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着重操作中国话题 特朗普在向谁取经（组图）

如果说2016年炒作中国话题是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的重要策略之一，那么当2020年大选进入倒计时，中国话题就已占据了竞选的舞台中央。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和经济衰退接踵而来，“非典型”美国总统遇上了“非传统”的美国大选，而特朗普似乎已经打定主意，把责难中国作为问题的解决方式。

6月20日，特朗普在南方城市塔尔萨重启大型竞选集会，其中12次提到中国，在新冠肺炎防控、贸易、前副总统拜登和北京的关系上继续炒作。6月23日，特朗普将集会办到亚利桑那州，继续沿袭上次的做法，称新冠肺炎为“功夫流感”（Kong-flu），引发种族主义的巨大争议。

中国话题从未像今天一样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选举，也从未有候选人像特朗普一般，将对华政策和竞选策略如此深刻地结合。中美关系从偶尔的炒作对象演变成竞选的最大焦点，这个过程见证了中美两国乃至国际社会的转变。

中国话题与美国选战

中国话题在美国选举中已不再新鲜。早在1850年代，中国劳工问题就被美国加州的州长选举讨论，当时的州长比格勒承诺要对中国人实施惩罚性的税法以及排外法，最终获得了连任。这种歧视性政策也是反华情绪在选举中政治化的开始。

中共建政之后，中国话题在1952年就走入了美国大选辩论。颇为有趣的是，当时批评杜鲁门政府应该为“丢掉中国”负责的，正是后来首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为中美建交奠定基础的尼克松（Richard Nixon）。1960年的大选，作为候选人的尼克松还和对手肯尼迪（John F. Kennedy）就“如何协防台湾”的问题进行辩论，前者拒不同意肯尼迪要求台湾放弃金门和马祖的想法，称这两个小岛是“自由的土地”。在选举中对华立场强硬的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竟然“华丽转身”，这给后来者示范了如何在大选中利用中国话题。

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得以缓和，选战中的中国元素并不突出。中美建交后，共和党候选人里根（Ronald Reagan）曾在1980年的大选中承诺恢复和台湾的官方关系，然而上任后不仅未能兑现，还和中国签署了《八一七公报》，明定对台军售要逐年减少。1988年，共和党候选人布什（George H.W. Bush）公开表示中国正朝好的方向发展，中国人的民主诉求正越来越强，同时主张对中国和苏联实施经济上的激励政策。

然而，1989年的“六四”风波之后，美国大选针对中国话题的态度愈加强硬。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Bill Clinton）在1992年将对北京的抨击推向过去40年的高潮，指责当时的老布什总统是“讨好北京的暴君”，并以中国享有的最惠国待遇为威胁，敦促中国重视人权问题。1996年，面临连任选举的克林顿在电视辩论中强调为美国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谈到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选举年还发生了台海危机中美之间的危险对峙，这和此前克林顿为显示强硬允许时任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美有关。2000年，小布什（George W. Bush）在竞选中称中国是“战略竞争者”，而非克林顿政府所说的“战略伙伴”，并表示要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贸易政策、加强和台湾的关系。

显然，冷战结束后，美国大选对中国的讨论也不再限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是扩展到人权、贸易、知识产权，乃至如何定位中美关系的话题。白宫的挑战者批评当政者对华“软弱”，同时标榜自身强硬，成为了某种常规操作。然而，2004年开始，因“911”事件的阴影，反恐问题成为美国大选之中最受关注的外交事项，如何处置伊朗和朝鲜成为辩论的热点，虽然出现了“中国政治献金”的新争议，但是中国话题热度明显降温。小布什在连任选举中，反而多次提及中国可以帮助解决朝鲜核问题。

中国话题在美国大选中的真正回归，是从2008年的美国大选开始。当时，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操纵人民币、破坏贸易规则、造成美国就业流失的担忧，引发针对中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中美科技竞争等问题的争论，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和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John McCain）则各有主张，表态强硬。

这种讨论在2012年的大选中到达新的高潮，当年的第二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中，“中国的崛起和明日的世界”历史性地成为五大主题之一，奥巴马与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Mitt Romney）在辩论中22次提及中国。到2016年，特朗普和前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的第一场电视辩论就反复提及中国12次，中国是被提及次数最多的国家。

美国对华心态的几次转变

不难发现，从尼克松开始，诸多美国总统候选人都曾在选战中对华发表强硬言论，但是上任之后则难以兑现，甚至是实际政策和承诺相反。这说明中国话题一直被候选人们作为舆论炒作的材料。不过，从冷战时代到现在，美国选战炒作中国问题的背后心态已发生了巨大转变。

可以说，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大选对中国话题的炒作，几乎是“为炒作而炒作”，届时，美国的反华只是“反共”主义的一部分。虽然中美之间经历了朝鲜战争和麦卡锡主义时期的对抗，美国对中国长期政治封锁和经济孤立，但是并没将中国视为真正的威胁。正因如此，美国才在冷战中为牵制苏联调整了对华政策，还在建交后寄希望于“和平演变”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1990年代开始，中国话题在大选之中迅速升温，这一方面是由于“颜色革命”未能颠覆中国，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引起了美国的警惕。此时，对“中国威胁”的炒作仍然带有政治目的，但是遏制中国不再只是意识形态阵营的要求，而是美国维持亚太地区霸权的需要。

然而，当时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中美之间的实力还相当悬殊，中国市场又是美国资本向往之地，美国在遏制中国的同时，在经济层面和中国的关系则更为紧密。

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大选对中国话题则不止是“炒作”，而是对自身地位真实焦虑的体现。美国深陷多年的中东战争、又遭金融危机的同时，中国则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美国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债权国。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美国“不可战胜”的形象则屡屡受挫，这成为国际格局此消彼长的最大体现。

当前，世界正在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经济衰退的双重危机，特朗普把煽动中美大国竞争作为连任选举的主要策略，则是放大和利用这种焦虑，从而逃避对国内深层次问题的审视。

无论如何，美国大选讨论中国话题的密度和热度远超以往，背后是美国对华认识出现了本质的转变，“中国话题”的旧瓶，如今装进了美国新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