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的香港”正在付出惨痛的代价(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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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日开始,香港人正式面临一部从未接触过的法律管辖。“港版国安法”的细则公布,可谓“辣上加辣”。这部强悍安全法的出台,应是多数港人不喜欢,和不想要的。
7月1日,“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的首个七一游行,再次爆发冲突。截至当晚22时,香港警方拘捕370余人,其中有10人涉违反“港版国安法”,在冲突中,一名激进示威者用尖刀刺伤警员。(HK01)
港版国安法的出台与其抱怨北京的狠辣,不如说是香港政治人物长期以来所种下的苦果。任性且傲慢的香港政客认为北京理应让他们实现普选,虽然北京提出分阶段政改方案,但被泛民主派在立法会否决。他们想要政改一步到位,否则就进行各种抗争与政治操作。
这些年,香港的泛民派系操弄着各种政治议题,他们逼迫着北京予以全盘接纳他们的政治构想,但直接衍生出的是港独、自决与本土等各种眼花缭乱的“独立”议题。
持续半年的反修例运动让这种畸形政治迅速放大,所谓违法达义、国际战线和全面揽炒等,让北京越发认为这严重触犯了他们的底线,对香港的稳定,中国大陆的改革,台湾回归以及全球战略安排带来掣肘。泛民派的逼迫,却逼迫着北京直接出狠手来处理香港乱局。
“不合我意,拒绝收货”。民主党和公民党——作为香港泛民主派的两大政党正在走进死胡同,一方面中共不再认为他们是统战与协商的对象;一方面他们正在走进“勇武圈”,要不惜一切揽炒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日前宣称,一旦泛民下届立法会议席过半便会否决政府财政预算案,以瘫痪政府换取“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这种不问缘由,只为反对而反对的率意而为,早就脱离了正常的政治伦理。
“多谢泛民争来国安法”,这是香港网民近期常用的一句话。香港被认为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社会,港人普遍缺乏国际观。但2019年的修例运动,让陈方安生、李柱铭和黄之锋等觅到“国际路线”的策略,他们认为借助西方来施压北京,得到他们想要的政治。
龙有逆鳞,触之必怒。这些港人的国际路线正是北京最为恼怒的——借助西方势力来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
陈方安生、李柱铭们或许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去“告洋状”,要求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制裁自己的家园和他们并不认可的母国,以迫使中共让步,甚至借机推翻共产党。如果这真是他们的国际观,那的确匪夷所思,贻笑大方。大国博弈,弱小的国家(或地区)只能观望,介入其中只有被撕裂的结局。香港人并不懂得习近平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甚至连特朗普(Donald Trump)所讲的“美国优先”都不明就里。
在香港反对派的头脑中,其逻辑脉络是自己是内地发展的“恩人”,内地依旧是落后的,香港依然是国际金融中心,只要通过揽炒自己就能掐到对方的七寸,中国内地就会面临危机。
但他们看不清(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个蒸蒸日上的大国,已经让美国和传统的欧洲国家错愕不已,中国不仅仅是经济方面,在军事、科技以及国家制度中都在展现着自己的壮硕。北京在香港问题上,一定有着重塑这个金融中心的计划,但不是西方所认为的那样。
香港回归中国以来,北京与香港商界、特区政府形成了一个微妙、暧昧且密切的关系,三者的配合让香港艰难地保持繁荣稳定。在北京的支持下,商人们赚得盆满钵满,可贫富差距连年在发达经济体中居于首位;特区政府几乎承继了英国的管治模式,轻松但也不思进取。
在去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的示威游行中,常常见到有激进示威者举港独旗帜。(HK01)
小政府、大市场是香港最为现实的写照,也正是这种不思进取的管治中,香港快速形成了被普遍认为的全面的“深层次结构矛盾”。
去年的修例运动,显然让各种矛盾爆缸,北京难以信任毫无能力作为的特区政府,商界在修例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是让北京愤怒。不难理解,北京真正要做的事情是彻底对香港的管治进行调整。从设立国安公署,国安法细则颁布前港府都不知晓内容,以及之前北京涉港机构负责人的调整等,都可以佐证北京对香港的严重不满。
港版国安法的推出,只是北京挥动的第一根大棒,中南海不会天真的认为一部法律能解决香港问题,这部国安法只是告诉港人,不要再轻率任意,不能自作孽去损害大多数的利益,更不要用傲慢、偏见与自大去看待这个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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