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华人求助:我们需要中国的口罩(组图)
形势逆转了,疫情在中国渐趋平稳时,欧美国家却跌入深渊。截至4月1日,累计病例超过中国的国家,有美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截止4月3日上午发布的最新新冠肺炎感染人数统计数据
各国的防控方式和力度不同,虽然有中国“过来人”的经验,但它们很难复制。
以美国为例,它至今只收治重症病人,对于轻症患者,则建议居家隔离。但这一措施,早在武汉证明了不妥,轻症患者在家,不仅容易恶化转为重症,还可能造成进一步传播。
甚至,最基本的防护措施—戴口罩,欧美国家也莫衷一是。
此前,包括具有权威地位的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在内,众多欧洲专业机构认为,普通人佩戴口罩的意义不大。尽管不断有反驳声,但它已然成为主流意见。
全民戴口罩,是中国的过度反应吗?当然不是。
新冠病毒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人在说话时,总是有小滴从嘴里出来,人们必须佩戴口罩。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接受《科学》采访时说:“我认为在美国和欧洲,最大的错误是人们没有戴口罩。”
口罩80%的产能在中国,疫情暴发之际,欧美国家不可能不需要中国的口罩。张秋洋对此体会深刻,他是美国一名华人,从事中美医疗交流培训工作,经常组织中国的医生去美国参观学习。他所在的城市—明尼苏达州的罗彻斯特,仅有12万左右的人口,现在确诊的病例却有61人(4月1日数据)。
武汉疫情暴发时,张秋洋临时决定,发起公益众筹项目,对武汉支援防护物资。然而现在,他需要从中国买口罩,运回美国支援一线。
但是,时机不同了。在武汉疫情早期,全球的口罩运到武汉,是华人发起的潮流。现在各国的疫情暴发,对口罩的竞争更加激烈,各国对口罩资源的分配也格外敏感。这都增加了张秋洋的工作难度。
口罩出国的故事,或许能够反映出国外抗疫战场的真实一面。以下是张秋洋在3月29日的口述。
“救救孩子”
大概在3月2日,我就察觉到,美国缺少物资了,但病人开始多起来。我能够察觉,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美国采购物资,寄到中国支援疫区。一开始是很顺畅的,我们找的是美国前列的医疗企业,它有什么,就卖给我们什么。
但是,到2月底的时候,我们签好的单子,陆续被美国企业取消,包括一些口罩和护目镜。我最后买到的是医用手套,有42800双。它是有了零头,才卖给我们,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决定倒转过来,从中国买东西运回美国。因为纽约州出现了很多病人。病毒是人传人的,不是一个国家闭关自守,就能够平安渡过。
比如说,我居住的城市罗彻斯特,是个12万人口的小城市。截至3月28日,都有37个确诊病例了。可笑的是,在那个时候,美国主流媒体还在教育公众,要勤洗手、不用戴口罩,那哪是正确的?
我居住的地方,出门戴口罩的人,我想都不到5%。具体到大街上,基本只有一两个人是戴口罩的,还都是华人,都是亚洲人。
4月1日,亚马逊宣布停止向公众提供N95口罩,将在新冠病毒爆发期间优先向医院、政府机构和其他团体输送必需物资
官方给出的意见是,如果你感冒了,即使不是新冠肺炎,也不要去工作,应该呆在家里。如果有症状了,你自己戴口罩—别人不需要戴,然后居家隔离。如果是轻症,你可以开车去检测点,再回到家里,等待卫生部门的电话通知。一般情况下,只有重症患者才会被收入医院。
因为中国出现疫情时,美国就这样宣传的,所以到现在,美国人基本上接受了这套宣传。
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很多人开始发声,质疑官方的做法。比如推特上的美国记者艾米丽,就强调大家一定要戴口罩,指出官方的态度太松懈,说得非常实际。像这样的声音,在美国陆续出现很多。
4月2日,《纽约时报》上发布的“佩戴口罩需成为国家政策”一文
然而,美国的口罩奇缺。这很容易想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供应链就没有上去。因为从去年12月末开始,美国过了圣诞节和新年,接着是中国春节,它整个供应链在停工的状态。
接下来,从今年1月底到2月中旬,几乎所有华人在大规模扫货,把防护用品运回国内,美国这边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能够想到,美国医院迟早要出问题。
事实也是如此。我们华人圈里,有很多优秀的孩子,他们都是医生,或者是正在做临床的实习生。我们在找口罩时,很多家长就找到我们,对我们求救说:“你们现在有一个口罩吗?或者是一件防护服?救救我们的孩子。”
一个口罩也难求,就是美国的现状。到目前为止,美国偏远些的地方,麻醉师给病人做手术,做气管插管时,他们都没有防护措施。我们就拿自己的两三个N95口罩或者防护服,快递寄给他们。他们拍了照片回来,非常感激我们。
眼睁睁看它发生
像武汉的疫情早期一样,美国各州的医院,现在开始发公告对外求助,他们急需口罩。包括美国第二大医院克里夫兰,它都发公告求捐口罩了。
从地域上讲,现在疫情最严重的是纽约州,其次是新泽西州、加州、密歇根州。对外寻找捐献的医院,主要集中在这些州。如果算上零星的,美国所有州都有医院在求助。
除了分布广,它们的需求量也很大。我举个例子,斯坦福大学的医学中心,它提出的需求就是N95口罩20万个,外科口罩200万个,剩下的其他物资,你有多少它就要多少。
说实话,我们的能力有限。从3月17日到21日,我们收集汇总医院的需求,但它的量太大了,我们供应不了那么多。在这5天时间,统计到的医院就有46家,普通外科口罩的需求量,达到了500万个以上。
我们不得不中断统计,先处理现有的需求。对医生来说,口罩是等不得的。他们形容自己的处境时,常常用“断货了”“裸奔了”这样的词。
4月2日,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圣马特奥市,一名男子从一家停业店铺旁经过
我能体会到那种恐惧。2003年SARS发生的时候,我还是长春一家医院的医生。有病人来找我看病,他刚从北京回来,还有点发烧。我穿着防护服,戴的是普通口罩,我的心都在发抖。
医生也是人,他们也会恐惧。和武汉在早期时一样,因为极度缺乏物资,有的美国医生把雨衣或塑料袋当作防护服,或者多次重复地使用口罩和防护服,它们本来是一次性的。
但是,美国现在发生的事,不能说是“重演武汉”,那是不公平的。因为疫情在中国暴发时,大家都没有准备。美国是眼睁睁看见了暴发过程,但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它都没有做准备。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再一个,我们知道中国的医护人员,本身是在超负荷工作的,这都多少年了。而美国的“分级诊疗”体系完善,有很多社区医生。但是,由于没能防控住,患者的量太大了,病情恶化之快,又超出他们的想象,把这个体系压垮了。
我的意思是,如果美国做了准备,结局会完全不同。但它倒好,其他国家都恐慌了,当局还在说不要恐慌,说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说病毒会消失、只要洗手就好。这是骗人的。
美国错失了两个月时间。有的观点认为,是美国没有物资了,政府担心大家都戴口罩,根本满足不了。从我个人的角度,只能说它是一小部分的原因。
4月2日,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一家医院外,人们排队等待进入检测新冠病毒的帐篷
更重要的是,政府花费的精力,根本不在疫情防控上。今年是2020年,美国即将换届选举,政府有了太多顾忌。比方说,在美国只有几十个病例时,如果政府强势干预,可能成为“狼来了”故事里的小孩。
总之,在这次疫情暴发前,当局所有的精力,放在了如何再次当选的事上。没想到的是,“狼”真的来了。
路迢迢
我们订到第一批货是在3月2日,有5000个口罩。顺丰那时不允许大数量的邮寄了,我们就把100个装在一盒,装50盒分别邮寄过来,用了五六天时间。
货到了后,我们捐给了华人社区、消防站和医院。流程是这样的:我们汇总了需求,分别登记对方地址,在邮寄的时候,就分不同的地址快递过去。他们收到了物资,会出具一个接收函。
十多年来,我在中美之间做医院管理培训,双方都认识一些人,很多人就来找我推荐。比如说,中国有个基金会,找我推荐受捐对象。美国也有不下四家基金会,找我分享采购的渠道。
事实上,找到靠谱的供应渠道,在目前是很难的。我们在对中国捐献时,就没有太多顾忌。因为出口到美国的口罩,肯定经过了验证,只要它没过期,我们就往回运。
但是中国的生产规模大,条件参差不齐,我就要小心了。我第一步做的是,把供应商集中起来报名。有什么产品?把资质报上来?声称自己经过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注册的,我们就去官网上查。我们团队十几个人,用了3天时间,从78家供应商中挑选出3家,花费的精力很大。
疫情过后,口罩市场确实“鱼龙混杂”,存在很多以次充好的、层层倒卖的。有的商品,根本没在FDA注册过。或者说是注册了,但它卖的是N95口罩,注册的是普通口罩,甚至是麻醉面罩或鞋套。你说,多不靠谱。
所以我们只找了3家,花了些时间。但是,等我们想采购时,欧洲疫情暴发了,3家供应商的货,很多都卖到欧洲去了,我们拿不到订单,又陷入买不到口罩的境地。
真的很难,买也困难,运也困难。中美之间的航线,现在减少到以前的10%左右,而且价格特别高。所以,大批量的物资,我们买买不到,运运不到,只能少量地、多批次地、多地址地购买。
4月2日,一名男子骑车经过美国纽约布鲁克林一家医院
我们主要是用UPS或者Fedex运输,一箱可以装2000个口罩。常规的路径是,先寄到深圳,再到香港,再到美国。我们目前拿到了46000多个口罩,一半多卡在路上。有几千个口罩是在深圳,其他的还在香港。
在这个时刻,大家都很忙。我想恳求的是,添乱的人能不能少一点?比方说,我提出想要一万个N95口罩,很多人会说他有,我看过了产品照片和证件照,也都对。但我想要他的经营资质时,很多人都是没有的。这些就是来添乱的。
我还遇到过一个情况,因为口罩太少,有的供应商不够,就找别的同行来借。然而,借来的口罩是不合格的。我找的供应商还好,他很积极处理这件事,但他找到的供应商,就开始耍赖了。他要求我们把口罩先退回去,或者是拿出检验报告来,证明这个口罩不合格。这得需要多长时间呢?
人的精力有限。从中国买口罩运回美国,我要用30%的时间,验证产品是真是假。又有30%的时间,我得注意物流问题,另外还有杂七杂八的事。
我发现,我最多只有10%的时间,用在了真正要做的事上。然而我们所做的,正是与时间的争夺赛,来弥补本不该被浪费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