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引发中美外交战 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组图）

中美暗战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当地时间1月30日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谭德赛同时表示，“作出这一决定不是因为中国正在发生的情况，而是因为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情况”，也不是“对中国没有信心”，“我们最大的担忧是，病毒向一些卫生系统较弱国家扩散，这些国家可能并未做好准备应对疫情”。宣布后，谭德塞还宣布了七条临时建议。 其中第一条就是，没有必要采取限制国际人员流动和国际贸易的措施，世卫组织不建议限制贸易和人员流动。

但世卫组织话音刚落，早已箭在弦上的中美暗战便开始。美国国务院和疾控中心旋即将中国旅游警示上调到最高级别，建议旅客取消所有非必要的赴华旅程。与此同时，进一步的行动陆续到来，比如继1月24日率先从武汉撤出其领馆人员，1月30日又宣布将驻华大使馆所有非紧急人员撤出，并且将暂停所有赴美签证的办理，2月2日起临时禁止过去14天内曾赴华旅行的所有外国人员入境，美国三大航空公司陆续取消所有前往中国的航班。

针对美国的轮番禁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月3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对中国疫情作出过激反应，采取过度应对措施，显然与世卫组织建议背道而驰。美国政府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却第一个从武汉撤出其领馆人员，第一个提出撤出其使馆部分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和散播恐慌，带了一个很坏的头。”

虽然对于华春莹所说“美国政府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中美各执一词，但美国从政府官员到部分媒体，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制造和散播了恐慌，有时候甚至不惜举起种族主义的大旗，给这场重大疫情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比如美国白宫顾问彼得·纳瓦罗形容中国为“疾病孵化器”，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在个人社交账号及媒体采访中多次声称新冠病毒是武汉实验室一手打造的生化武器，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接受访问时幸灾乐祸地表示“新病毒将有助于加速工作机会留回北美”，《华尔街日报》专栏作者沃尔特•罗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则不由分说给中国扣了一顶“亚洲病夫”的帽子，彭博商业周刊2月17日封面则用特大号字体呈现出一个“脆弱的中国”，《纽约时报》更是迫不及待称现在的中国“如中世纪的欧洲”，“美国真实政治网”（Real Clear Politics）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迅速让中国现代化和富裕起来所展现的决心和采取的政策措施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类似……

病毒无国界，这样朴素的道理理应成为经历过无数次病毒侵袭的人类的基本共识，而今却被政治较量的硝烟遮蔽。虽然不能一概将世界范围内的“恐华症”归于美国，但作为“世界老大”的确开了个很不好的头。以至于，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的幸灾乐祸，以及《华尔街日报》的“亚洲病夫”，在招致“自家人”的不满后，也让中美之战悄然间从暗转明，中国网络舆论场的不满声浪亦参半着疫情带来的压抑与愤懑，喷涌而出。

当媒体成为大国角力的靶心

在中国网络民意鼎沸之际，面对美国借由新冠肺炎疫情发起的轮番动作，中国官方层面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以《华尔街日报》所谓“亚洲病夫”言论作为靶心，展开了反击：先是要求《华尔街日报》就辱华文章道歉并查处相关责任人，未果；随后宣布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美国方面也没有闲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随即谴责了北京驱逐记者的做法，呼吁中国尊重新闻自由；而在《华尔街日报》被北京驱逐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宣布将中国五家官方媒体指定为“外国使团”，并指这五家媒体被中国政府所控制，不是独立的新闻机构。

面对美方的反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赵立坚以推特为“战场”频繁发声。比如华春莹回应蓬佩奥的言论时直言，比冠状病毒危险的是处于政治动机的政治病毒；而对于中国五家媒体被指定为“外国使团”事宜，则反问“我想他们是否也应该享有外交豁免权？”

3月18日，在特朗普首次将新冠肺炎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的次日，中方再推反制措施，宣布从即日起，中方对等要求“美国之音”、《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这5家美国媒体驻华分社向中方申报在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财务、经营、所拥有不动产信息等书面材料；针对美方大幅削减、实际驱逐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员工，中方要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年底前记者证到期的美籍记者从即日起4天内向外交部新闻司申报名单，并于10天内交还记者证，今后不得在中国内地，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继续从事记者工作；针对美方对中国记者在签证、行政审查、采访等方面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对美国记者采取对等措施。

反制措施之外，中方通稿中也反复表示，这些做法“完全是正当合理防卫”，是针对美国“不断升级对中国媒体的歧视和政治打压”以及“无端设限”、“无理刁难”的不得已做法。中国依然欢迎各方媒体，“我们反对的是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反对的是借所谓新闻自由炮制假新闻，反对的是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

当大国角力以新闻媒体为战场展开，各方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便不自觉占了上风。一方面，在国际舆论场域，美国占据着强势主导权，所以当北京决定驱逐《华尔街日报》记者时，即便不认同该报“亚洲病夫”说法的人，也会轻易被蓬佩奥挂在嘴边的“新闻自由”说服；另一方面，鉴于中国媒体一直以来是作为中共喉舌存在的，被认为宣传早已压倒了新闻价值本身，所以五家喉舌媒体被指定为“外国使团”在很多人看来完全在情理之中，中方再怎么辩驳都无济于事，反倒加剧了一些国家对中国会否以此为由头进一步限制境外媒体的担忧。

这种刻板认知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要想改变也很难一蹴而就。至少目前来看，萨义德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中所批判的世界文化传播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还普遍而广泛存在着。即便中国已经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时间里，从积贫积弱一步步成为了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东方主义”以及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仍然还像是符咒和心魔一样，左右着很多人的认知与判断。在这种既定认知的主导下，中国举全国之力封城抗疫是“侵犯人权”，制造“集中营”，疫情扩散是治理体系“失败”，是制度危机。总归一句话，怎么做怎么说都是错的。

思想上的矛盾，不能通过辩论解决，而只能通过现实的实践解决。面对这一次美国挥舞的“新闻自由”大棒，以及不断拿人权、民主说事，中国有了一个最大的底气，那就是中国确实有效控制了疫情，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绝非“东亚病夫”。而且当疫情在全球蔓延开来后，中国又展开了一轮全球“统战”攻势，给予各国以最大限度的帮扶，具体实践着和阐释着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切实的动作，比重大疫情关头的人权、民主这些空泛说辞，显然更有说服力。

病毒源头是与非

当中美以媒体为战场展开角力的过程中，也有一个意外插曲，那就是围绕病毒源头的争论。虽然这场争论最终无疾而终，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美舆论战的烈度和广度。

事实上，从武汉1月24日封城之日算起，关于病毒源头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野生动物起源说、美国基因武器说、中国实验室泄露说等，总能在防火墙内外掀起一阵飓风。随着美国基因武器说在疫情在全球蔓延的态势下不攻自破，中国实验室泄露说在中国官方辟谣后暂且偃旗息鼓，人们普遍认可的，便是野生动物起源说。毕竟，近些年由野生动物引发的鼠疫、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非典等已是前车之鉴，新冠肺炎患者最初又与位于武汉闹市区的华南海鲜市场关系密切，算是有理有据。

可当人们的注意力从源头转移到各国防疫时，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2月27日一句“疫情不一定发源于中国”，又将人们的注意力拉回，中国舆论场开始循着这一说法寻找“元凶”，并最终在中美焦灼的角力中得出初步答案——病毒来源于美国，美军武汉参加军运会便是一个大概率的渠道。

夯实人们这一结论的“证据”，其实并不少。一方面，在英国《柳叶刀》杂志1月刊登的一篇论文中，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分析了首批确诊的41例新冠肺炎病例，发现其中只有27例去过华南海鲜市场。回溯研究认为首名确诊患者于2019年12月1日发病，并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也没发现与之后确诊病例间的流行病学联系，而其家人也没出现过发热和呼吸道症状。

另一方面，日本朝日电视台2月下旬最先披露，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证实美国流感致死的人中，一部分是新冠肺炎患者，纽约、洛杉矶等城市已经开始新的检测方式。这样的消息，瞬间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尤其直接地刺激着中国民众。虽然事后证明，美国CDC只是说当季一万四千多名因流感而死的人中，部分人感染的流感病毒类型不确定，并未证实“一部分是新冠肺炎患者”，但为了夯实提前预设的结论，多数人已经听不进去“真相”了。

3月12日，赵立坚连发数条推特，并直接质问美国：“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这不仅再次推高了中国网民对于美国的口诛笔伐，也因为其自身的官方身份，旋即将此轮源头争论从民间口水战推至官方外交层面。

为了反击赵立坚质问，美国接连出拳。先是美国国务院13日召见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谴责北京提出的“阴谋论”；再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6日打电话给中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表达对北京官方“把新冠肺炎责任推到美国身上”的不满；与此同时，特朗普接连在推特上延续美国从政界到媒体界关于“中国病毒”的定性，并直言为的是回击中国归咎于美国军方的错误言论。

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被问及此事时，并未就来源问题给出一个明确说法，而是延续了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央视连线中的态度，那就是“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需要听取科学和专业的意见。”而对于特朗普的“中国病毒”一说，发言人表示，“美国一些政客把新冠病毒同中国相联系，这是对中国搞污名化。我们对此强烈愤慨、坚决反对。”随后，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病毒没有国界，它影响的对象也不分种族、肤色、财富多少，所以应避免将病毒与某些人联系起来。在各方倒逼下，特朗普最终也不得不改口，不再称“中国病毒”，并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时，表达了共同抗疫的意愿。

中美双方在官方层面斗得不可开交，民间层面的口水战也没有断过，并愈发走向民族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现任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就率先表示，“如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艾滋病毒就是美国性病毒、梅毒是美国螺旋体、西班牙流感是美国流感”。此类比，在中国民间舆论场被争相转发。也有学者呼吁，亟需要给激烈的中美斗争降降温。但因为此呼吁将主要责任方归咎于中方，并未在中国舆论场存留太久即被删除。

处于夹缝中的海外华人，在中美角力升温之后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一边是可能在美招致的歧视与排挤，一边是返回中国面临的种种阻碍。再加上中国新近确诊病例大多是境外输入病例，“海外华人回国潮”也被认为是中国各路媒体散步国外防疫不力、制造恐慌的结果。

大变局需要负责任的大国

网络民意是把双刃剑。用好了，可以成为四两拨千斤的利器；用不好了，反而容易反噬自身利益。当“亚洲病夫”这样的一顶帽子扣下来，中国民众的反美情绪很容易被调动起来，毕竟这四个字承载了中国人太多历史的伤疤和民族的耻辱。当美国各方不由分说给这场重大疫情贴上“中国病毒”的标签，在无形中煽动起了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和反华情绪的同时，也让中国国内的反美情绪水涨船高。疫情关头民间的情绪可以理解，但作为决策者还是需要理性思考，如何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真正该做的事情。尤其在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的关头，中美作为牵一发动全身的老大和老二，需要最大限度避免被喧嚣的民意绑架。

站在中美各自的立场，所言所行似乎都有充分的理据和必要性：美方被疫情、选举和股市震荡可能带来的经济危机等多重压力所困，中国则试图利用这次大考来巩固和夯实己方制度优势以及负责任大国形象。当各自立场和所需在老大和老二之间发生碰撞，舆论战、外交战便不可避免。尤其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民间口水战、媒体舆论战、官方外交战早已形成某种内在联动，每时每刻都在相互作用和影响，很难彻底切割开来，官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可能如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在另一个场域引发连锁反应。

这就是当前中美关系的现实。未来会如何，既有可预知的必然性，比如随着中西权力重心转移必然到来的长时间的结构性冲突，也有不可预知的偶然性，比如在恐惧和焦虑以及各种现实角力之下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股市震荡、经济危机可能导向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变化，以及今次疫情过后人们价值体系可能的颠覆与重构等。既有矛盾冲突，也有相互利益，究竟是“矛盾冲突”压倒“相互利益”，还是“相互利益”压倒“矛盾冲突”，已经对彼此丢掉幻想的中美，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两种因素不断变化主次、里外共振以及共同作用就是彼此的“宿命”，不仅过往的历史如此，未来也摆脱不了这一宿命。

从这个层面来看，这一次肺炎疫情掀起的中美暗战或是明战，就一点也不意外了。认清这一点并不难，真正难的，是如何在中美关系的“宿命”中看到机遇，并利用每一次契机做一个负责任大国该做的事情。毕竟，任何改变都不是瞬间完成的，而是一步步发生的。就像那一副副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一样，任谁戴上也不会一下子摘下来一样。

这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关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考”，对世界来说，也是一次全方位的“大考”。拨开甚嚣尘上的中美舆论战迷雾，各方都不妨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什么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什么是“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什么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简单朴素的常识，有多少一直被彼此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遮蔽掉了？又有多少被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很政治正确的“概念”置换掉了？中国这样的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不是“专制”、“集权”、“不文明”这几个西方世界惯用的标签就能简单盖棺定论的。同样地，美国在建国后短短两百余年走到今天，也并非单纯依靠中国一些崇美派所谓的“自由”、“民主”这些普世价值就能实现的，一场场战争，留下的可不是这些光鲜亮丽的口号。

这次疫情便是很现成的例子。在中国抗疫取得阶段性成果后，不少网友带着戏谑的口吻嘲笑其他国家，“连作业都不会抄”。也有不少人开始有意的妖魔化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抗疫举措，一时间仿佛全世界都乱套了，只有中国是唯一的“救世主”。姑且不说中国抗疫取得这样的成果付出了多么沉痛的代价，需要反思的地方有多少，单就各国抗疫来说，牵扯历史、体制、文化、价值观等复杂因素，本就很难简单“抄作业”。而对西方世界来说，当疫情在全球蔓延开来，当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美国等“民主”国家也不得不采取封城、锁国等做法时，是不是也该反过来扪心自问一下，最初将中国封城抗疫形容为“集中营”、“戕害人权”，是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中国需要睁眼看美国、看世界，美国和世界更需要睁眼看中国。如果说习近平在2018年第一次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点言过其实，至少变局的感受并不那么真切，那么在2020开年接连飞出“黑天鹅”之后，恐怕没有人否认这一论断。这样的变局里，既有具象的，比如财富权力的转移，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军事力量的再平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也有抽象的，比如传统民主自由价值观遭遇的挑战，人的意识在信息时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蜕变。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在加速具象的变局之外，也恰恰提供了人们在抽象层面进行蜕变的契机。

重大疫情面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全球化的今天，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真的置身事外。这次肺炎疫情最先爆发在中国，爆发在武汉，下一次会发生在哪里没有人会知道。如果经历过这么多次瘟疫侵扰，还有人带着意识形态偏见狭隘地认为这次疫情是“中国制造”，新冠肺炎病毒是“中国病毒”，掌握话语权的有关部门还只知道裹挟和利用民间情绪互相推诿扯皮，那只能说以往历次瘟疫用血淋淋的代价留给人们的全部知识和记忆，只是一场空谈。