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黄金时代的“假校长”之谜：国家至暗时刻，诞生了大学的最高神话（组图）

谁都想不到，校长和校长最后相会在病房里。

1961年，台北。

中国目前最牛的两所大学的曾任校长——梅贻琦和胡适，相继因病住进了台大医院。

期间，两人常到对方的病房里互相探望，聊聊往事。

胡适根据梅贻琦的病情研判，预感年长自己两岁的老友，可能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在交谈中，他委婉地劝梅贻琦先准备一份遗嘱，不论公事、私事，立个字据，给自己也给后人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梅贻琦听完，默不作声，胡适不好再说下去。

1961年，梅贻琦在病房里探望胡适

人生无常。1962年1月病愈先行出院的胡适，竟在一个多月后的2月24日突发心脏病，走在了梅贻琦前面。

物伤同类。噩耗传到台大医院，梅贻琦深感悲痛，病情加重，几度昏迷不醒。

苦苦支撑了两个多月，73岁的梅贻琦在5月19日与世长辞。

清理遗物时，秘书发现了病床底下一个手提包。梅贻琦生前经常随身携带，视为珍宝，但从未当众打开，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东西。秘书遂将手提包封存起来。

后来，当这个手提包在众人面前被打开时，所有人都惊呆了，随之热泪盈眶。里面装的，原来是清华基金的账本，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说，梅贻琦没有留下任何财产，所有的话都在病床上讲完了，也就无需写什么遗嘱了。

胡适是公认的大师，新文化运动的巨搫，但从来没有人称梅贻琦为“大师”。他也从不觉得自己有资格称什么“大师”。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平淡无奇、两袖清风的人，在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为后世培养了众多的大师。

人们称他，永远的校长！

1931年底，清华大学迎来了新掌门人。

在校长之位空缺了大半年之后，梅贻琦从美国回来，走马上任。

当时而言，这不是一个好差事。在他之前，罗家伦、吴南轩两任校长都铩羽而归，且留下“骂名”。

当局起初并未想到梅贻琦这名“寡言君子”，直到校长人选考察了一大圈之后，发现实在无人胜任，才决定请他来试一试。

梅贻琦的内心是拒绝的，但他对母校有情结，最终决定把自己豁出去了。

政学两界中人都知道，清华的校长很难做。

最难之处在于平衡各方的关系：教授想要自由学术和治校权力，爱国学生想要运动救亡，国民党当局想要党化教育进大学……

清华是美国用庚子退款办起来的，还要考虑美国人的想法。

个中关系，错综复杂。

按时人的判断，合格的清华校长，至少须获师生、美使馆、教育部同时认可。其条件应当包括：

1、清华“土著”出身，有人脉和器局；

2、有美国背景，善于与美使馆打交道；

3、南京国民政府不反对，政治上无问题。

梅贻琦是在符合上述条件后，获得推荐上任的。时任教育部长李书华认为，梅贻琦是个“很诚实而肯负责人的人”。

在就职演讲中，梅贻琦说出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振聋发聩的一句名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说，办大学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研究学术，一个是造就人才。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一个是要有设备，另一个是要有教授。

“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由此，梅贻琦提出了著名的“大师与大楼”论，并提出要延揽人才，尊敬在校的教授。

多少年来，大家都记住了他的“大师与大楼”论，但很少人知道，他演讲的另一层主旨，是在教学生怎样真正的爱国。

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东北沦陷，中日民族矛盾绷到极点。年轻人对政府的退让政策相当不满，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导致正常的大学教学常常难以进行。

梅贻琦在演讲中专门提到，“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则”。但是，他特别强调说：

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

在接下来做校长的日子里，梅贻琦要面对的，正是如何在政治与学术的博弈中，将清华建设成中国最好的大学。

梅贻琦最大的特点是，他身上“官气”淡薄，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外显，行事低调，待人谦和。

有人评价说，梅贻琦“像是一个偶然被放到校长位置上去的优秀教师”。

对此，清华的教授们看得分明，始终把他当成圈内之人。

早在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之时，梅贻琦就是当时的第一任教务长。而且，这个教务长是教授们投票选出来的。

47张有效票，梅贻琦得到33票，高票当选。

他的夫人韩咏华说，那时清华教授中，有博士学位的大有人在，为什么选中了只有留美硕士学位的梅贻琦？“我认为这是大家对他人品的信任。”

梅贻琦是天津人，在他10来岁时，家境衰落，而兄弟姐妹众多。他是家中长兄，从小帮助抚育弟妹。1909年，20岁的梅贻琦以第六名的好成绩，考中首批庚款留美生。次年入读美国伍斯特工学院，专业是电机工程，4年后拿到学士学位后即回国。

在当时的留美浪潮中，许多人都入读美国常青藤名校，并读到博士才回国，而梅贻琦走了一条很偏门的道路。

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他需要赶紧赚钱，帮忙养活一个大家庭。一直到他30岁结婚后，仍用每月三分之二的薪水接济弟妹们。在他参加工作七八年后，他才重返美国读了个硕士学位。

1915年，他应聘到清华学校教书，仅教了一学期，就告诉他中学时代的老师张伯苓，说他对教书没兴趣，想换工作。

张伯苓对他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当时只有26岁的梅贻琦，接受了张伯苓的劝诫，此后再未离开清华。

在梅贻琦当校长的年代，中国大学的自由之风，以及蔡元培当年在北大奠定的“教授治校”规矩，已经开始遭到时代的冲击。尤其是，国民党当局一直想要在著名高校中找到能够代表官方意志的人物，以便实现政治的渗透与控制。

连几乎与梅贻琦同时执掌北大的蒋梦麟都说，他不信奉“教授治校”，只信奉“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毋庸置疑，这已隐然在加强校长的权力。

但梅贻琦却把蔡元培当年在北大的作风，带到了清华。

梅贻琦这样形容校长的工作：“一个学校，有先生上课，学生听课，这是主要的。为了上课听课，就必须有些教具以及桌椅之类，因此也需要有人管这些方面的事。一个学校的校长就是管这些事的人。”

这是一种打趣和谦虚的说法，但确确实实表现了这名大学校长骨子里的服务精神。

他还经常说，他就是京剧里的“王帽”，穿黄袍当皇帝，端坐舞台中央，看似地位崇高，无比威严，但其实只是个配角。

真正的主角，是大学里的教授。

梅贻琦的法宝是三个字——“吾从众”。身为校长，奉行民主，不独揽大权，校内大事皆由教授评议会民主决断。他不爱说话，也没人见他红过脸，因此得了个“寡言君子”的名号。

曾在清华任教的蒋复璁说：“初以为办公事他不大内行，孰知竟是行政老手。”

清华在梅贻琦的手上，不仅稳住了局面，而且增设工学院，师资越来越强大，迎来了校史上的黄金时代。

至抗战前夕，已经从当初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发展为与北大比肩而立的中国最高学府。连曾任北大校长的胡适，都说过，清华的毕业生比北大的更抢手。

时代却总与梅贻琦过不去。

如我前面所说，梅贻琦执掌清华的年代，正是学潮的井喷期。民族矛盾与学生运动强烈对冲，当局所渴求的大学秩序，随时被冲得七零八落。

难得有梅贻琦这样的校长，对教授不争权，对学生则有担当。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后，传言军警要进清华抓学生。

叶公超、冯友兰等多名清华教授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对策。大家焦急地等待校长表态，但梅贻琦始终不发一言。

冯友兰说话有些结巴，迫不及待地问：“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

叶公超也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考虑此事而不说话？”

梅贻琦这才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

后来军警果然进校抓人。

激愤的学生怀疑校方向当局提供了学生名单，遂围攻教务长潘公旦。他们夺过潘公旦的拐杖，扔在地上，还要殴打他。

关键时刻，路过的梅贻琦看到这一幕，快步走到潘公旦前面，厉声对学生们说：“你们要打人，就打我好啦！你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

学生被他的威严镇住，悻悻离去。

在这之后，梅贻琦在集会上告诫学生：“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是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

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们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 。”

末了，他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事实上，梅贻琦并不赞成学生搞爱国运动，他向来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好好学习，将来才能报效国家。

学生领袖要搞罢课，要把学生队伍拉到校外，他决不答应。劝阻不听，他就动用校规，处分学生领袖，甚至开除学籍。

但是，当当局要逮捕学生时，他总是通知名单上的学生立即离校，藏到安全的地方躲避风头。他曾把一名姓郭的学生领袖藏在汽车后面的行李箱中，驶出城外，确保其安全。

真有学生被捕了，他也总是想尽办法，进行保释，绝不会坐视不管。

后来，学生们均能体会梅贻琦的苦衷。他们模仿梅校长的口吻编了个顺口溜，还原了梅校长与当局周旋保护学生的应对之策：

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在梅贻琦任校长之前的20年里，清华走马灯似的换过十余任校长。期间，不乏学生驱赶校长下台的先例。但梅贻琦却从1931年起，至1948年底离开北平，连任了长达17年的清华校长，地位和威望无可匹敌。

有人问他：“怎么你能做这么久的校长？”

梅贻琦只是风趣地说了一句：“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霉(梅)。”

历史的吊诡在于，国家的至暗时刻，诞生了大学的最高神话，迄今难以超越。

关于西南联大的传说和成就，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不用我再来说这所仅存在8年的大学有多牛掰。

当年，英国的科技史大师李约瑟参观西南联大后，深为中国学人的水准所惊讶，并称西南联大等校“可与牛津、剑桥、哈佛媲美”。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西南联大的实际操盘手正是梅贻琦。

西南联大三校的校长，分别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在联大成立之初，张伯苓就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着。”（意思是你做我的代表。）而蒋梦麟则放心地对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梅贻琦，字月涵）多负责。”还说，联大的事，我不管就是管。

这样，联大三驾马车中，张伯苓和蒋梦麟实际上当了甩手掌柜，常年在重庆兼任国民政府的其他职务；三人中最年轻的梅贻琦，出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是西南联大的实际负责人。

那时的西南联大一座大楼都没有，却是大师如云，精英遍地。梅贻琦的贡献无人能比。

在抗战之初，国民政府曾设想组成东南、西北、西南三所联合大学，共赴国难，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保存火种。不过，东南联大胎死腹中，西北联大先和后分，只有西南联大坚持到底，“八年之久，合作无间”。为什么？

西南联大的成功，关键就在梅贻琦的格局、管理能力和奉献精神。他担得起大学的重任，是因为他放得下的东西比别人都多。

三校合并，从体量上讲就不对等。当时清华的规模最大，无论是设备、经费，都优于北大和南开。从人员比例看，清华、北大和南开之比大约是7：5：2。

我们知道，中国人骨子里的斤斤计较、狭隘和权斗贯穿整部历史，从不因国难或其他困难而稍减。所以合并之时，清华人已经觉得吃亏，而北大、南开又觉得自己将被清华压倒，这个事，处理不好，随时就一拍两散。

在人事方面，梅贻琦平衡得很好，这个学校去个教务长，那个学校去个训导长，各个系主任基本上匹配得很微妙。

当时，联大师生生活清苦，清华工学院用自有的设备成立服务部，用赚来的钱补贴教师生活。梅贻琦在年终分配时，顾念北大、南开的教师，也给他们多分了一个月工资。类似公正无私的行为，梅贻琦经常干。

即便如此，西南联大也差点散伙。

国民政府在分配教育经费时，不把联大看成三所学校，而当做一所学校进行分配，导致联大经费紧张。清华有庚子赔款，但北大和南开向来指望政府拨款，这就使三校产生了矛盾。

最后，蒋梦麟说，不合作了，北大的经费独立。他希望三校拆分，有利于向政府争取经费。

梅贻琦也有些怨气，曾向北大的郑天挺说，让蒋梦麟当西南联大主席至少一年。意思是，要当家才知道这个一把手真的很难做。

西南联大最终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合作并维持下来，梅贻琦实在受了不少委屈。

国民政府明知西南联大是三校合作，却故意在经费上只分一份，意在刁难联大。至于原因，则是国民党当局一直想控制高校，推行党化教育。一个突出标志便是，党、团组织开始进入西南联大等高校，并硬性要求学院院长以上人员必须加入国民党。

无党无派的梅贻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委曲求全，加入国民党，并成为中央委员。

但他仍旧奉行学术自由原则，该顶就顶，希望减少政治干扰，还大学以单纯和宁静。抗战胜利后，他曾向教育部长朱家骅建议：1、大学可否不设训导长？2、三民主义青年团可否不在校内设分团？

1945年，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为死难者送葬，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并撰文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

教育部长朱家骅为此多次会见梅贻琦，开口便提清华的左派教授问题。当局的意思很明显，即要梅贻琦免去闻一多、张奚若、潘光旦等左派教授的学校职务，甚至解聘更好。

梅贻琦压力山大。但他始终虚与委蛇，未采取措施，直到1946年4月还续聘闻一多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倒是闻一多了解梅贻琦的苦衷，写了长信力辞。

实际上，梅贻琦本人并不认同左派教授的观点。他在日记中对闻一多等人的激进，“开谩骂之端”深感失望。但在大节之处，他仍尽力保护这些教授。

蒋介石曾为此事召见梅贻琦，梅贻琦主动为这些教授辩解，说他们最近的出格言行是一时冲动，原因是这些教授家属众多，生活非常困难，“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蒋介石点头，说生活问题确实至关重要。

梅贻琦对政治无兴趣，但他并不傻。在最高领导人面前，把左派教授的政治立场简单归结为经济问题，旨在缓和双方的对立关系。这是他为人善良的地方，也是他作为大学校长，守护学校、守护职员的天性所在。

梅贻琦曾说过，他对政治无深研究，但对于办大学，他认为：

应追随蔡孑民（元培）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梅贻琦自任清华校长以来，就是蔡元培办学理念的坚定追随者。别人关心政治派别，他只关心学术自由。

然而，在动荡的时局中，这种“超脱”的态度，常使他陷于无可奈何的苦闷之中。

1946年7月，闻一多被杀害。

梅贻琦悲愤欲绝。他一面妥善安排闻一多的善后，一面向当局交涉追查凶手，向报界发表谈话，揭露特务的罪行。

为防止类似惨案的发生，他将潘光旦夫妇、费孝通一家和张奚若安排到美驻昆明领事馆避险。吴晗教授思想活跃，当局曾令清华解聘吴晗。梅贻琦一面拒绝，一面悄悄地通知吴晗离去。

对于闻一多遗属的抚恤问题，梅贻琦也尽心尽力，每年都与国民政府教育部反复力争。在闻一多夫人高孝贞率领子女奔赴华北解放区后，梅贻琦依然与各方交涉，请求从优抚恤。其为人的厚道，可见一斑。

1947年的清华校庆，是抗战胜利后清华复校的第一次校庆。学校在体育馆摆了酒席，由教职员开始，然后1909级，逐级向校长敬酒。

梅贻琦老老实实地干杯，足足喝了40多杯。

清华人说，梅校长的酒量全清华第一。但事实上，这名老校长多次在日记中告诫自己要少饮酒。

他的好友、考古学家李济说，看见梅贻琦喝醉过，但从没看见他闹过酒。

而这，可能成了梅贻琦在清华少有的快乐时刻。

1948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

梅贻琦搭乘飞机南下。南京国民政府再三邀请他入阁，并立即公布他为教育部长，他坚辞不就，索性离开南京，暂住上海。

他对新闻记者谈话说，此次南下，是为北方各大学想办法，不是来做官的。

他依然属意教育，等到实在看清事无可为，才决定出国。

他没有直接去台湾，而是去了美国。

在纽约，他以清华大学校长的名义，掌管了清华在美国的基金。他要保证这笔基金的每一分钱都用于清华。

他从未忘记故国。

据说，他曾托熟人向北京的清华大学表示，可以用清华基金购置图书、仪器。但鉴于当时情势，这个建议没有得到落实。

他早年在南开的校友周恩来曾发表谈话说：“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

不知道梅贻琦是否听到这个话，总之没有回应。不过，1954年3月，他的儿子梅祖彦在美国完成学业后，决定回北京，为新中国服务。梅贻琦不鼓励，但也不阻止，尊重了儿子的个人选择。

台湾方面曾派人到美国游说梅贻琦，让他带着清华基金回台湾。他总是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

他坚持不愿拿钱盖大楼，说清华的钱只能用于科学研究。

到1955年，他才只身回到台湾，筹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就是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而这个新的清华，成了梅贻琦最后的寄托。

在他生命的最后年头，他生病住院，竟然连住院费都交不起。如此清廉，让清华校友潸然泪下。他们自发捐款，交齐了他的住院费。后来，同样住院的胡适，也偷偷给梅贻琦捐了500美元。

梅贻琦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仅有的，是两岸两个清华“同一个校长”的传奇。

正如清华老校友所说：“他在母校十几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可为万世师表。”

他的事迹，在清华的新老校友中流传。

西南联大时期的清华历史系毕业生孔令仁曾回忆说，西南联大办了一个附中，由于教学质量高，云南省主席龙云送女儿龙国璧去报考，结果竟然没被录取。龙云很生气，认为梅贻琦不给面子，就派他的秘书长去疏通。

谁知秘书长久久没有行动，龙云气不打一处来：“你还站着干什么？”秘书长说：“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未被录取。”龙云一听，气都消了，从此对梅贻琦更加敬佩。

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说过，梅先生自己从不托人情去办什么私人的事情。

梅贻琦的一生只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奠定了清华的地位与校格。仅凭这一点，他已是那个年代最牛的校长，更难得的是，他的人格，让他的校长之名臻于完美，至今让人怀念。

著名教育家傅任敢评价梅贻琦的一段话，深得我心：

他爱学校，所以把他一生献给了学校。

他爱国家，所以在抗日时把他的儿女打发到远征军去。

他爱国事，所以待人一视同仁，从无疾言厉色。

他尤其爱青年，所以每次的学潮中他都以自己的力量掩护着青年的安全。

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以学校为幌子而达到了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我们便知道真爱学校之不易。

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经大声疾呼地叫人爱国救国，自己却无贡献，或且因而有所收获，便知默默无言地做着爱国工作之难能。

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办学的人视办学如做官，视学校如衙门，趾高气扬，颐指气使，便知一个大学校长之有礼地对待一切人们之可贵。

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经爱护青年其名，出卖青年其实，或者爱护其名，放纵其实，甚至利用其实，我们便不能不深深地感受到我们要有根基深厚的爱，育人才有着落。

1962年，梅贻琦逝世后，治丧委员会建议把梅校长安葬在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

这个决定引起了一些争议：如果每一位校长死后都葬于校园之内，那将来校园不就成为校长墓地了么？

治丧委员会不为所动，仍然将校区内一个山坡上的一片相思林地划作了校长的墓园，这就是今天的新竹清华大学的梅园。

治丧委员会表示：“我们认为，以梅校长和清华的关系，不是任何一个大学校长和学校的关系所能比拟的。其他学校的校长，不可以校园做墓园，但是梅校长却可以，因为清华和他已经融成一体了。”

2005年，李敖在北京清华大学演讲，说台湾有一个“假清华”，但有一位“真校长”。

可惜，我们有一个“真清华”，在很长的时期内却把梅贻琦当成了“假校长”，提都不提他的名字——批判除外。等我们开始认同梅贻琦的时候，他在新竹清华大学的墓地，墓木已拱。

世间已无梅贻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