法委的政治忠心视为重中之重，宣称政法委队伍要牢牢地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并立下“家法”，严厉禁止政法官员及其亲属干预司法。虽然外界没有公开信息披露，但是要知道，在政法系统这一要害领域，中共在过去的七八年间查处的公检法人员为数甚多，且每每引起社会轰动。而与此同时，北京的用人也越来越慎之又慎。

比如，从中央政法委委员的构成看，它虽然基本延续了中共以往的惯例，由公、检、法、国安部、司法部和军委政法委等要害部门负责人充实，但各部门的布局值得推敲。

除动员全国政法整顿之外，曾在2019年督战震动全国湖南学校操场埋尸案的陈一新近日又在北京督战时间跨度近20年的房地产老板高福新涉黑和侵吞国有资产大案。2020年为中共所拟定的三年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最后一年，中共高层将严打黑社会和有组织犯罪、铲除基层腐败等视为整顿政法乱象，争取民心的政治斗争，像对待十八大后的反腐风暴那样动用了高级别的中央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督导组率先“破局”，彻查了一批大案要案，而陈一新便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作为中央政委中地位仅次于中央政委书记郭声琨、副书记赵克志和政法委员周强、张军的五号人物，陈一新的曝光度极高。公开资料显示，1959年出生的陈一新，本为浙江官员出身，在金华、温州主政时便被认为是做事的实干型官员，时任浙江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的蔡奇曾评价其“思想政治素质好，政策理论水平高；思路清晰，视野开阔，善于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握工作，考虑问题具有前瞻性；作风务实，勤勉敬业，工作有激情，干劲足，自我要求严格”。

2015年陈一新由温州市委书记调任新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任办公室专职副主任，仅一年后南下湖北任省委副书记，兼任武汉市委书记。一年后的2018年3月重返北京，陈一新履新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创造了五年五次履新的纪录。2020年初新冠肺炎肆虐武汉之时，陈一新以南下中央指导组副组长辅佐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对稳定形势亦多贡献，其能力自然得到中南海认可。

此外，小陈一新两岁的司法部新任部长唐一军在外放辽宁主政3年后于不久前被委以重任，以司法部长身份跻身中央政法委委员。这位在浙江上山下乡的知青在2017年北上辽宁之前曾在浙江官场深耕长达40年之久，从丽水起步，横跨浙江省宣传部、省委办公厅、省纪委，2002年至2005年任浙江纪委常委、秘书长，后在赋闲宁波政协主席后因为时任宁波市长卢子跃落马这一突发事件而临危受命重返一线，自此主政宁波达12年。可以说，唐一军也是一个历经政治考验并兼具地方主政经验的官员。

事实上，除今天已经位及省部级高位的官员外，中南海在公检法领域的人事洗牌要广泛和深刻得多。在经历周永康时代的“乱局”后，北京已充分意识到政法队伍系统性的腐败危害性，尤其是几个震动全国的世纪大案，牵连甚广，这迫使中共对政法人事选拔和机制约束上一再大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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