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声浪不止 如何看待被“绑架”的方方日记与撕裂的中国舆论场

武汉虽然已经4月8日封城结束，但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带来的深层次影响却在社会治理、舆论场等领域持续震荡。目前，一场围绕“方方日记”展开的舆论战，正在中国国内上演。

中国网民眼中的“方方日记三宗罪”

方方，本名汪芳，中国女作家，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长期生活在湖北省武汉市，这次疫情于武汉爆发之时，她也身在武汉并经历76天的封城。

2020年1月25日起，方方在新浪微博上每天撰写“方方日记”，记录她本人在疫情中的所闻所感，共持续60天，直至3月25日停止创作。2020年4月8日，方方日记的英文与德文版分别由美国哈珀克林斯出版社（Harper Collins）和德国霍夫曼坎普出版社（ Hoffmann und Campe）发行，电子版预计在六月上市，目前已在网上开始预售。消息一出立即在中国网上引起热议。

这场争议被视为中国舆论场上“左右”两派又一次论战，支持者认为方方有良知且敢于直言，批评者却指责她的日记内容是道听途说，有“三宗罪”。

批评者说方方其“罪”一，是作为曾经的体制内政协主席，她的日记本身充满了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暴露政府的阴暗面，是“吃饭砸锅”。例如2月13日，方方发表“更让人心碎的是我医生朋友传来一张照片，是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已化为灰烬”的内容，有网友要求方方公开“医生朋友传来的照片”，但方方并未公布相关图片，网民质疑其为了批判政府而捏造假新闻。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周三引述"观察者"称，方方的日记"偏颇而且只暴露武汉的阴暗面，忽视当地民众的努力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持"。微博评论区有网民留言讽刺方方的说法："卖国就是独立思考，爱国就是极左。"；也有人批评方方日记是"蘸着武汉人的人血馒头"。“方方永远只谈社会的黑暗面，至于千千万万中国人为此做出了多少努力，她是看不到的。她当然有说话的权利，但是她以体制内高官的身份，物质和荣耀都有了，然后又砸体制的锅，简直是一鱼两吃。”

批评者眼中方方的“第二宗罪”是“叛国罪”——就是在中美两国结构性对抗的局势下，给美帝国主义输送弹药，“递刀子”。例如有内地网民直白的认为，"在国际形势如此严峻的今天，西方污蔑我们，要联合起来向我们索赔天价赔偿。方方授人以柄，攻击国家，严重危害到国家利益。"再如内地《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称，美国向中国“甩锅”，一些精英人士甚至要求向中国索赔，“让很多人联想到庚子赔款”，而方方却要在美国出书，中国人将会“用我们多那么一分的利益损失，来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单”。他称这本书在今天的这个时间点上出版，“方方的确带来了对公众的一份刺痛”。

这种对美国人的担心并非中国国内左派人士的担忧，也是很多普通民众的担忧。毕竟中美贸易战仍未结束，美国政府时至今日也借助疫情频频对中国施压。很多人的确担忧，美国人会否真的拿着“方方日记”作为证据在法庭上指控中国违反《国际卫生条例》，要求中国赔偿。

此外，方方遭到批判的第三宗“罪”就是对于她私德的批判。方方1月30日的日记透露其1月29日晚间在交通封锁的情况下利用个人关系，通过武汉市洪山区交管局，将其新加坡籍侄女利用一名肖姓辅警的私家车送至天河机场，方方因此被质疑“以权谋私”。因为当时武汉已经封城，很多武汉人想“逃离”武汉而不能。此时方方却可以动用公权力让警官帮助她，让很多人觉得方方口是心非，授人以柄。

支持者认为方方是武汉的“良心”

对于以上的批判和争议，方方本人则以为：“我相信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会因为一本书的出版就坍塌掉”。对一位真实记录武汉人封城之下的悲情遭遇的作家，发动这番攻势，令人诧异。而这条微博所链接的文章结尾，似乎是方方借他人之口承认了英文版与德文版将于今年8月出版的事实：“译本是疫情缓解后出版社联络方方老师的，现在还在翻译中；英文和德文版的封面和简介没有事先得到方方老师的过目和同意，方方老师已经让他们去改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方方没有支持者。在方方的微博下，也有大量网民支持她，认为方方的日记反映了疫情重灾区武汉社会真实的一面，“是难得讲真话的”，认为“方方日记”是武汉封城期间的“社会良心”。

面对这场因为自己而起的大争论，方方本人一直强调自己要“独立思考”——她引用了几个人的话来夯实自己的坚持。一个是朱镕基，这位铁腕总理当年在上海做自我介绍时说，“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一个是内地作家姜弘，这位作家曾说，“我们的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肩上。”还有一个是内地学者易中天，他曾“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都是容不得多样的生态，只准世界上有一个声音，一种腔调。”基于此，方方直言，“无论极左骂或者极右批，都不会改变我自己看这个世界的目光，也不会动摇我对社会和人性的思考。”

撕裂的舆论场与不断的左右大辩论

在内地网络上，每每发生重大社会热点事件时，以微博这个社交平台为中心，以及知乎、微信等不同形式的网络发声渠道，常常会发生这种“左右大辩论”。

中国青年作家韩寒于2011年12月23日、24日、26日发表的《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博文，一度引发互联网时代的狂欢，三篇文章中，韩寒指出了这个国家各个不同阶层之间的隔阂，阶层诉求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看似永恒正义的词语诸如“自由”“民主”在不同人理念中的鸿沟。他还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表达他对国民素质的悲观，诸如“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以及“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而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自此，“公知”正式成为中国舆论场上活跃的群体。宣传“自由、民主、人权、体制、宪政、选票、普世价值”成为当时民间舆论场的主流。随后又接连发生方舟子与崔永元在转基因问题上的论战，中医存费之争，“蛋糕论”即中国发展发现之辩，再到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接受公审，济南中院微博直播，仿佛过去70年的历史重现一样，中国内地的左派和右派在网络舆论这个平台上，不停“掐架”，互有胜负。直到中国政府“出手”，“管好互联网这个阵地”成为过去几年中国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曾经所谓的“舆论领袖”或者“意见领袖”做了鸟兽散，韩寒开始拍电影，甚至崔永元都开始去办电商，“公知”也在中国内地成为一个“贬义词”。

因此，对于一路从中国网络初期走过来的人而言，方方日记好似历史事件的不断重复一般，并无太多新意。

若要真的下一个结论和判断，从文体、严谨性等方面，尽管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方方日记”最大的价值，是给处于疫情漩涡中的武汉人民以一份温暖（至少曾经温暖过）和一个情绪宣泄口，也给所有经历了这场重大疫情的人提了个醒，或者说敲响了警钟。这不应该只是方方的“常识”，也应是一个人的基本“常识”。

不过，局势不同，作家也不应任性——在西方阵营针对中国的舆论战逐渐加码的背景下，此时出版“方方日记”，多少有作家本人“任性”的一面，而如果“任性”的自由开始有脱离社会同理心的趋势，意味着方方存在与“知识分子”渐行渐远的危险（降维成一个普通作家）。作为方方个人来说，不能只停留在日记最后一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的洋洋自得的状态中，而应该有尽量不让自己卷入国际角力的防备，保持尽量不被大国博弈当作工具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