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需反思“抗疫经验输出” 保持距离或为中美关系新出路

多维：中国目前正在经历一场国际范围的舆论战。如果说疫情在中国爆发之初，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冷嘲热讽带有“反华惯性”，但中国基本上控制住疫情并加大对全球各国援助力度后，按理说即便没有好评也不应该有差评，但随着时间推移，国际舆论对中国的负面评价越来越多，说中国政治宣传、“口罩外交”，质疑中国的防疫数据，批评中国援助物资的质量问题，甚至认为中国作为所谓的“病毒发源地”应该向其他国家赔款等等。这样的舆论战似乎在消解中国防疫实践所取得的成果。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策略或方法来应对舆论战的不利局面？

庞中英：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觉得需要分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前（“3·11”之前）、大流行中（“3·11”以来至目前）、大流行之后（这个只是一种说法，何时进入大流行之后的世界，谁也不知道）三个段落来讨论。

“3·11”之前，中国已经取得“阶段性成功”，与世界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形成最大对照。伴随着中国在“3·11”前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国也在做单向的全球传播，在世界各地说明中国在“加油”，例如1月份有中国的广告公司在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打出“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的字样，通过这种方式介绍中国的抗疫做法。

“3·11”之后，中国似乎在输出中国的抗疫经验，让别人“抄”中国的“作业”，比如封城、全民戴口罩等“中国模式”或者“中国经验”。但这显然忽略了各国之间的差别。实际情况是，“3·11”后，表面上各国“封城”、“封国”的很多，但也有很多不“封”甚至抵制“封”的。即使是“封”，各国的景象也不同。比如，新加坡的“封”（“断路器”或者“阻断”）是“软”的，尽管越来越“严厉”。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多样性，说明了任何一种国别方案的局限性。清醒的头脑不会以为基于某国的经验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

当然，“中国经验”甚至“中国模式”是有价值的。但需要注意的是，有的“中国经验”或者“中国模式”本来就是WHO提倡的，本来就是历史上欧洲人应对瘟疫所使用的（如口罩就不是中国发明的，是“西医”）。在全球化的世界，到底哪些是某些“国”的，哪些本来就是全人类过往经验积累起来的？其实很难区分。在某种意义上，连特朗普政府都意识到，主动推广某一种模式是以往美国“输出”（包括建立国际制度）的教训——特朗普政府与以往的美国政府不同，对输出“美国模式”并无心，也无力。所以特朗普政府对WHO之类的态度，有其深刻的根源。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也是前车之鉴。任何“输出”都要小心从事才是。

疫情大流行正在改变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如同“社交距离”的设定一样，世界实际上正在设定、也在实行与中国之间的交往“距离”。这是中国所面对的世界现实。疫情之后，世界与中国之间可能要继续维持这种“距离”，尽管市场的逻辑仍然重要，未必“脱钩”。

庞中英：疫情期间中国输出抗击疫情经验的教训，应该好好总结，哪些是有意义的，哪些是可以避免的，为中国在“疫后的世界”可能面对的巨大挑战做一些准备和调整。

多维：你认为中国官方有主动输出防疫经验的意图吗？“抄作业”的说法似乎更多来自中国民间，比如中文互联网。

庞中英：中国在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原则和其“共商、共建、共享”的具体做法，密集开展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国际组织之间的“疫情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英文翻译早已从“common destiny”翻译为“shared future”。

这次疫情是全人类的“存在时刻”，事关未来。这个时候，见到了“命运”之间的联系，但是，能否构成“共同体”？我认为，世界在这时候不分裂、不冲突就不错了。“共同体”本来就是最高目标。

顺便一提，无论是common destiny还是shared future，这样的英文翻译，都与中国领导人提出“命运共同体”的原意有不小差别。不过，这个“shared”倒是意味着中国要“输出”，而且根据这个原则“输出”。这为国际上认为中国在输出“中国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

多维：要想把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从恶性循环转向正向循环，需要什么样的方式？

庞中英：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贯彻从来都具有应变力和应变机制。如果这样的能力和机制仍然在的话，面对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带来的“大变局”，中国外交政策需要在原则和实践上的及时调整。

多维：具体该如何调整？中国对外推广抗疫经验是基于近几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互联互通等论述，这也是由更深层次的中国文化属性决定的。中国可能强调的是做了什么，可外界更多的在纠结说了什么，以及怎么说。

庞中英：我所知道的是，在叙述方面，“一带一路”从“战略”（OBOR）之高调改回“倡议”（BRI）之低调；也多次否认“一带一路”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从字面看，都挺好，但是，关键是其内在的逻辑和外在的实践。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世界，给予“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的解释也是一个路径。

其实新的转变也不那么难，只要意识到必须转变。中国最近两年热烈讨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能就为中国外交政策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下走出困境提供了某种支持或者出路。疫情之下，“大变局”不再是一种高谈阔论的形势大判断，也非一种大“构建”的大“叙事”。“大变局”是真的来了。现在该怎么应对“大变局”？难道要如同叶公见到真的龙一样逃之夭夭？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世界已经“大封锁”（great lockdown），无处可逃。

既然已经和将要面对“大变局”，就要按照“大变局”准备新的外交政策。“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论述，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前，也许是一种应对“大变局”的方案。但是，疫情之中和之后，也许需要新的论述。我们能看到，疫情中，世界各地，关于未来世界，突然奔涌出许多新思想、新方案。这些都可以借鉴。

多维：疫情确实给“大变局”的说法提供了新的视角。疫情发生之前，关于中美之间的脱钩、新冷战等表述，学术界还存在争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美之间不可能脱钩，新冷战也只是一个过于夸张的字眼。但疫情发生之后，中美之间进入某种程度的新冷战似乎已经被坐实了。

庞中英：这次疫情实际上给中美关系的未来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保持社交距离”。人际之间保持社交距离确实是避免病毒传染的一个有效方法，受此启发，我认为，为了中美关系不再进一步恶化，中美之间暂时要保持一定的有效距离。保持距离并不说要“大脱钩”（great decoupling），恰恰是为了避免“大脱钩”。我们知道，“大脱钩”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情况是“大脱钩”后的冲突，及其这种冲突对区域和世界和平产生的严重后果。

中美现在进一步加强相互联系（以前有一个美好的词叫“相互依存”）也许已经极其困难，但是，可以通过“维持一定的距离”，最大限度地保护40多年来取得的中美合作成果。中美在今年1月15日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根据中国副总理刘鹤的说法，就是为了避免中美贸易“脱钩”。双方在疫情中应该还在继续执行这一协议。我认为，中国方面要努力履行这一协议。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显然不可能因为疫情就废了，中国购买美国债务是在美国市场进行的，涉及美国在全球市场的信誉。中美教育、科技之间的现存合作，仍然是巨大的。美国在华制造业要回流美国或者退出中国市场，在全球经济面对大衰退的前景下，任何动迁都不是活路，而是加速死亡，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美国企业会犹豫再三。中国要做好全球企业留在中国的工作。

现存的中美关系的大厦如果轰然倒下，对双方经济、对全球经济都是不可承受之重。“保持距离”一段时间，有助于让目前“高烧”的中美关系有效“退烧”。

多维：那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表述：如果中美之间“保持距离”是一个必然选项，那么对于中国来说，除了军事战以外，舆论战、信息战、贸易战、金融战等什么战都是可以接受的。

庞中英：习近平主席指出，“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我觉得中国现在实质上回到新的“韬光养晦”，应该是这种准备的题中应有之义。

事实上，韬光养晦的中国，世界一样会警觉。即便在邓小平时代，世界也从来不缺少“中国威胁论”。但是，韬光养晦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国际环境。

目前，中国的外部环境在急剧恶化，这种恶化不知何时会到达一个高峰。当然，中国外部环境的积极面仍然存在，只要中国国内疫情得到根本的控制，并积极为世界的疫情脱困提供解决方案，中国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世界中仍然有其基础地位。中国需要立足国内，先把自己从疫情中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